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官方与人民群众的认知总是大相径庭。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广东省委对此竟紧张万分，如大难将至。三月三十日，我正在车间工作，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背脊，回头一看，是厂组织科长微笑的面孔。“请你到党委办公室去一下”。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走进办公室一看，厂党委书记和几位市电子工业局的干部在座。书记向我询问了几句工作情况后，立即转入正题。

   “你是不是要在烈士陵园开什么会？”

   “不是我，是我们。是<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多少人开会？”

   “不知道。到时你去看看吧。”

   “省市领导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叫你们不要召开。”

   “有指示吗？”

   “我们这就是在传达。”

   “口讲无凭，我很难相信你。”

   “纪念<四五运动>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开大型集会。”

   “集会也是方式之一。”

   “无论如何这个会你们不要开了。”

   “为什么？违反宪法吗？”

   .....

   交锋了一阵后，我说：“你们就是为这件事找我吧？不必再讲了。纪念会是许多人决定要开的，我一个人想改也改变不了。我还是回车间做工去吧，今天的生产定额我还未完成哩。”说毕我起身离去。把他们的惊愕和恼怒甩在身后。下班回家，一位来人正在家门口等着我。

   “哦，下班了。”他笑吟吟地对我迎上来。

   “您是？”我疑惑地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

   “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我是李彤呀！”

   “啊！是您呀。哪阵风把您吹来了？”我心里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次在庄辛辛那里碰到他，他十分支持我申诉平反，对我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在问了我一些有关平反工作具体情形和近来工作生活情况后，终于转上正题--集会的事，我恍然大悟，他是来作说客的。不过对他我自然不宜用刚才对党委书记那班人的态度，然而原则又是不能放弃的。我十分委婉地向他说明集会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并且是集体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更改。即使更改，也要经过大家。我答应把省市领导的意见向全体会员传达，看看大家意见如何。

   第二天我立即去找张明。张明说他那里也炸了锅。先是厂领导的疲劳轰炸，回到家里父母也嚷个不停。我说既有这些新情况，理应让大家知道，然后由大家作出决定。于是我与张明分头去通知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再由他们分工包干通知全体会员，明天傍晚在烈士陵园门口召开重要会议。届时有三十几人到会。我先向大家讲述了这些情况，然后将大家分成几个组进行讨论。每个组都有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最后得到的讨论结果是，各组意见均为照开。

   四月二日，厂组织科长又到车间要我去党委办公室开会。我说还是那件事吗？不用了。我们已开了全体会议讨论，大家意见决定要开，你找我也没用。晚上，李彤又骑摩托车从东山来到我这海珠区的边陲。听了我的陈述后，他沉默良久，对我说：“刘国凯，这个会，你们一定不要开了，否则后果会......”他竟一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词。“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同志的意见......”这次他没打什么官腔，讲

   了一些他预计的情形和后果。

   六、决定以适当退却来保存力量

   送走李彤后我陷入了沉思。想不到共产党对人民是如此的惧怕和防范，连遭受过毛肃整的习、杨都是如此。我们这班青年人想的都是协助共产党改革，并没想要跟共产党对立。看来当局是决心不让这个会召开了。方法是先礼而后兵。这礼也够周全。一条是通过一般渠道。从省委到市委，再到电子局党委、厂党委，对我发出禁止令。另一条线是特殊渠道。从省党委到省团委，由李彤以老朋友的身份来作我的工作。(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李彤与我有一面之缘的)说来倒也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硬要召开，官方势必恼羞成怒。我并不害怕被抓。在1977初肃杀的气氛中，我尚敢一人上街贴大字报，现在全国热气腾腾一片，我还害怕被抓吗？但是广州民运呢？经过几个月的喧哗，若大的广州也就只站出来这三十几个人，而其中坚定的更为有限。一旦这些人被抓，广州民主运动算是完结。现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足与当局正面对抗的，也没有必要去对抗。目前中共改革派正在试图实施新的治国方略。我们民间民主力量与之发生摩擦时，有时也应作某一程度的退却。这样既可保存幼小的民主力量，能继续在这难得的历史契机中多做些工作，也免至中共改革派两面难做，为保守派所趁。

   四月三号一早，我向车间主任交了一张加班补休单，立即骑自行车去找张明。我讲了自己的看法后，张明说亦有同感。我说全体会议决定的我俩无权改变，否则就违反了起码的民主原则。但目前时间紧迫，召开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只好抓紧时间召开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成员会议吧。

   我俩立即去找人，人到不齐，但已过半数。我把各种情况和自己对事情的各种预测想法都和盘托出。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有同志还补充说：“已风闻许多公安派出所接到通知，‘四月五号烈士陵园广场会有不安定因素发生。要作好准备，一接到命令，就前往取缔’，看来，硬要开，也是开不成的。”我说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开了，以后大家都有责任分头向全体会员作解释工作吧。有同志提出，不开是策略的，但若就此无声无息，也未免太虎头蛇尾了。我说省团委已建议明天在省团委礼堂召开纪念<四五运动>的理论讨论会，邀请我们学会的全体成员参加。又有同志提出，习书记、杨尚昆的意见我们听取了，他们亦应有所表示。我说这个意见很好，由我与张明向省团委提出。

   会后我立即与李彤电话联系。李彤说尽量会使我们满意，要我等通知。这时已是四月三号下午。傍晚，李彤来电话，说今晚习、杨两书记在省团委会议室接见我们，务必准时到达。晚上七时许，我们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陆续到达省团委会议室。我们一行十人被安排坐在一边，对面坐着“李一哲”三人，省团委几名干部，和大学生自发刊物<未来>编辑部的几位成员，上首的沙发空着。

   七、习仲勋、杨尚昆留给我的印象

   习仲勋、杨尚昆出现在楼梯口，省团委干部率先起立鼓掌欢迎，大家不由自主地效仿。习、杨坐落上首。省团委书记作开场白后，习仲勋讲话。他的西北口音不大好懂，只记得有几句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高举，否则党心大乱，军心大乱、民心大乱”之类。王希哲相当活跃。他面带笑容手势生动地说：“现在党的改革派面临的工作和困难很多，我们理应跟他们分忧，习书记说，真难那！我们应该体会他这句话的涵意”。李正天则神情严肃，其发言内容大致是指责我们没有顾全大局。间中，我们有几位同志发言，争辩我们举行纪念会的合理性、合法性。省团委干部则出来打圆场。我在全过程中都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听。由于我坐在一边的一端，离杨尚昆只有一公尺远。杨没有作正式发言。只是就近对我们靠近他的几个人说：“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硬要开，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我听了，依然沉默，内心极为反感。习、杨先行离去。省团委宣传部赖部长继续与大家商量后天在省团委大礼堂举行纪念<四五运动>理论讨论会的事宜。回到家中，已是半夜。

   四号清晨，我赶往烈士陵园，在正门张贴集会因故取消的布告。

   省团委大礼堂的讨论会有一百多人参加。除了我们三十几人外，还有“李一哲”成员，高校学生干部等。省团委耍了个招数，说为了发给与会者公假证明，请与会者签到和注明工作单位。藉此，官方大致收集到我们学会成员的名单。

   理论讨论会结束时，省团委表示今后还会经常请大家开会交流。就这样，七九民运中广州的一场街头政治被中共广东省委化解。此事上报中央，得到中央认可，称之为“广州经验”。即所谓对思想活跃的青年采取对话方式，在不动用专政工具，不引起社会震动的前提下，化解不安定因素云云。据说与广州经验相对照的还有“贵州经验”。“贵州经验”是直截了当地抓人了事。

   十几个春秋过去了，至今回忆起这些情形，仍觉得当时的退却是正确的。正由于这样，才使广州民主力量获得了较多的政治空间。<人民之声>得以按月一直出版到1979年12月，继续力所能及地在广州宣传民主理念，并且同志们的损失也得以减少。习仲勋、杨尚昆在三号晚上的表现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杨显然比习更为强硬僵化。后来杨会紧跟邓小平，职位节节升高，支持邓的六四镇压，而习与邓渐行渐远，同情胡耀邦，在最高权力圈中逐渐消隐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八、适当退却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策略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中，适当的退却乃是求胜的重要策略。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列宁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都是极好的例证。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从事政治斗争，更须懂得运用这一手段。1927年夏，蒋介石由于势力急剧膨胀而至在国民党内树敌甚多，更由于宁汉之争，使蒋成为箭靶。经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蒋宣布下野。但仅仅几个月后，由于蒋的离去，权力结构顿失平衡，各路人马争端迭起，于是，各系政要及军事头目出于不同的考虑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拥蒋复出。这可算是蒋在他政治生涯中下的一着以退为进的高棋。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也有上乘的表演。他在削职被贬时为求复出不惜检讨再三、自责自谤，甚至指天发誓。但一旦重获权力就脸色大变。无怪乎张春桥气得大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以退却来求胜的手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须恰到好处不失原则。否则就不是退却而是投降，或不是一种正当手段而只是无耻政客的狡诈权术。故此司马迁向汉武帝极称李陵系诈降匈奴以图再起，而不被汉武帝所接受。邓小平的那等行径也不应我们效仿。

   九、八九民运未作适当退却令人惋惜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运用这一策略。如果说十一年以前相对于“凡是派”邓小平是“务实派”，那么此时相对于胡、赵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而在他后面还有更保守的老人帮的党羽。以当时的政治情势来衡量，单以民间民主力量是不足以击倒势力仍相对强大的保守派。然而倘若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力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拓展新的局面。其实这也是有先例的。1978年务实派击败凡是派不就是借助了民主墙的力量吗？虽然1989年的保守派力量远比当年的凡是派要强，但八九民运的能量也比七九民运大得多啊！

   如果八九民运作适当退却，使邓小平无以说服党内大佬赞同武力镇压，使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有充份的时间去进行运作，而强大的蓄势待发的民间民主力量作其后盾，那么八九民运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邓毕竟没有毛泽东当年的绝对权威，人大委员会却具有与昔日大相径庭的势态。各方面有利的因素迭加起来，改革派是有可能请保守派元老们“光荣”退休，有力量削减保守派干将手中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改革的车轮。赵紫阳是中共迄今最具改革理念和政治品质最佳者。他从事经济改革的成效及对政治改革的筹划已体现其改革理念之真切。文革后在广东重握大权处理某些文革遗留问题的宽厚，和在六四后的巨大压力下坚持初衷更凸显其政治品质之优良。这一点最为难得。一旦被最高首领指责就俯首认错这个陈规陋习连彭德怀胡耀邦都未能破除，而赵紫阳做到了，他不愧为中共党内第一人。我们并不预期赵紫阳主政中国就可以马上实现多党制、三权分立、民选行政长官的全面民主体制，但可望在廉政建设、党政分离、开放言论等方面有一定实质性的进展。这总比当今中国政治反动僵化、经济畸形繁荣、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铜臭熏天、贪污受贿泛滥要好得多。并且，我们还可以期望，改革派在站稳脚跟以后，会在民间民主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前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