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之后大弟刘国旋就再没有回过家。七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向他问起二弟国铸办学习班的事情，究竟是办什么学习班？都几个月了。他说：“是武斗中打死了人。”我说：“武斗是双方开枪，都有可能打死人，也都有可能被打死，这也要办班，那么总派不知多少人都该办进去。”弟弟听了不语。我又问：“那大概要办到什么时候？”大弟说：“原以为局势稳定后就可出来。现在看来难说了。”

   近一个月大弟都没有回家，父母、特别是母亲十分为他的安危担心。终日愁眉不展，常暗自流泪。外面传来许多旗派头头遭到残酷批斗的消息，更使母亲坐立不安、寝食皆废。八月初，大弟的一个同学来告诉父母，说大弟已脱险到外地避难去了。这才使母亲的悬心稍落了些。又大概隔了一个多月，那同学又来告诉父母一个坏消息。大弟从北方返回，一下流花桥火车站就被军队抓到广州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去了。父亲叹着气：“唉！在劫难逃啊！”母亲饮泣道：“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一个儿子进了牢房，又一个儿子也进牢房。”我在一旁沉默无语，不知怎样劝解他们。

   九月下旬一天清晨，父亲把我摇醒，说：“国凯，不好了！你妈自杀了。”我一听，浑身一震，睡意全无，一下跳起来。“怎么回事？爸爸，妈妈不是跟你睡在一起的吗？”

   父亲满脸凄惶地说：“你妈整晚哭泣，我劝不听，她后来到外房去了。我累极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看，你妈还写了遗书。”

   母亲的遗书不长，在一张信笺纸上写了这样几行：

   “华甫：我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两个孩子被抓去坐牢，他们又天天批斗我，说我不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教唆儿子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被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天天挨斗。我没有办法了，我去死吧。树勤”(我父亲姓名刘华甫、母亲姓名李树勤)

   几行遗书激起了我冲天的悲愤。我立即想起有线电厂那位年长工人遭批斗的情景，想不到我的母亲也惨遭这样的虐待。这时，我真想手里有一挺机关枪，冲到茶叶加工厂对着那班虐待我母亲的王八旦们一阵狂扫。

   “国凯，希望你妈只是一时悲伤走出去了。我们还是分头去找找吧。最有可能的是跳河。我们先到珠江两岸找找看，或许还来得及。”

   父亲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说；“好吧，我沿珠江那边岸找，爸爸你沿这边岸找。”说完我就立即穿上解放鞋跑出去。

   我家住在六二三路。我出来后先沿沙基涌跑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情况就跑过人民桥，沿江边跑边看。突然，我想起几年前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后，我也曾想过自杀。可是走到珠江边就犹豫了。此时我心中并出一线希望，如果母亲也象我那样走到江边犹豫就好了。从人民桥跑到海珠桥，再过海珠桥跑到大沙头回转，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我心中十分慌乱。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多么希望能发现母亲坐在岸边的某个地方哭泣，或者一班人围着获救的母亲。什么情况都没发现，那说明什么呢？曾听有人说过，溺水者的尸体要两、三天后才会浮起来。难道母亲会是那样？我浑身打了个寒战，不敢再想下去。如果母亲没选择跳河，而选择其它方式，如上吊，那上哪儿去找啊？到市里几个公园去找？越秀山公园最大，有些地方游人少至，看来应到越秀山公园去找。回到家里，不见父亲。跑了半天不感饿只感口渴。喝了两杯水，留下纸条给父亲，说在珠江两岸没发现什么情况，这就到越秀山看看。坐5路公共汽车到了越秀公园，立即买门票跑进去，专找人少的山峦树林里钻。从中午一直转到傍晚，一无所获。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公园，软瘫在公共汽车的椅子上，疲劳、饥渴和悲伤一起向我袭来。捱到家里，一推门进去父亲看见我就急切地对我说：“国凯，刚接到茶叶公司的通知。你妈跳河被救起，现在正在工人医院急救室里。”“啊！”我象被打了强心针般一下精神百倍起来，马上转身就要出去，父亲说：“既已获救就不要紧了。你跑了一天，也够累了，吃点什么我们一起去吧！”

   跟父亲急匆匆来到工人医院急救室，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还在昏迷之中。医生说没有大碍。只是喝了许多水，已呕出来了，人精神损伤太大，睡睡就会醒过来的。继而得知母亲是坐轮渡待船行到江中心时从船尾跳下去的。这说明母亲是抱了必死之心。没想到母亲太胖，身高1米55，体重却达150多斤，体内脂肪甚多，身体比重小于水，沉不下去。船尾有乘客看见，高呼有人跳水。船员遂停阵把母亲捞了上船。船尾的螺旋桨把母亲的臀部划开一道十几公分长的伤口。如果位置再偏一些，螺旋桨就会把母亲劈为两段。

   母亲暂时留在急救室。我和父亲回家。一路上心里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由于知道同一栋宿舍楼里有茶厂保皇派住。我故意在过道上大骂他们搞逼供信。回到家里父亲埋怨我说：“你这伢在那里骂，他们听到传回厂里，我们就会有麻烦。”“怕他个屁！”我恨恨地说。

   第二天，我和父亲一起把母亲接回家。中午有个人来对父亲悄悄讲了两句话就赶紧走了。我约莫认得那是茶厂的人。“爸，他跟你说什么？好象满秘密的。”我问。

   父亲面带忧愁地说：“茶厂的工纠下午要拉你妈回去批斗。”

   “什么？还要拉我妈去批斗？王八旦！我跟他们拼了。”我暴怒如雷。到厨房找到一把斧头，对父亲说：“如果他们来拉妈妈去斗，我就劈死他们。”

   父亲大惊，连说：“使不得！使不得！伢，你到底是想你妈生还是想你妈死？”

   问得奇怪。我说：“当然是想妈生。”

   “如果是想你妈生就千万不要这样干。就算你劈死他们一、两个，你自己也一定会死。你两个弟弟都进大牢了。如果你又出这样的事，你妈还活得成吗？”

   我无言了。父亲乘势夺下我的斧头拿去收藏起来，然后回转来对我说：“运动中自杀一向被说成是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唉！你妈真糊涂。如果他们真的来了，顶多是请求他们等你妈身体稍微复原一些后再回厂接受批判。”

   这时昏昏沉沉中的母亲听到我们的对话，就叫我们进房里，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伢，我知道你对妈一片孝心。妈已糊涂一次了，你不能也糊涂啊！”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说：“妈，我不能眼光光看着他们拉你走啊！”

   妈也饮泣道：“现在到处都这样，不光是妈。你也要看开些呀！”

   冷静下来后，我想父亲还是讲得对的。不要用斧头。但我已暗自下定决心，只用身体挡着。除非他们把我打趴在地上，否则我绝不让他们把妈妈拉走。

   下午，母亲工厂的“工纠”果然来了。不过没有戴钢盔拿棍子。我对他们怒目而视。其中一个领头模样的人问我：“你是李树勤的儿子吗？”我不理他。父亲赶紧在旁边说：“是、是，他是我们的大儿子。”

   “是你说我们搞逼供信的吗？”那头领语气严厉地责问道。

   “就是，怎么样？你们不搞逼供信，我妈怎么会自杀？”我也提高声量回击他。

   呼啦一声他们几个人一下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狂呼乱喝起来：

   “你说我们搞逼供信，有什么根据？”

   “什么叫逼供信？”

   “你诬蔑革命群众，好大的胆子。”

   “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你完全是胡说八道。”

   “……”

   我也毫不示弱地迎上去，对着他们吼声如雷。具体吼些什么已不重要了。需要的是用如雷的吼声来发泄长久以来郁积心中的许多愤慨。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全武行马上就要展开。这时父亲尽力隔在我和他们中间，并使劲把我按坐在椅子上。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这样做是要尽力使架打不起来。父亲并拉过另几张椅子也请他们坐下。经过一阵交锋他们平和了些。为首的那个家伙对我讲了一大通他们是如何如何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如何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批判挽救我的母亲。我知道那都是些屁话，根本不想去理睬。他讲完后另外的人也重复一番。我父亲一直都陪着笑脸，不住地点头称是。末了，他们起身离去，并对父亲说：“你要好好做你爱人的思想工作。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要拒绝组织上的挽救，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你爱人可先在家一段时间，做好思想准备回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是、是、是是是。”父亲忙不迭地应承着。

   他们离去后，从楼梯传来他们的议论：“李树勤的大儿子还真凶啊！”

   “回头了解一下他是哪个单位的，跟他单位的革委会联系一下。”

   “哼！看来也一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母亲没有马上被拉去批斗，我们都松了口气。进到房里，一家三口相坐默然。母亲在无声地流泪。父亲的眼圈也发红。许久，母亲说：“伢，妈一向都有点怪你脾气倔强，其实你是耿直，妈过去都有些错怪你了。”听母亲这样讲，我的眼泪也唰唰流了下来。我说：“妈，别说了，好好休养。以后我会向厂里要求开中班，每天陪你去换药、电疗。”

   约两星期后母亲臀部伤口基本愈合，上班去了。再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对我说：“伢，他们今天开了批判妈的会。妈顶住了。这个会他们是一定要开的，不开下不了台。”我急切地问：“那些王八蛋还凶吗？”“不凶、不算凶。没有挂牌子，吼声也不算大。”

   至此，母亲跳江自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但它的每一个片段都牢牢铭刻在我脑海中了。

   在那个时代我的这种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极为罕见的。最通常的是父母挨批斗，子女就与之划清界线。对父母的苦难漠不关心。更有甚者，还配合当局斗争父母，带人抄自己的家，令父母心碎。

   父亲夺下我的斧头是对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被逼到那个地步。但是，我始终认为在一个正义与法制荡然无存，而社会恶势力又对你的人格身体加予最凶暴的残害绞杀之时，武力抗暴是应当的。比如在1966年8月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任意把“黑五类”殴打至死时，“黑五类”人士就该起来反抗。在他们施暴之时出其不意用斧头砍死他一、两个。有人会断然反对这样做，理由是这样会招致共产党更残酷的杀戮。我认为这是懦夫的活命哲学。是乞望施暴者杀累了；或刀斩钝了而罢手，从而使自己得到苟活的缝隙。在席卷中国的“红色恐怖运动”中，我没有听到一单濒临死亡的“黑五类”人士，在其生命最后一刻奋作绝地反抗的事件。他们都象鸡鸭一样地被打死了。甚至鸡鸭不如，因为鸡鸭被割颈都会叫两声、扑几下。当时我得知高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党卫军们的暴行就想，如果这厄运真的加在我家的头上，我一定要用斧头砍死他几个。然后在与党卫军们力量悬殊的搏斗中倒下。或许我的身体将被党卫军们剁为肉泥，但我的反抗精神将永存人间。

   1998年印尼发生大规模虐华暴行。当暴行的侵害受体是物时，如抢劫财物、毁坏房屋，那尚可予以忍受，甚至只对人身作有限侵犯时亦可如此。但是，当印尼暴徒大规模、有组织地集体轮奸、奸杀华裔妇女，并狂叫着，因为你是华人，所以要强奸你时，就应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