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文革，以及加上文革前几年的人生道路我就这样走过来了。很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更没有什么足以记载于史册的事迹。我写不出社会上层的内幕，也列举不了鲜为人知的秘辛。可是，我记录的是社会基层最常见的情形。这倒是较典型的文革历程。

   在文革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因种种原因没有以文字记述当时的风云变幻之时，我，一个曾经不得已做过保皇派，尔后得以恢复真实面目，成为造反派中一个普通成员的人，不端愚钝，奋笔记述当年种种，自信是站在一个客观审视历史的角度上。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和评判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一个不断有所扬弃的过程。曾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没有过深地卷入文革的社会行动是正确的，这是由于我认为社会上造反派的行动已纳入毛泽东政治清洗的轨道。换言之，造反派的社会行动在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但是，后来我修正了这一看法。

   不错，矛头针对中央、省市一级高干的揪斗批判的运动系属毛政治清洗的内容，而这些社会行动不仅造反派参加保皇派也投身其中。如果哪个中央和省、市高干被毛中央点了名，保皇派也一样会揪斗他。但是，外部表象相似的行动却会有大相径庭的实质内涵。保皇派这样做是政治投机，造反派这样做则是源于它一种冲击原有统治秩序的潜意识。如果毛没有煞车，提出“三结合”，让干部们重新“站出来”，造反派将会继续冲击所有的干部。而保皇派则是“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作左派”。它一般不会自作主张去造次。实际上，即使毛转了向、下达“三结合”指令后，造反派亦未立即跟上，以至毛的“战略部署”不能及时得到落实。省市高干和军方厌恶造反派正是他们明了这批人是原有统治秩序的不满者、破坏者。当毛中央还在利用这批人时，军方和省市高干不得不敷衍他们。一旦毛中央认为这批人不但失去利用价值而且不听号令而心生厌恶、意欲抛弃时，军方和地方高干就向他们狠狠地抡起了狼牙棒。

   基于这一分析，我转而遗憾自己在文革中的造反行动只限制在单位内。我想我实在应该投身到社会的造反大波中去，乘机给中共统治秩序以尽可能大的冲击。比如在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去冲击共产党的机要部门，以查“黑材料”为名去抢出一些机密文件、档案，藉此揭露过往中共的许多黑幕和丑闻，打掉共产党以欺骗手段在群众心目中营造的神圣光环，还原其本来面目。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组织这样做了。凭我勇悍的性格和既敢冲锋又能运笔疾书的能力，如果我早早就投入社会文革运动，那一定会给广州红旗派增添许多声色。於是我继而很遗憾那次没能进广州缝纫机厂。如果文革前两年进了广州缝纫机厂作一个最底层的磨光工，那么我就不会有税务局那段“红皮白心”的经历；就不会无可奈何地做一段保皇派。有着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的刻骨愤懑作基因，再加上一个最底层的工人身份，我一定在文革初期就奋搏而出了。於是，我就可能不只是有线电厂工革联那种微型群众组织的小头头，而有可能是社会工人造反派联合体的大头头。有能力在社会的大范围里给共产党统治秩序以猛烈冲击。

   曾有人对我说：“你们厂有人在厂里不出声，在外面可非常猛料。”我问他是谁？他不肯讲。当时在一片纷乱之中，我很快忘却此事。许久以后我记起了这件事。我推测那一定是位对时局极有见解的高人。他预测到造反派终究会被镇压，故在厂里不动声色，根本没有丝毫造反迹象。单位内的镇压不会加于他的身上。而他在社会上的行动虽十分“猛料”，但那是随机结合。“英雄莫问出处”，干了一大票“猛料”行动，亦可不暴露身份。於是，既发泄了对原有统治秩序的不满并给予冲击，又隐藏保护了自己，这不可谓不是高明之举。

   然而，那时年轻的我不可能如此高明，我会在单位里和社会上左右开弓。於是这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我对保皇派的暴力镇压勇猛反弹，在武斗中端着枪冲在前面，於是我有可能死于某一场激烈的武斗。之二是，我做了红旗派的大头头，在社会上获罪军方和省市高干，在单位里不容于基层共干，於是成为罪不容诛的人物。在1968年夏的大镇压中遭到猛烈清算，很可能被打死在揪斗台上，最起码也会象李庆蜀那样被打裂头骨，失去记忆和思维能力。

   於是，我又感庆幸了。庆幸我没有激烈地介入社会；没有做红旗派的大头头，从而侥幸没在六八年残酷的大镇压中倒下，而保持一个健壮的身体至今。我之庆幸主要并非为个人的安然无恙，而是为自己躲过那场清算，始有可能、有机会去书写文革，让历史得以真实地记录下来。

   检视当今中国的文革研究者，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一类是中共官方的豢养文人。代表人物有金春明、王年一等。其所著文革史论全是中共政治意念的图解，是拿着中共的手术刀对历史进行任意切割拼凑，制作适应中共政治需要的伪文革史。第二类是海外亲共文人，如王绍光。所著<理性与疯狂>条理不清、系统不明、镜头切换、陈述跳跃，且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为中共辩解推诿的意味。第三类是思想上推崇民主、反对专制的独立文人，如王友琴、丁抒、宋永毅等。他们为击破中共伪文革史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只是他们笔触之处主要在于揭露文革残酷。宋永毅后来前进了一大步，他非常卓越地指出文革中大规模的屠杀是共产党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文革保守派所为，反对将文革屠杀的罪孽扣在造反派头上，并在他编辑的著述中指明被屠杀者除了“四类分子”外就是造反派。可是，尽管他们的文革史观与前两类文人有着质的不同，但还是有重要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文革中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不但他们几位，就算民主文人辛灏年、胡平等亦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

   翻翻个人简历，可知这些独立文人、民主文人都是某个同类项--文革“老三届”。“老三届”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了解社会呢？是在1968年夏大镇压后接踵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故此，绝大多数文革时期的中学生都在按照政治科老师在课堂上向他们灌输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美好的图景。因此他们当然不会觉察到社会中蕴藏有反现存统治秩序的潜在力量。这是导致他们忽略文革中有带普遍意义的群众反抗运动的原因。另外还有个相对不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学生里出身“黑类”者在运动初期贵族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深受惊骇、心有余悸。而在批“资反线”后造反派红卫兵虽为之争回人格和权利，但为了不致被血统论红卫兵指为“黑卫兵，故亦不吸收他们参加，或只吸收他们作一般成员。这就使他们游离、半游离在文革大波之外。没有机会亲身体会品尝到文革中群众反政治迫害运动几度胜利失败交替而带来的悲苦欢笑、爱恨情仇。如果说这类中学生在当年只占中学生的极少比率，那么，他们在当今海外独立文人和民主文人中就占了很大比率。这是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后，原“黑类”子弟考取率远较其它成分者高，尔后他们又通过留学等途径来到了海外。海外“老三届”中杨曦光、郑义是异数。他们之所以能了解和高度评价文革群众反抗运动是他们投身了这个运动。杨曦光在其文中就说明过，他对中共高干阶层本质的认识是在他六七年到乡下作社会调查之后。郑义对文革群众反抗运动的深切了解和共鸣是由于文革期间他长期在外省奔走，亲身经历体验极多而至。

   能来到国外并取得文人身份的都是社会精英。留在国内的“老三届”则分成两大部分。绝大多数压在社会底层，尝遍下岗失业之苦后，以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极少数考入大学的则与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一道成为共产党的收买对象。如果说底层民众中的“老三届”是没有“闲情逸致”和文字能力去写文革，那么，被共产党收买了的“老三届”精英则是没有那份社会正义感责任心去写文革。或许他们之中许多人也不具备那份文字能力。

   除开这个社会群体，就是文革前的工人了。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文革前的工人文字水平都很有限。而且无论是一向被压在底层的真正工人，还是谎称工人实则工人贵族者(这大多是文革中的保皇派)，都在九十年代初以后不得不面对经济改革带来的失落。这一社会群体无心也无力去写文革。

   於是，环顾四方，中国写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的人实在是寥若晨星了。如果说“老三届”中都只有屈指可数的杨曦光、郑义在写，那么“老三届”之外的群体中还会有写手吗？自广州第一中学黄稼昌老师秉承上峰的规定在我的学生档案上盖了“不予录取”的章子后，就种下了一颗将来写文革群众反抗运动的种子。文革前极度勤学却备受政治歧视，致先于同龄人品尝了社会的不公和冷酷；从税务局到工厂的广阔见闻，致先于同龄人深刻认识社会各个层面；文革中从保皇派到造反派的角色变换回归，致体察洞悉群众组织的组成、心态和行为方式。再加上中学时代在勤演算数理习题的同时又常读文史书籍，致颇具驾驭方块字的能力。当年种下的种子发芽成长了。一个绝不妥协，决心要将覆盖在文革群众反抗运动--这一朴玉表面的历史尘埃抹掉使之重现光泽的异数就此铸成。在同代、同社会座标的人群中象我这样早就同时了解到学生在想什么做什么；知青-支青在想什么做什么；干部在想什么做什么；工人在想什么做什么的人，为数当十分有限。在这十分有限的社会群体中能将所知转为不断提炼的所思就更为有限。在这更为有限的社会群体中能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要用文字把这所思整理出来者就极之罕见了。这么多年了，文人们顺着共产党的腔调把文革中的罪孽移花接木地扣在文革浩劫的主要承受者--造反派的头上。文革中参加过学生造反派的知识分子对此漠然处之，是因他们在八、九十年代被共产党以各种方式收买了。前工人造反派对此一声不吭。是因为他们被艰辛的生活压得气喘嘘嘘、甚至连御用文人、亲共文人制造的这样一个弥天大谎、一个空前假案、错案都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他们也无处、无从、无力表述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幸亏有我在。有我这个底层民众的代言人在。我庆幸自己没有去参加那时社会上以枪炮进行的武斗；庆幸那次父亲夺下了我手中的斧头。要不，文革中人民群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反抗运动恐怕就会被共产党及其御用文人、亲共文人一起涂污得面目全非、加贴一具青面獠牙的面具，再压入十八层地狱，永无昭雪之日了。我活下来了。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有我这好几十万字的文革史论留在人间，他们就休想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