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毛泽东本人的评判；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分析，几经更迭。

   文化大革命前，我对毛泽东毫无好感。我把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所见农村的贫穷之罪责都归结到毛的身上。但是，当毛否定了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夏所搞的第二次反右，尤其是将此第二次反右定为“资反线”，并发动群众起来批判之后，我对毛开始有了好感。尽管我非但不是批“资反线”的获益者，而且在批“资反线”中被群众视为“保皇派”，但我还是拥护毛的决策。这不仅是因为我那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母亲和现行反革命的弟弟都在批“资反线”中获得平反，还因为我内心本来就反感共产党整群众的政治运动。

   当毛的批“资反线”不仅针对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执行刘、邓第二次“反右”，还针对横行一时的血统论，允许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少年学生都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我对毛的好感达到顶点。文革前和文革初，那出身等级歧视和政治等级歧视是何等沉重地压在我们这类青少年的肉体和心灵上。没有在那段岁月里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高中时下乡农忙，我拼命地干活，割稻子、插秧丝毫不落人后。手指被镰刀割伤不吭声。腿被两、三寸的水蚂蝗咬着吸血，拉掉它、用镰刀切死它继续做。伤口在泥水中渗血，其它蚂蝗嗅到血味接踵而来。一场农忙下来，两腿伤痕斑斑。可是，班主任的表扬名单中总是没有我，学期末的操行评定我总是垫底为乙等。歧视、无比深重的歧视！几年后，尽管我在单位里是“左派”，但我的心百分之百地站在饱受“血统论”迫害、歧视的“黑五类”、非“红五类”青少年的一边。毛让我们得到了与红色出身的青少年一样的权利和人格，我有什么理由不感激他、不拥护他？

   当毛的文化革命进入“三结合”时，我对毛重新产生疑问。让在“一月革命”中被夺权的领导干部出来“三结合”那又何必搞什么“夺权”呢？但这个疑问很快就被对军方早春镇反的震惊和反感所取代。而毛在暮春批评军方的早春镇反使毛又重获我的好感。

   对毛系统的研判是在大动荡过去，局势相对稳定的1968年初之后。动荡给人以不安亦给人以希望。而表面的稳定却预兆着潜在的险恶。对毛肃整刘、邓我最初是叫好。因为刘、邓搞第二次反右确是害人不浅。后则觉得无所谓，共产党的大人物搞大人物与我们百姓何干？但再后来由于愈来愈看清毛所有的亲民言词无非都是要利用民众而已，并非真正要给民众造就实际利益，故转而为被毛肃整的刘、邓抱屈。

   1968年夏季大镇压非但是促使我丢掉了对毛最后一丝好感，而且是使我转而对其深恶痛绝的关键。原我一直还存一点对毛的正面评价，就是其发动文革即使没有改革中国官僚体制之意，也起码是看到地方、基层共产党领导官僚主义严重，戕害了许多群众。搞文化大革命让群众出出气，抑制一下官僚主义。但是，1968年夏，毛竟如此放手让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各级干部以及保皇派联手镇压、清算乃至屠杀、大规模屠杀“四类分子”、造反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最后一点好感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1968年夏季大镇压比在此之前的哪一次都严酷得多。比1967年夏保皇派在军方支持下挑起的武斗严酷。因那时造反派还可以武装自卫。比1967年军方的早春镇反严酷，因那时除个别地方(如青海西宁) 外，这场镇反只抓人而不杀人。比1966年夏刘、邓搞的第二次反右严酷。因第二次反右只开批判会而不抓人，更不杀人。甚至也比恶名昭著的“红色恐怖运动”严酷。因“红色恐怖运动”中，共产党的高干子弟打死人用的是棍棒，而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用的是枪炮。毛泽东曾否定了以前的几次镇压，可是他自己呢？他却放手、纵容1968年夏季大镇压。不仅是批斗、围攻，也不仅是抓人杀人，而是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在广西，被杀的“四类分子”和造反派血流成河。你毛泽东干什么去了？由此我断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冲击是毛搞共产党内的政治肃整的副带产品。是毛要利用群众为他去冲击刘邓体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换言之，这并不是毛的原意。也即，批判、打击中共官员的官僚主义从来不在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中。

   作为一国之君，毛要把动荡的局势稳定下来，要让重建的共产党秩序拥有权威，我们姑且留在共产党的伦理系统内作考量，可以认同毛的这一欲求和抉择，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搞如此残酷的1968年夏季大镇压。通过缓和得多的方法途径，毛一样可以实现他的欲求目的。这正如二十一年后，邓小平要剿平八九民运，要在天安门搞清场，亦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大量坦克、大炮那样。毛这样作说明了他骨子里视民众生命如草芥，比一般的官僚主义更为凶险刻毒。为了讨好前一阶段被他置于苦境的军方和地方官僚，不惜用大量的民众鲜血作重建他们之间良好关系的润滑剂。如果说本来就对共产党制度没有好感，但仅由于共产党中竟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似乎心还有点向着人民群众的最高领导存在，使我年青的心灵稍存幻想。那么在1968年夏季大镇压后，我对共产党、毛泽东就只有彻底的否定和憎恨。

   有文革论者强调：两广情况特殊。1968年夏在全国其它省市没有发生两广这样的大镇压。这固然是事实，但是我亦要指出，1968年夏季镇压是全国性的。如果其它省市不很严酷，那顶多将镇压一词换成压制。1968年夏，毛是决定要以强力铁腕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了。(后来共产党说文革搞了十年那全是别有用心的谎言)从毛斥责曾为他偏好的北京四大学生领袖，到指令全国性强力铲平群众组织，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某些造反派势力较强大的机关工厂，说明了毛进行这个镇压的全局性。而正是由于两广之外的其它省市镇压力度不够，致使还要在1969年全国全面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由于“造反派”的出身成分远不及保皇派“红”，“清理阶级队伍”完全是为镇压清算“造反派”设置。而“清队”之后还有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所有这些运动的肃整对象都是前“造反派”。如果说1968年夏，两广之外的其它省市镇压行动不够严酷，那么，这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清算肃整迭加起来的累积效果就与当年的两广不相仲伯了。当然，此后的“清队”等两广亦没有缺席。正由于两广的镇压行动尤其严酷持久，致使我这个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制度的青年人不是产生于其它省份，而是产生于广州。

   文化大革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极大地出乎许多人、包括我的意料。文革群众运动削平后血统论大回潮。这是很合乎逻辑的。既然1968年夏季大镇压是以解放军和“新生红色政权”为主导；以“红”类出身的保皇派为力量；以“四类分子”和出身成分不纯的造反派为镇压对象，那就必然导致血统论的重新泛滥。毛对这一泛滥不但认可，而且推波助澜。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毛下令全国各地选派一万名在文革中表现良好的血统工人到北京观礼就是标志。当时传达此文件时说明“血统工人”定义为：本人是工人，父亲也是工人。至于“在运动中表现良好”，在当时镇压、清算造反派的政治气候下，当然只有保皇派--保党派才获有表现良好的佳评。

   1968年夏季大镇压以后，出身歧视、政治歧视的重新横行肆虐对我有着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税务局时我是在一旁看着别人遭受政治歧视、出身歧视。心里虽为之抱不平但毕竟没有切肤之痛。文革结束后我跌入出身歧视、政治歧视的深渊。而这歧视刺激起我更强烈的反抗情绪。使我逐渐跳出了对有线电厂当权人物和保皇干将的个人憎恨，而将愤慨的目光投向社会的深层。我认识到出身歧视、政治歧视是共产党制度的必然伴生物。共产党的书籍中虽赞颂巴黎公社运动，但巴黎公社原则却被共产党抛弃。因为它不搞出身歧视、政治歧视。它所实行的民选行政长官制度是所有人都拥有真正的选举权，包括资产者和反对公社的人。

   经过反复的清算肃整还是有极少数群众组织的代表点缀在“新生红色政权”之中。这是因为毛将此作为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系正确之举的标志之一。待到邓小平上台，他说毛仍然是伟大，但文革则搞错了。各级党政机关中混有群众组织的代表是文革错误的产物，须彻底予以清除，故早已完全失去群众基础、彻底沦为政治布偶的胡厚民们都被送入了大牢。(这事情虽是华国峰、叶剑英那班人所办，但思想脉络则属邓小平一系。)胡厚民们无疑是邓小平们心中的刺、眼中的沙。不将其彻底清除掉，文革在邓小平们看来就仍没有结束。可是对毫无政治能量的布偶、傀儡竟要使出如此严酷的惩治，就无比鲜明地表明了邓小平们极端狭隘的心胸和疯狂的报复欲。

   文革造反派与文革保皇派的斗争消解在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烟硝，和其后对造反派的反复清算肃整之中。但是，造反和保皇在社会群体(硬件)和社会情绪(软件)两个层面上都保存下来。从保皇有功而获得赏赐、晋升的社会效应中，文革保皇的人们更坚定了他们保卫共产党制度的信念，更坚决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是事隔几十年后，地域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北美，都可以看到当年保皇派的积极活动。具体的人是不同了，但思想本质、行为习性则一脉相承下来。

   香港和北美的保皇派们是多么“热爱”他们的那个“中共国”。每年“中共国”的国庆他们都要表演其“爱国”情怀。共产党的大人物来了，他们都要去载歌载舞、摇旗呐喊地“热烈欢迎”一番。为了争与共产党大人物合影的机会他们之间也会争个面红耳赤。可是这一切就真的只是出于一种赤诚的挚爱之情吗？当然不是！能进入中共领馆国庆宴会的座席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能与共产党大人物进行合照是抬高自己身价，有利于回国作生意赚大钱的有力筹码。而当年保皇派们之奋起保皇，在其高叫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背后，骨子里难道不也是地位升迁、利益攫取的精心计算吗？

   保皇派之卑鄙不但在于他们抛弃、践踏社会正义和公益去依附社会强权以谋取自己超常的利益，还在于他们充当社会强权的鹰犬打手，去压制、打击反抗他们的主子，或为社会正义、公益奋斗的人们。

   中共政权及其保皇走卒们所实施的打击、压制这么多年来都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文、二是武。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抹黑。造反民众在当年被抹黑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黑五类狗崽子”。当今被抹黑为“四人帮余孽”、“暴民”、“打砸抢分子”。这种抹黑的续篇表现为把法轮功抹黑为“邪教”；把民运抹黑为“反华”、“汉奸”、“卖国贼”。武则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打。当年中共保皇派如何疯狂肆虐“红色恐怖”，如何挑起武斗，打杀造反民众无庸赘述。至于当今他们如何作为，且看社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