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人帮倒台使武装斗争设想落空

   1976年深秋，当江、张集团被肃整的消息被证实后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这意味着我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都化为幻影和泡沫。类似的心情出现在六、七十年之交。

   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迫害运动接踵而至。曾对中共的既定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和反抗的人们遭到翻来覆去无休止的清算。千千万万的人被关押、被批斗、被逼疯、被残杀或被迫自杀。确实是有志之士和无辜人民的鲜血洒遍了“长江南北、珠江两岸，以至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中共政权真给人以铁板一块，异常坚固的感觉。宏观上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林彪对毛的疯狂吹捧，有周恩来对毛的尽心辅佐。微观上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几年前已由湖南“省无联”提出的问题更深沉地出现在我的心头。然而我看不到一丝光明，见不到一线希望。世间的一切生机一切活动空间似乎都已被扼杀。我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暗中收集文革资料，悄悄地写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的文章，意欲把三年文革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留于后世。

   然而，我跟亿万中国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在1971年深秋，中国大地上响起一声震惊世界的炸雷--林彪事件。我惊喜万分，原来毛共中央并非铁板一块。此后，从种种社会情势来分析，我推测毛去世后，新贵集团(即后来所称的“四人帮”)必将与老官僚集团对决。而双方都未必能迅速扑灭对方，亦无力控制全局。各地实力派分别依附其中一方，或采取游离态度。或保境安民，自成格局。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新生力量存在发展的间隙。当然，最妙的是他们双方兵戎相见激烈伙并。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受到的封建阻力远较法国为小，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统治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受到极大损耗。我想如果在中共内部也来个红白玫瑰战争，那才是上天有眼大快人心哩！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革命分子设法弄到武器装备自己组成武装力量。二是革命分子参加到地方实力派的队伍中效仿清未武汉“文学社”、“共进会”等所从事的事业。而无论是哪种方案，立足点都是一个“打”字。于是我买了气枪练习射击，还练长跑，练打沙袋，练穿着长袖衣裤跳进珠江游泳逃生等等。总之是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这也练出一副相当强健的体魄。七十年代中期广州举行的几次全市职工田径运动会上，我屡获1500米、3000米的冠、亚军。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四人帮”的迅速垮台而白费了。我惊诧他们怎么竟如此无能。杀一只鸡还要跳几下。“四人帮”经营了那么多年，怎么哼都没哼一声就被杀得一干二净？“四人帮”倒了，“凡是派”当道，“批邓”照样进行。政治黑幕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李一哲”等人原来只批不抓，现在倒全部被抓了。闲谈中有人对我说：“四人帮打倒了，以后就好了”。我哼了一声冷冷地说：“老官僚集团未必比四人帮更好”。还有一句话溜到嘴边吞回去了-他们其实都是一丘之貉。这句话成为以后批斗我的重要内容。

   五年前林彪起事失败，魂断沙洲。此时四人帮束手就擒锒铛入狱。中共再没有大变动的契机了。不但武装革命已无可能，就连用文字去“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难了。街头大字报日见稀疏。当局放出空气，宣称文革业已结束，要迅速恢复文革前那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了。石板即将合拢，连一条让小草生存的缝隙都不会留下。

   二、书写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不能再静坐不动了，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决心破门而出，写一张颇具份量的大字报，算是对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作个交代。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我的想法是：李一哲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在政治领域对共产党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批判，而我这篇将从经济着眼对中共进行有限的揭露。大字报一万多字，于1977年1月23号张贴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街头，即两、三年前“李一哲”战场的附近。张贴时，围观人群中有个青年主动出来帮助我。张贴完后，双方交换姓名。他叫房志远。

   尽管我亦曾预计这张大字报会给我带来某些小麻烦，但也不会料到它竟会惊动中共最高层。它被认定为一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中央责令广东省、广州市迅速查清。

   三月的一个深夜，敲门声突然大着。厂保卫科长带着几个人闯进来。我预先已有点预感，这些年秘密撰写的手稿都已转移。便衣警察在东翻西抄之后，把我带到保卫科，立即开始审讯。我十分镇定。今天终于跟这个可恶的反动政权正面交锋了。我泰然地说：“那张大字报是我写的。之所以用“龚仁”署名，并非想匿名，而是取“工人”的谐音。你们要追查，上班时到车间找我就行了，有必要半夜三更如临大敌吗”？初审完毕后，就近关进了厂里的“牛棚”，再连日进行审讯。焦点在于要我交代作案的同夥和后台。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你说大字报是你写的，那好，你把大字报的各个段落大意写出来看看吧”。秘密警察对我狡黠地眨着三角眼，乾瘪的脸上掠过一丝嘲笑。“别得意！这难得倒我吗”？我心里说。拿过笔和纸后就把大字报的内容按原字原句默写出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秘密警察脸上的嘲笑换成了惊愕。中共最忌集团案。由于确认此案为单个人所为，其层次马上大幅度降格下来。关了几个月，大会斗、小会批，搞了几次后，被放出来，定了个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两年的行政处份。

   一年多以后，1978年深秋，我几经申诉得到平反。“反动大字报”被重新定性为“一般性群众大字报”，开除出厂的处份撤消。在申诉平反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庄辛辛(广州的四五英雄)，又通过庄辛辛认识了共青团广东省委干部李彤和庄的同厂青年工人张明。这时正是“凡是派”失势的时节。中共的改革派(后来证明他们顶多只是务实派)从多年沉痛的经历中觉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摒弃过去一些僵硬的东西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报章杂志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曾对武装革命有过期盼和准备，但绝非暴力革命至上论者。我一向认为武装革命须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前提。必要性是中共政权为其最反动的派别所主导，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可行性是中共高层分裂并激烈伙并，从而使之对人民的镇压力量大为削弱。此时不但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存在，而且中共高层颇有改弦易辙的意向。我十分兴奋，感到不应在争到自己平反后就止步。在这改革的年代，应投身进去，协助共产党改革，为国家的进步出一份微力。

   三、创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

   这段时间我与张明联系较多，他亦是个甚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我对他说：“社会要进步，必须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考虑到我们目前有限的力量，最可行的是办一份油印杂志，为民主呼喊。”他甚表赞同，并说收到许多给庄辛辛的信，已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湖北有个女青年表示想参与这项工作。我说当然欢迎。

   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我想起了房志远。自从贴大字报认识后，他一直与我有联系。他在我印象中是个很有民主理念和才干的青年。1978年他考上北大离开广州了。我去信向他询问北京的情况，并告之我创刊的打算。他来信极表赞成，讲了一些北京的情况，寄来一份名叫<群众参考消息>的北京民刊。这使我很受鼓舞。我请他作我们<人民之声>的驻京联络员，他很爽快地应允了。此时，那位名叫冯回湘的湖北女青年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广州。同时，我又想起我的内弟陈华山。他在思想上与我有许多相通之处，又会油印技术，于是我们四人一起操持了创刊工作。

   我对大家说：“共产党最喜欢用人民这个词。什么人民银行、人

   民广播电台、人民币等等。我们的刊物就叫<人民之声>吧。这才真是发自于人民的声音哩”！我为创刊号写了几篇文章，张明也写了一篇。陈华山负责刻印。

   我想我会以主要精力办刊，遂提出由张明负责对外联络。创刊号出来后，除在本市张贴外，还由冯回湘带到北京散发。这时是1978年12月。

   79年元月<人民之声>出版第二期。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收到许多来信。有的诉说自己的冤案，希望我们协助平反。有的向我们询问和反映种种情况。有的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

   为刊物能按月出版，还要回复许多读者来信，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又为了不被抓小辫子，我在厂里出满勤完成生产任务。故此非常疲劳。但看到我们的工作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反应，很感鼓舞。觉得怎么辛劳都值得。为了联系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我提出只办刊物看来不够，还有必要再成立一个组织。为了不使共产党误解，不要叫什么党什么团的，何况我们确实没有那个力量和水平，就叫<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吧。我们走在一起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该是可以的。

   四、成立学会，筹备<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三月间学会成立，成员迅速增加到二十几个人。冯回湘去北京后就回家乡了。陈华山退出公开工作。我对他讲：现在形势看来虽然还不错，但我总不大放心。你还是以不再参与公开活动为好。一旦形势有变，我们遭到不测，你可得以保存，并把这段事实记录下来。他听取了我的建议，并全力温习高中课程，于当年夏季考上了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学会成立后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和七人监察小组。五人是我、张明、黄宇生、劳捷峰、古学霖。七人是邓文炜、周建中、梁以墀、冯粤超、谢金海(还有两人的姓名忘却)。79年3月<人民之声>出版第四期，情形非常热烈。发售告示提前几天贴出，届时排队等候的人龙长达几百米，我们看了十分感奋。但也有些屑小之徒排队以两毛钱的工本费价买到后，立即在旁边一条街以一、两元一本的高价转手卖出。我听了气得头皮发麻。

   三月中旬我向学会领导小组建议，于四月五日以学会的名义在烈士陵园门前举行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集会。得到通过后，便在市区许多地方贴出告示，号召广大市民前来参加，同时内部也进行了筹备事项的分工。一切都在密锣紧鼓的准备之中。在我们看来这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四五运动>已彻底平反。我们在烈士陵园广场集会又不妨碍交通，事情是既合情合理又合法，谁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