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广州各单位的军代表都撤走了。当时我不明就里、颇感疑惑。后来才明白，那时军方已内定要以武力镇压。旨在起调和作用的军代表反而不合事宜，故撤离之。这其实是个不祥的信号，但当时能洞悉者甚少，包括我自己。

   七月底广州文革局势风云突变。其变化之急速、变化之剧烈，超出了所有旗派成员--无论是一般成员还是头头--的预期和想象。那空前的程度简直可以用突如其来的山崩海啸来形容。军方以“三军联委”的名义用飞机撒传单。内容是七月二十五号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接见两广群众组织代表，对两广造反派劈头盖脑地大骂。并说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反共救国团”的总部设在广州，广西有分团。就在一星期前，红旗派还举行了很有声势的数万人“表忠”游行，显示其力量和反抗镇压的信念，但此时，它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

   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反革命”不是最可怕的帽子。所谓的路线斗争翻来覆去，今天的“反革命”明天得到平反就会是英雄。可是，跟台湾国民党政权是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瓜葛。一沾上就死定。红旗派的头头做了有台湾国民党背景的“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可是这“头头”是谁呢？答案尽管没有，旗派却因此而彻底完蛋了。

   我对此绝不相信。我认为民间或许有反共者结成的组织，但那规模一定非常小。旗派的头头更没丝毫必要卷入其中。既做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大头头，就必然按照文革的牌理出牌。而且，文革前十七年中，囿于共产党的强力洗脑和严厉镇压，人群中既缺乏有系统民主理念的人，也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充满偏见。人们没有理论深度去彻底反共；没有胆量去直接了当地反共；尤其不敢背靠台湾国民党去反共。

   可是，能这样头脑清醒作此分析者为数不多。何况，头脑清醒又有何用？敢反驳周恩来、康生的断言吗？“三军联委”的传单瞬时摧毁了红旗派的心理“马其诺”，接下来就是具体收拾它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八月一直是个最血腥可怖的月份。1966年8月，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肆意殴杀“黑五类”，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运动”。1967年8月保皇派--保党派组织挑起武斗，企图以暴力压倒造反民众。1968年8月，在毛中央的布局下，全国都收拾造反派，尤以两广，特别是广西最为残酷。

   时光仿佛倒流，历史在作循环。1966年8月“四类分子”被挂牌游街的“盛况”在1968年8月的广州街头再现了。所不同的是那时施暴者是高干子弟红卫兵，此时则是省市革委会组织和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人民纠察队”。被赶去挂牌游街的“四类分子”不是单个的，而是一大群用绳子绑着牵起来象牲口一样。一天下班，在同福路转新港路一带，我目睹了这一“盛况”。“牲口”队伍在“工纠”、“人纠”的棍棒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辆宣传车在队伍旁同步移动。车上的高音喇叭高叫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彻底粉碎反共救国团！”有个“牲口”在烈日中倒下了。几个“工纠”、“人纠”上去踢他、打他。他仍趴着。后面有辆卡车到了。“工纠”、“人纠”象扔牲口一样地把他扔上车去。我眼里冒着火焰。我恨透了这种人身的等级歧视和虐待。我真想扑上去解救那些不幸的“牲口”。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那无疑于飞蛾扑火、以卵击石。我无法再看下去，便掉转自行车头从另一条路回家。

   这是镇压造反派的序曲，各地均如此。首先拿经典阶级敌人开刀祭旗，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再收拾眼下的主要目标--造反派。说来广州还算仁慈。许多县城、乡间则是干脆把“四类分子”杀掉，还将其尸体挂在街口村头示众。

   八月初，作为整个大镇压的组成部分--广州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也登场了。应该说有线电厂的“政策水平”是较强的。整个镇压行动中没有杀伤，殴打亦有限。镇压的前台指挥者是人保股长梁双基。当然，梁只是镇压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他是按上头指示办事。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在极短时间内恢复。共产党统治机器的末端是各单位的人保、政工、武装部门(在许多中小单位这三者是合一的) 这个末端在运动中保存着、潜伏着。它韬光养晦达两年之久，现在它拨开盖在脸上的浮土，尽露峥嵘，发挥其巨大作用了。

   镇压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拿“经典阶级敌人”开刀祭旗。有线电厂其实并没有这类“祭品”。正牌的“阶级敌人”是没有资格在国营厂中做职工的，若曾有，也早就被开除出厂了。那怎么办呢？梁双基把陈洪、劳标等几个资本家抓起来批斗。广州有线电厂于1956年由几家制造电话机的私营小厂合并而成。这几个资本家除劳标外都已退休，或长期病假，根本不介入工厂的一切活动。但尽管如此他们亦难逃噩运。我看见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头发灰白，有的还有病，竟都九十度弯腰挨批斗，心里真为他们难过。一些运动积极分子--都是保黄派人员--上台揭发批判他们。都是陈年老账或莫须有。如批判他们以前奉行刘少奇的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论去剥削工人。一向以来抗拒改造，不满现实。文化大革命中煽动两派对立等等。

   除这几个资本家外，还抓了个人，是机修班的佟济民。机修班是“工人战斗团”的大本营。佟亦为其成员。他平时总对潭然吉、秦务杰满脸堆笑，十分巴结。有时跟在他们的后面讲我们工革联几句风凉话。刘湛铭知道他的底细，曾骂过：“丢那妈，看以后有机会给那个伪军好看！”这是又一个郊区税务局“丁类人员”的行为方式。但他失算了。梁双基没有因为他加入“工人战斗团”就放过了他。祭坛需要多种祭品，粱双基毫不犹豫地把他扔了出来。他被挂上“汉奸伪军”的黑牌押上批斗台。梁双基们藉此高格调地宣称，有线电厂不是搞一派压一派。任何一派中的坏人都会被揭露清除。看，这不？“工人战斗团”中混有坏人一样也逃不掉。

   这第一步还有个极大的特点，就是梁双基竟通知我们工革联派人跟他们一起去抄家捉人，似乎有线电厂的旗派特别，不会被镇压。我对工革联的成员说：“谁愿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刘湛铭他们几个说去。我说你们去就去，但绝对不可打人。尤其是刘泽成的师兄弟冯祖超，我看他跃跃欲试的样子，就特别招呼他，不准打入。通知我们一起去抓佟济民时，刘湛铭等很幸灾乐祸。我特别提醒刘湛铭，不要打佟济民。

   后来我听说只有劳标挨了打。是电工房“工人战斗团”的人打的。刘湛铭分析说：“劳标保留工资高。他们经常要他请吃饭。他不干，这次他们就借机打他。”真卑劣！我心里骂道，完全是一班无赖流氓。

   八月中，镇压行动进入第二步，抓地总有线电厂分部的人。有线电厂运动特色多，这又是其一。在社会上总派是胜利者，怎么这里如此另类？只要洞悉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的实质，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和疑问。文革两派说到底一派是保原有统治秩序派--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在广州它叫总派。另一派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造反派。在广州它叫红旗派。通常情况下，单位内的保守派与社会上的保守派是重合的，造反派亦然。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会因种种原因产生背离、错位。1968年夏季不再逆转的大镇压中(1966年7月镇压、1967年3月镇压都曾逆转获平反--表面的、暂时的平反。) 镇压者是保原有统治秩序派，被镇压者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保原有统治秩序派绝不因为它在单位里挂了红旗派的名称而失去镇压者的政治资格。同理，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派也不会因为它在单位里挂了总派的名称而获得豁免，不被镇压。有线电厂的地总是错位的，它与社会上总派的政治倾向背离。其具体表现是冲击原有统治秩序，故属于被镇压者。

   只是，梁双基等镇压行动的策划者还是有水平的。有线电厂地总中的关世美是真正持总派观点者，又是军太太，不惊动她。梁耀华运动初期已含冤，不再搞他。梁芳兰是党员，不要动他。但是，这班人既跟黄天来过不去，总得教训一下他们。於是牺牲品选定为货仓管理员王新松、质检员姚雄章和装配车间一位年长的工人(忘却其姓名) 。听刘湛铭他们说这三个人的家庭出身都有些问题。尤其是那位年长工人，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抄姚雄章的家是我唯一参与的行动。因为我感到太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要搞姚雄章？他根本没有什么言行。而且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我想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对待他。他们在姚雄章家里翻箱倒柜，我在一旁看着，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抄找些什么。闹腾了一阵，他们把姚雄章绑起来，押回厂里关进“牛栏”。另听说那位年长工人遭到尤其粗暴的对待。“工人战斗团”的冼国祥出手打了他，而且打得很狠。这三人都挨批斗。那位年长工人被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在批斗会上再次遭到毒打。

   八月下旬，镇压的主戏上场了--清算红旗派。主戏之前搞那些序曲都是为了表示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应该说，在那个大疯狂的时期，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还算是有节制的。镇压行动的执行者是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工纠”在四月间已成立。但由于旗派的存在和抵制，它只存在于少数总派占绝对优势的大工厂中。直到此时红旗派土崩瓦解了，它才得以全面成立起来。“工纠”按行业取“营”建制。如电机局、建工局、纺织局……各组建一个营。排到无线电局是第十九营。营下建连。各工厂组建一个连。无线电局行业中有线电厂排头，为第一连。连长是人保股长梁双基。成员清一色保黄派成员。七月间有十多名复员兵分配到有线电厂。他们除一名外，全成为“工纠”的排、班领导。他们在部队时就支保，分配到厂后黄天来、梁双基着力笼络他们，故都成为“工纠”骨干，使之镇压力大增。听说在个别工厂里，共产党统治体系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崩坍，使红旗派在厂里占绝对优势。“工纠”竟由旗派组成，并拒绝镇压旗派。这时省市革委会就会搞所谓“捅马蜂窝”。从外面派大量“正牌”工纠进驻该厂，以强力乃至暴力摧毁旗派工纠，扶植该厂保守势力重建共产党政治秩序。总之，在那个大气候下，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造反派都逃脱不了被镇压清算的命运。

   事先我们已得到了风声，知道下一步就轮到我们旗派分子挨批斗关“牛栏”了。我想我是过不了关的，遂每天带着牙刷牙膏毛巾上班。八月底一天，厂广播器大作，是冼国祥威风十足的吼声：“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连部紧急通知，全体工人纠察队成员立即在篮球场集合！”未几，头戴钢盔，手执红、白、蓝三截色木棍的“工纠”列队来到机械车间外。我一看这阵式，当是抓我无疑。我摆出革命者大无畏的气派，想象着电影中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走时的镜头。我等着他们走过来抓我，到时一定要象电影中的革命者那样大义凛然、泰然自若。我故意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操作车床。咦，怎么等来等去没人来我身边？后来听到身后一阵骚动。不由得回头一看，原来工纠是把申永康抓了。又是冼国祥威风十足地宣读广州工人纠察队十九营一连的通令。内容大致是申永康私自制造枪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将他隔离审查，令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