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终究今非昔比了。一年前(1967年) 的五月辉煌未能重现。今年五月广州旗派的活跃只是昙花一现，从广州军区大院升起的阴云毒雾渐次覆盖了整个南粤长空。军方和由军方控制的省、市革委会对红旗派的态度愈来愈严厉。而相对的，红旗派则呈强弩之末。悲观失望的气氛广为蔓延。我发觉不但是造反的工人群众，即使是红旗派学生的干劲也大不如去年的五、六月。那时真是同仇敌忾、气势如虹啊！

   广州又发生了武斗。但跟去年的此时有所不同的是，现在不是单纯总派打旗派。四月间在省市革委会的主持下成立了由总派组成的貌似中立的“工人纠察队”。他们此时派上了打旗派的用场。在街上“告急”的大字报中得知，不但“工纠”出动，连公安人员和军队都直接对旗派下手。如“6.1二十二中血案”和“6.11六榕路惨案” 。

   由于二十二中的旗派学生曾在五月下旬的供电公司两派武斗中前往支援，并与前往弹压的军队有所摩擦，六月一号，军队竟直接到二十二中突袭他们。六十九名旗派学生全部被殴伤还关进广州警备区的拘留所。

   六月十一号，四十六中的旗派学生听说六榕路派出所无故抓了他们的同学，便前往询问。由于所门紧闭，他们一行十七人(其中四名女生) 敲门不应后便要离去。此时突然所门大开，一夥拿着棍棒的公安人员冲了出来。学生们一看吓得四散逃命。其中何自成被追上，棍棒齐下。何自成脑骨破碎、脑浆外流，死状极惨。

   如果是在去年发生这样的惨案，旗派一定会全局奋起，找殴毙何自成的公安人员算账。但此时，尽管四十六中的旗派学生到处贴“血案告急”的大字报，旗派在整体上并无动静。看到这一情况我感到十分辛酸。也使我对旗派的前景充满了不详的预感。此时，我真想冲上街头，振臂高呼，汇集红旗派的人群去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可是我一直没有介入社会上的红旗派活动，丝毫没有影响力，谁会听我的呢？前几个月的独自思索，使我对社会上的文革运动形成这样的看法，就是它被纳入了毛泽东政治清洗的棋局，不介入它也罢。但此时我有些后悔了。我想我本应该介入的。纳不纳入那个“棋局”按下再说，眼下目前则是如果我不仅是微型组织有线电厂工革联的常委，而是大型组织全市工革联的常委，那我就一定不会让公安佬就这么把何自成活活打死了事。

   跟外地相比，广州还算平和。进入七月，更恐怖的血雨腥风从四周向广州吹袭过来。旗派的小报一篇又一篇地报道了肇庆、海南、梅县等地总派先残杀四类分子。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村头。说他们是旗派的后台，然后再对旗派进行大屠杀。梅县地区有个公社把几百名地富及其子女集中到一个洼地，说是要开会。等人到齐后，隐蔽在高处的机枪便进行扫射。被打死的人压成堆。作为一个旗派成员，我当时对这些本派别的报道都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那太血腥、太惨绝人寰了。实在难以置信。旗派知识分子多，能写会讲，会不会有夸大的成分呢？未几，更惊人的报道接踵而来，那就是广西的情况。广西许多地方的“联指”(保党派) 动员数县民兵，还有解放军的地方部队协同包围“四.二二” (造反派) 的各据点。用炮把楼房轰平，再用机枪扫射。抓到的俘虏任意杀戮。有些尸体就近往江河里扔。这不是文革武斗，这简直是战争，是不受日内瓦公约约束的最原始最野蛮的战争，是纳粹式的集体大屠杀。这会是真的吗？有天下班我骑车过人民桥，看见桥边人行道上很多人贴在栏杆边往下看。出什么事了吗？我好奇地停下车也挤进去。有人叫了；“看哪！又有一个。我在这里站了几个字(粤语，一个字即五分钟)已看到三条咸鱼(粤俚语，指人的尸体)了。”大家顺着那人的手指望去，只见江心里有个黝黑的东西在载沉载浮。尸体，是尸体！它流经桥下时看得较清楚了，但面目已肿胀腐烂。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悸恶心。这时听到有人叹道：“唉！这都是广西‘四.二二啊！’。”至此，我相信旗派小报上讲的是真的了。许多年后我到了海外，才从一些原居香港的朋友那里得知。那时有很多尸体就这样一直漂流到香港才停下来。引发港英当局向中方提出抗议。说是污染了他们的水域。这些朋友还把当年附有图片的香港报纸给我看。

   我极度震惊、也极度不解。毛中央究竟知不知道广西发生了这样的血腥事件？说不知道，那没可能，中央文革在各地都有耳目。说知道，那怎么会任由保皇派和军队如此大规模杀人呢？一年前的武汉保皇派“百万雄师”打杀造反派最后直至闹出“七.二O”兵变，中央都没有怎么责罚他们，只抓些头头了事，还认真叮嘱造反派不可报复他们。现在广西造反派“四.二二 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会使中央坐视他们被如此大规模屠杀？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徐木兴休完探亲假回来了。他的脸色十分沉郁，看着我象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终於有一次旁边没有人时，他对我说：“XX，算了，不要再搞了。现在农村里已杀了很多人。”他摆摆手，不等我回应就离去了。我省悟到，徐是梅县客家人，他一定是回家乡一趟看到了许多情况。看来小报上讲的不假。只不过他家乡那里被杀者的尸体不会漂流到广州来。徐是我们工革联中唯一的党员。多年后我分析，即使他对自己家乡大杀四类分子不感震惊，但对杀旗派还是感到恐惧的。尽管他只是因对黄天来个人不满而参加工革联，丝毫没有冲击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成分，但既阴差阳错地参加了旗派，也就不自觉地担上了一份心。

   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有些旗派成员奋起了。他们不甘坐以待毙，要武装抗暴。由于手中的武器早就上缴了，此时他们又策划抢枪自卫。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七月一号的沙河瘦狗岭抢枪。来自各工厂、大中学校的旗派达千多人参与了此次行动。但这次守卫军用仓库的军人开了真枪。抢枪者死伤十多人后退去。抢枪失败对旗派来说其实是因祸得福。否则它将会遭到更严酷的镇压。抢不到枪，有些工厂的旗派就自行制造枪支。这股风也吹到了有线电厂。刘湛铭、李胡英、申永康等利用上中班的时间造枪并进行试射。不料在一次试射中轻伤了一名路过的职工。我对造枪没有兴趣。因我觉得一旦动用真武器，群众组织是不可能与军队对抗的，造枪毫无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简直是“贪过瘾”式的瞎胡闹。但我无法制止他们。

   七月中的一天，我们有线电厂工革联分部接到无线电局工革联总部的通知，要无线电局各分部派代表到局总部开重要会议。我对刘湛铭说：“你去去，看是什么事情。”刘回来后说：“局工革联总部传达市工革联总部会议的决定，二十一号全市旗派统一行动，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市工革联总部的头头说，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确凿消息，省市革委会里的复旧派已在磨刀霍霍，要镇压我们旗派。我们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和决心。叫他们不敢说动手就动手……”

   我问：“是整个旗派一起上阵吗？三司系统如何？”

   刘湛铭说：“是一起的。都动起来了。现在局势比去年三月更严重。那次镇压，军区都不管你是省革联派还是省革筹派都镇压。这次更不会管你是三司山头的还是红司山头的。只要是旗派就要遭殃。广西造反派‘四. 二二’被杀光了。我们广东旗派要想不至落到广西‘四. 二二’那样的地步，除了奋起抗争，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说：“参加！毫无疑问要去参加。通知全体工革联成员，尽可能多地去吧。”我们几个分头去通知人，并在下班后忙着制作标语之类。

   那天一早我们就赶到集合地点广州文化公园。说是全体参加，其实只来了十几个。“高参”之中只有陈润生参加。

   文化公园里人山旗海。人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昂。会议开始后，惯例是旗派的大头头们轮作发言。我们在下面其实都没有留心听。头头们演讲些什么都不重要了，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些话。倒是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跟同属无线电系统的其他厂的兄弟组织交流，这会儿正好谈谈。大家都诉说厂里的“老保”趾高气扬得很。“工纠”全给“老保”掌握了。摆明架势就要来镇压我们。有人忧心忡忡地说，这次恐怕局势难以扭转了。有人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已经闹到这份上，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死也要死得象个样子。

   我则说：“你们也不必太心惊。我们广州旗派总不至会象广西‘四. 二二’那么惨。‘四. 二二’也真够胆，为了抢枪自卫连援越军列也敢抢，结果惹恼了中央。我们广州旗派做什么了？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没做。”

   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那班“支保军”铁了心要搞镇压，才不管你出不出格哩！也有人说，惊什么惊？我不是惊，是心里不服。丢那妈！我们作错什么了，军区怎么总是跟我们旗派过不去？还有人问，中央到底知不知道下面的这些情况？

   游行开始了。学生队伍先行。大学生、中学生按学校列成一个个方阵，队列整齐地前进。每一个方阵都以本校组织的大旗为先导。学生们有节奏地呼着整齐的口号；

   “毛主席--革命路线--必--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反复旧--反迫害--反镇压！”

   “……”

   工人队伍虽然没有学生队伍那么整齐，口号也没学生那么带劲。但情绪则一样是饱满的。我们的队伍从西堤二马路转入人民南路时，珠江红司的游行船队也刚好在经过。他们拉响汽笛。气势十分雄浑磅礴。我们大受振奋。这时，市工革联的宣传车也到了。大喇叭里唱着毛的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跟着唱起来。游行队伍从人民路到西门口转入中山路，再到烈士陵园才解散。全程约八公里。后听说，先头队伍已到达东校场解散，殿后队伍才刚出文化公园。人数有十多万。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参加过几次旗派的游行示威。只有这一次印象最为深刻。1967年4、5五间，旗派为争取平反举行过一些游行示威，那时我还在郊区税务局，且无可奈何地参加了保皇派组织，故自然没有介入旗派的这些活动。1967年7、8月，旗派为抗议保皇派的突然袭击，亦举行过气氛极为悲壮的“抬尸游行”，那时我正忙着厂里工革联的成立，故也没赶上参加。1967年9月我们有线电厂工革联正式成立，而此后局势却相对稳定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在恢复和重建之中。旗派已不经常举行游行示威了。直到这旗派行将倾覆的前夕，我以全部身心参加了这红旗派最后的绝唱。

   参加旗派1968年“七.二一”大游行是我一生中极有意义的事情。这次游行真正是人民的游行，而且是很有思想深度，和很有水平的游行。

   说它是人民的游行是它并非发生在文革最动荡的混沌时期，而是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秩序业已重建之后(广东省市革委会于1968年2月成立)。它在共产党已主控时局的情况下却完全由民众自己筹划举行。而且这个游行完全没有毛中央的任何支持。它完全不象1967年4、5月要求平反的游行示威那样有毛中央的支持作凭藉。更为突出的是，这场游行矛头是指向重建的共产党政权，它实质上是向省市革委会--军人政权示威。说它有思想深度是它打出了、叫出了“反复旧-反迫害-反镇压”的口号。其他的口号都是幌子，只有这句口号才是真质，才是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心中真正的诉求和斗争目标。说它有水平是它情绪饱满高昂却又秩序井然。它没有任何被当局抓到把柄的地方。事后得知，军方早在游行路径的许多制高点上隐架了机枪。只要游行队伍有冲击省市革委会的行动就立即以镇压“反革命”暴乱而开枪扫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