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革联被收拾了的情况下，革委会迅速得以成立。黄天来任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一职暂缺，不久由再次派来的军代表担任) 革委会的几名委员全是保黄派得力干将。这是很合当时政治逻辑的结果，也无任何人敢持异议。黄天来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现在有人说什么我们有线电厂搞的是一派掌权论，这个论、那个论。我们要告诉他们，就是要一派掌权。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嘛！难道要让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来掌权吗？”

   一派掌权，在广州、广东是保皇派--总派掌权，这是正常的情况，全局如此。但是，没料到有线电厂还真是特殊多多。七月下旬，广州的镇压行动尚未正式开展之时，四机部指示其各省市所属厂派人上北京办学习班，并说明两派代表人数必须对等。广州有线电厂是双重领导单位。行政和民用产品生产受广州市无线电局管，军工产品属四机部管。

   当时有线电厂共派六人赴京。保黄派三人，批黄派三人。其中两人是工革联成员：吴瑞卿和1956年入厂的女工郑佩珍。另一人是地总的杜敏高。他们刚离开北上，镇压行动就开始了。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求各厂两派尽快铲山头大联合，以成立革委会。赴京代表在学习班主持者指导下学文件、谈心得。这都是典型的官方架步，乏善可陈。但较实际的是它介入了各厂革委会成立的具体操作。如当学习班主持者知道广州有线电厂革委会是单派组成后，发来电报，建议予以补台，提议至少工革联有一名代表进入革委会。对于这个建议，黄天来及其拥戴者不敢拒绝。我们遂推工革联唯一的党员徐木兴进入革委会。同时由于学习班主持者还关注着各厂的运动情况，得知工革联已有五人被抓，遂发电报来提醒广州有线电厂的“同志们”要注重执行党的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五人之后再没有人被抓，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1969年共产党政治秩序进一步恢复。厂革委会的成员都任有具体职务。徐木兴被任命为机械零件车间主任。有一次他特地对我笑着说，他能进入革委会是工革联的战友们推举。但进入革委会，又担任车间主任，他就应该为无产阶级掌权。我虽然年轻，但有三年税务局的工作经历，在机关干部圈中泡过，对共产党的政治运作有所了解。他这样讲，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上头有人找他谈过话。我甚至能想象到那谈话的内容是要他发扬党性，克服派性。现在党提拨他，他应作党的干部，为党工作。不可因从前是工革联的一派成员而徇私，不可在处理事务时偏向从前同派的成员。我对徐木兴所言沉默以对。我当然没有指望他当官后会特别关照自己。不过由于年轻和性情耿直，我做不到那么圆滑，去对他所言表示欣然赞同。只是，徐木兴还是个心地较善者。他一直颇友善地对我。直到我在1977年初贴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的万言大字报，公开了自己政治异议人士的真质，而遭关押、批斗，并内定为反革命分子后，他才对我形同陌路。不过我丝毫不怪他。因为他毕竟是共产党圈内之人，而我是共产党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