五月间，广州红旗派掀起了一个“反四右”的高潮。“四右”是“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而犯“四右”错误的是军区。一时间，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街头又热闹起来。又有红旗派的学生走出校们四处贴大字报、标语。我亦积极地去收集红旗派小报来看。当时的说法很多。一会儿是陈伯达的五个回合论，一会儿又说外交部九十一名司局级干部联名写大字报保陈毅，受到周恩来批评。还更惊人的是以聂荣臻为首的四十八名高干上书毛泽东反对林彪做接班人，要求限制江青的权力和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果遭到毛的否决，并将此严厉斥责为给去年“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毛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级分析”。说“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这种说法与前不久省市革委会提出的“围剿派性”、“铲平派性山头”、“对派性括十二级台风”等大相径庭。红旗派因此而活跃，总派则感到迷惑。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保黄派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情况下重新树起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又以“有线电厂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红旗广州有线电厂分部”的名义贴出一些标语。他们被社会情势引导出这样一个判断，如果现阶段派性组织是可以存在的，那么就不能只让工革联那班家伙一支独秀。他们必须起来与之分庭抗礼。这是保黄天来，和在将要成立的厂革委会中掌握主动的必要措施。

   发现保黄派重新树起山头后，我勃然大怒，在总部里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保黄派是政治流氓。前阵子以铲山头来表示他们最听省市革委会的号召，捞取政治资本，向我们工革联施加压力，逼我们也铲山头。现在觉得形势变了，有山头更有利些时，就恢复山头。真是出尔反尔的变色龙，厚颜无耻的政治流氓。

   刘湛铭问：“那怎么办？”

   我怒气冲冲地说：“撕！把他们的标语全都撕掉！”

   刘湛铭他们听了有些犹豫。因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撕对立派标语的做法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我说：“怕什么？干！那帮家伙半年多来玩了多少阴谋诡计。10.13火案后，一直借火案中伤陷害打压我们。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结果反被诬为放火嫌疑犯。搞得许多本来对我们工革联有好感的群众都远离了我们……”

   我这些话对刘湛铭等都起了鼓动作用，把他们的情绪激发起来了。因他们也一直对遭受诬陷愤恨不已。

   在我们商量具体行动时，刘泽成带来了保黄派的消息。

   他说：“老保们已得知我们要搞的事情。他们已作好准备，只要我们一撕他们的标语，他们就要把我们打得趴在地下。”

   对抗了一年，我们亦知道老保之中会上阵开打的人大概有十几个吧。“他妈的，打就打！”我说：“我们虽只有七、八个敢死队，一个对两个也不怯场！”

   事情开场了。我们从总部走出来。我领头，他们几个跟着，我们手上都握着“长矛”--约两公尺长一头削尖了的自来水管。在厂篮球厂场的那一边，保黄派已出动了一大班人，也都手握“长矛”。我一看，心里不禁一惊，因为那不是我们原来估计的十几人，而是二十好几。“兵力”对比是三比一、甚至四比一，动起手来我们不被打趴才怪。但是，队伍(虽然只有七、八个人) 既已拉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

   这时，厂里许多职工都风闻将要发生重大事件。我发现机械车间大门口都挤着一些员工。装配车间的窗口也有人在张望。他们都悄然无声，仿佛在静待着火星人的降临。

   我横着脸带领队伍从保黄派的“武装部队”旁边经过。到了一处有他们标语的地方。我说：“撕下它！”黄自汉走上前去，用长矛一劈，整个标语就哗啦啦地掉下来。此时，我和刘湛铭等握紧长矛，注视着那边老保“武装部队”的动静。如果他们扑过来开打我们就应战。我的神经紧绷到极点。握着“长矛”的手心在出汗，太阳穴突突地跳。毕竟好多年都没有打过架了，更不要说还用“冷兵器”。可是，老保的“武装部队”竟没有扑过来。但我们并不敢大意。几个人手持“长矛”护卫着黄自汉走到另一处劈毁老保的标语。事情作完回到总部，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刘湛铭他们铁青的脸亦恢复了一些血色。我想他们刚才也会跟我一样，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我们有些困惑，怎么老保们没有动手呢？不久刘泽成又探得一个情况。说老保们集合好队伍，正磨拳擦掌要给我们点颜色看时，突然接到一个情报，说刘国凯已叫他弟弟刘国旋带领一大班“广州兵团”来。如果我们吃了亏，“广州兵团”就要给他们好看。於是他们犹豫了。刘湛铭问我：“有这回事吗？”我说：“没有哇！”“那是怎么的呢？”刘泽成问。“嗨，懒管他的。”我说：“或者是有人暗中帮我们，或者是他们怕真打，自找台阶。”

   这件事当时我还有点胜利的洋洋之感，但多年后回想起来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有线电厂老保恢复山头的做法固然是政治投机。骂他们一句政治流氓亦无不可。还可在心里骂他们是共产党的政治打手；是以保共产党官僚、替共产党压制群众来搏取个人利益的无耻之徒。怎么骂都可以，但确不应撕毁其标语。尽管他们保共官可耻，但成立组织、取消组织、恢复组织，那都是他们的权利，而撕毁其标语则确会引发暴力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由此我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的流血事件是保皇派在军方或当权派(如广西王韦国清大规模屠杀“四.二二；武汉“百万雄师”杀“钢工总”；内蒙军区军官柳青枪杀内蒙师范大学学生韩峒--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枪) 的刻意指使乃至直接指挥下发生的，无可避免。但有些武斗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出于群众组织双方的意气用事，非理性地处理问题，激化矛盾愈演愈烈所至。或造反派组织在长期的压抑下、对未来失去期盼的浮躁非理性行动。当然，这样的武斗规模一般不大，也不是文革武斗主要的、实质性的内容。

   不管是有人暗中帮助我们也好，还是保黄派自找台阶下台也好，那场武斗没有发生是一件使得庆幸的事情。而我则是犯错误者。试想，如果流血事件一旦发生，一场混战下来，谁先出手未必清晰，但事件的起由则完全清楚，那就是刘国凯提出并指挥撕毁对立派的标语。我将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回想起自己在整个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是作过两件不对的事情。一是在税务局时因张昌柳写大字报暗攻击我，就对他猛烈回击。二是在有线电厂挑起撕毁对立派标语的非理性行动。

   那段期间社会大组织犯类似我这种错误的，在广州有一向稳健、威望极高的中山红旗，它是广州红旗派的中流砥柱。

   六月初，中大红旗所发动的对中大总派组织“中大革造会”的武斗显然是非理性行为。因为“革造会 虽然在校内构筑工事，安装电网，但并无主动攻击中大红旗的行动。中大红旗的这一非理智行动被稍后军方用作镇压旗派的重要口实。

   全国学生造反派的标兵组织清华“井岗山”对清华“四.一四”的动武也系非理智行为。从清华“井岗山”里分化出来的“四.一四”兵团毫无疑问是新保皇派。它要尽可能地保共产党干部，提出河归旧道十七年。它说文革前十七年是以毛主席为主领导着中国。故应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的政治秩序。无疑，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考察，它都是百分之百的保皇派--保党派。对“四.一四”保皇思潮无须动武，而应予以批判。即使那“批判”套话连篇，其用语和词汇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有时读来真令人生厌，但它实际上也都冲击削弱着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秩序，因之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惜，“井岗山”却错误地、非理智地选择了动武。

   毛泽东站在蒯大富(“井岗山”头头) 和周泉缨(“四.一四”头头) 之间是十分矛盾犹豫的。蒯是毛手中的棍子，用它来打倒了刘少奇等不符合他胃口的昔日同僚。但这魔棍搞来搞去不大听使唤，想脱出自己的手另外去打自己不想打的人，乃至打自己的社会基础。周泉缨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就算不听它恭维自己的话，亦应肯定它的说法有利于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恢复。说到底，周泉缨们才是共产党政治统治的信徒和社会基础。但是，它于斯时斯地就迫不急待地全面肯定文革前十七年，则有曲折隐晦地为刘少奇叫屈的意味，这意味可悄悄地引伸为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故此，毛不能赞赏他。如果清华“井岗山” 们没有在1968年夏非理性地对“四.一四” 们长期动武，或许毛不至下决断以铁腕剿平北京造反派，而会采取逐步剿平的方式。如果这样，广州的红旗派亦或不至在骨牌效应中被军方借此东风剿灭得那么悲惨了。

   有幸，广州有线电厂那次没有因我的非理智行动而触发暴力流血事件。否则，在此后的大镇压中，有线电厂的保党派们就可以由此构陷罗织我们更多的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