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有三次全局性的镇压行动。第一次是在1966年夏。那次的主导者是刘少奇、邓小平。整个镇压行动是在从刘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工作组的掌控下进行。故其烈度是比较均匀的。只是学校里的被镇压者和工厂单位里的有所不同。学校里的学生往往是因为反党委、反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但工厂、机关里则是把并无任何反对行动，仅因出身不好，或平时与领导关系紧张的职工、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次镇压行动后来被毛中央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予以否定了。

   第二次镇压行动是在1967年早春。这次镇压的实施者是各地军方。中央某些老帅倾向支持这一镇压。此时刘中央已垮台。毛中央对此起初态度暧昧。由于没有统一掌控，故此次镇压的烈度全国很不均匀。既有青海赵永夫那样杀得血流成河的，也有象广州军方只抓了许多，并无杀一人的。此次镇压后来亦基本被毛中央否定。

   第三次镇压行动是在1968年夏。此次是毛中央决定要搞的，以结束文革动荡局面。但那时的社会情况是表面上毛的威望高于泰山，但一方面由于各地运动发展情况很不均衡，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军方、当权者已自成格局，在高举毛旗子的幌子下，干自己要干的事情，故各地镇压行动的烈度相差极大。既有广西那样动用正规军与保皇派一起攻灭造反派，至数万人被杀的，也有在造反派取胜的省份如湖北武汉那样镇压行动表现平和，只是遏制造反派的锋头，使之服贴。故此后还须用“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 一六”来补课，逐次把造反派剿平。而最后的铲除则是在1976年的“十月事变”之后。

   两广的文革形势在全国来说较为特殊。这两个省都是文革初起时所形成的两派--造反派、保皇派从头斗到尾，最后由保皇派取得彻底胜利告终。而其它省市的文革进程则是原始保皇派多在1966年底至1967年仲夏败阵。此后的两派斗争就发生在蜕化分裂后的造反派之间。这最典型的是浙江、四川。

   两广之间亦有区别，那就是镇压的烈度相去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有广西王之称的韦国清是全国唯一不倒的省委第一书记。此人心毒手狠，主导了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的血腥屠杀。广东则无韦式屠夫人物。另外，广西造反派反抗激烈，广东造反派反抗微弱。共产党是对反抗愈激烈者镇压愈凶残。

   即使是在广州，不同的单位镇压烈度亦有不同。比如广州有线电厂的镇压行动就应列入较平和的一类。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厂长黄天来虽亦曾受到冲击，但为时短暂轻微。故报复情绪不太强烈。人保股长梁双基行事风格有点接近郊区税务局的黄潜，不属穷凶极恶之辈。造反派工革联行为节制，除最后有两、三个人私造枪支外，没有任何言行可作惩处之的口实。保皇派虽多次以武力相威胁，但始终没有打出第一拳。而工革联在我的主导下一直奉行“保黄派不先动手，我们绝不动手”的原则，从而使厂里两派不会因身体伤残而结下难以消弭的仇恨。

   1968年夏两广镇压和其时的全国镇压一样都是毛中央点头的，但其烈度却由各地自定。而毛则对此不加追究。那时，中央其它部门却未必完全跟上毛的步伐。四机部就是如此。当时四机部部长是粟裕。后听说这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好人。当时他主导那个学习班所用的观念还是大半年前毛所提出的“一派不灵、两派才灵”“对两派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之类。其实此时毛早已放弃这一提法，而认可两广的一派(保皇派)掌权。在粟裕思想的主导下，学习班领导一再对广州有线电厂革委会发来电报，既要他们注意党的政策，委婉地反对他们不断抓工革联的人，还明确要厂革委会给工革联一个名额。这也是造成有线电厂镇压烈度低的重要原因。

   至于我，黄天来等对我是恨入骨髓的。因为有线电厂在黄晚成失败后就一片安宁。如果没有我的到来，这安宁一定会持续到文革结束。故他们都骂刘国凯是“搅屎棍”。但是对于搞我他们却有点顾忌。一是怕搞不下来难收场。黄天来就对他的手下说：“刘国凯那个家伙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故他们先抓关松稳、李胡英等，希望从他们身上榨到我的“坚料”再来搞我。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干部子弟。等到1968年10月，我母亲单位派人到有线电厂反映情况，他们才恍然大悟。刘国凯的家庭情况原来如此。不过此时大镇压的最高潮已过。我们工革联被抓入“牛栏”的几个人都放了，总不能在此时突兀地再抓我。於是我听到耳语，这次真是太便宜刘国凯那家伙了。

   文革结束了。保黄派论功行赏。一些保黄分子逐步得到升迁。

   原“工人战斗团”骨干、复员军人、机修班副班长杨积智入党，升任车间副主任。

   另一骨干，模具车间工人冼国祥调入厂保卫科以工代干(文革后人保股升格为人保科。梁双基顺理成章从人保股长升格为人保科长。)并于八十年代中升任保卫科长。

   原“省直红旗有线电厂分部”骨干、军工车间工人刘自雄入党并升任政工科长(文革后厂增设政工科)。

   原“八一战斗兵团有线电厂分部”骨干、复员军人、生产班长黄金胜升任装配车间主任。另一骨干、复员军人、军工产品工人戴浩然上调无线电局以工代干。

   保黄派的最佳广播员、装配车间女工刘玉英亦上调无线电局以工代干。在局工会任职。后转为正式干部编制，八十年代中升任局工会副主席。于九十年代中以副处级待遇退休。

   木工班长劳国仑入党，后升任厂办公室副主任。

   此类个案甚多，不作巨细无遗的列举了。

   1976年黄天来病逝，厂领导换人。保黄派的历史功绩渐渐不再是他们升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共产党对干部的提拔从以政治运动中的功绩为主要凭据变成以学历为主要凭据。保黄派们的仕途就此划上休止符。官运之星的光芒转而照在朱奇志、胡宝山、张学旦等这批人身上。他们都突升至副厂长、厂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职位。胡、张是文革前的中专毕业生，学历本有限，但由于拔了头筹，故得以领先。张的父亲还是东江纵队老干部。被陶铸系排挤了三十年，至八十年代才彻底翻身，并荫及其子女。朱是七十年代中回抽入厂的“知青”。与我同岁，也是文革前高中毕业。我总猜测他骨子里有与我早期相似的政治因子--做共产党的好官。我早已另辟人生路径，他则一直走下来。他在做知青时不但没逃港，而且入了党。招工入厂后做一般工人，干活极为卖力。八十年代初电大招生，他首届考入，并于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电气工程专业。(我的社会观感是，在工厂里所有靠政治运动整人起家的升官者，都是不能读书的，尤其不能读理工科。顶多由单位保送到党校或某些大学办的代培班里混个文科文凭。朱能读理工科且成绩优良可说明他的质素。)此时正逢学历砝码看涨之际，他以电大学历、党员、一贯工作积极等诸项因素从工人跳升副厂长。厂里历届领导都对我另言相看、极尽打击刁难。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有所交往的胡宝山都对我都极力避之。唯独朱奇志见到我必打招呼，有时还不避嫌地到车间来与我扯两句，谈谈微积分的奇妙解法。这反常的表现折射出他内心与其它共官不同的见解和心态。胡、张的仕途定在副厂长一级上，而朱后来还有升迁。十年后--九十年代中，我在纽约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他已升任广东省某工业厅厅长，带团来纽约访问招商。

   相对于朱、胡、张等的官运亨通，前保黄派人员处境呈每况愈下之势。比如杨积智在九十年代工厂作优化组合后，车间主任之职被无形去掉，调到材料仓锯大铁。九十年代末有线电厂解体，他们不但没有仕途，连饭碗都不再殷实。

   保皇派的论功行赏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不但潭然吉、秦务杰、于维冀、朱耀基等无官可升，甚至还有李文祝那样被彻底抛弃的。

   李文祝是1963年入厂作学徒的电工。“工人战斗团”骨干，每次与我们磨拳擦掌对垒时的先锋人物。其悍劲与潭然吉、冼国祥同属第一档次。潭原地踏步，冼不断升迁，李却跌入地狱。有线电厂“工纠”成立时冼神气活见地当了连部通信员，李却连普通队员都没份，对此我们都感诧异。1970年搞战备疏散时他竟是疏散回乡的对象。后来我们才得知犹如小说、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情节。李的母亲曾是东江纵队一女队员。游击队领导欲攻打某土豪村堡，派她进入村堡作女佣，弄清情况作内应。未想她年轻貌美被土豪看中收了房，就这样耽了下来。后大军南下，土豪逃走香港，她母亲则重回“革命队伍”。文革前官至某中型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她的这一历史问题被翻出来，打成叛徒。那间厂是总派掌权。对这样的当权派总派也不会去保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因执行“资反线”或因“走资派”垮台。绝大多数垮台者均因各种政历问题，亦有很少数是因支持造反派，最后与造反派一起被肃整掉。李是乖巧之人。母亲遭殃，他非但不反感，反而在本单位积极靠拢组织，作一坚决的保皇派。他认定保皇派日后一定掌权，希企以此在今后各种变动中得到组织的豁免和庇护。但是，共产党是“铁面无私”的。他的努力和希望都化着泡影。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大平反、大回城，他才得以返回有线电厂。我没有再去打听他母亲的情况。从邓小平的处理规矩来看，我推测他母亲即使不恢复领导干部的地位，也可恢复退休员工的身份回广州安度晚年。

   从李母的遭遇可以推测，如果有确证黄天来杀死过解放军，有线电厂的保皇派也不会保他。这里似乎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没有黄天来，保黄派还站得住脚吗？站得住，没问题。讲到底，文革保皇派保的是原有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可以以这个领导人为标志，也可以另一个领导人为标志。黄天来完了，他们可以捧另外一个。即使没有，军代表就会来顶这个缺。需要时还可从外单位调干部来。没有黄天来，他们的权力系统、组织系统仍在，并且照样会发挥作用。或许凝聚核心的暂缺会导致阵脚一时的动摇，但他们很快会调整过来。当然也有少数单位由于当权派因历史问题等原因倒台，保皇派又缺乏得力的人物撑起局面，以至让造反派一时成了气候的。

   镇压行动基本完成后，有线电厂分配来了几名中学生。这是十分例外的。因为那时中学生是六届(高中三届、初中三届，后被称为老三届)一起毕业，一起分配去农村作知青。这几个中学生为什么会如此幸运呢？后来得知当时各高中都有很少数中学铁杆保皇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佼佼者，留校当了短暂的辅导员后不用下乡而分配去工厂。这几个人就属其中。在工厂里她们继续得到领导的重视栽培。这个重视栽培甚至不以黄天来的去世终结。她们都入了党，担任生产班长，再升至车间主任。我所知晓的有线电厂最后一届书记名叫潘日。据说他十三岁就参加东江纵队。到八十年代中还只有五十岁。他特别重用这几个昔日的主义兵。其中一个叫蔡丽芳的还被他提拔为厂党委办公室主任。九十年代中，有线电厂行将解体。潘日的仕途也因邓小平的退休制终於走到了尽头。他在离休前替蔡丽芳等心腹部下都搞掂一套档次极高的住房，分发数量可观的工龄补贴。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结束在蔡丽芳们高档住房、高额补贴，和一般工人拿着微薄下岗费的彷徨无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