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深的疑问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被捕。那个消息在当时那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的社会环境中不啻是个刺耳的噪音。我的心也为之一震。魏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我们都明白，这是“莫须有”的。真实原因是魏京生批评了邓小平。我跟不少民运参加者都觉得那时就对邓小平进行批评，似为时太早，不够策略。但仅因此就要抓人，那邓小平还有什么政治改革家的胸襟可言呢？

   自七八年底以来我一直对邓怀有好感和希望。我想，这些年来邓被毛压得够惨了。毛使他饱尝了有正确的话而不能讲的苦楚。这痛苦的经历会使他明白，应该让人说话。尽管在民主的全部内涵中这只是极小一部份，但却是共产党人一个极难得的进步。然而没想到好景不长，只几个月，邓小平就翻脸了。中国这场改革究竟会怎样演变下去呢？我心中深深嵌上这样的疑问。

   四月三号晚上杨尚昆对我讲的那句话：“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亦时常盘旋在我的脑际。从这句充满横蛮和威胁的话来看，被毛整了十年的遭遇非但未能使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合拍，而且依然对人民充满猜忌和戒备。藉此，我对民运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七九年元旦前后那种十分乐观兴奋的情绪荡然无存。

   魏京生因言获罪。我们的集会不能举行，否则就要抓人。这使我意识到，目前中共当局能容忍的民主内容仅仅是某一程度内的言论，于是我感到“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存在将会徒具形式了。我原是想藉它联络更多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某些较大规模的民主活动，如集会、游行等。但此时看来已无可能，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考虑(有关这些将另文专述)，我向张明和领导小组建议解散学会。我认为，能集中精力办好刊物就不错了。七九年五月一号，学会宣布解散。

   二、婉拒“安排”

   四月五日“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之后，省团委还陆续组织了几次类似的会议。会前会后，赖部长、李彤常跟我聊聊。李彤对我说：“在同龄人中，你的知识和才干是很突出的。赖部长说“像你这样的青年，只在工厂做工实在是人才上的浪费。把刊物停掉吧，你的工作我们会考虑的。”我听了，当然明白其中的涵意。而且推测这还可能是更上一级的授意。但是，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人格都使我不作响应。

   从六十年代末的“文革新思潮”起，至此我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间的所闻所见所思，已铸造了我对共产党制度完全否定的态度。如果说七八、七九年之交曾对它燃点过希望的火花，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因魏京生的被捕一扫而光。我决不可能投入这个体制内，为之效力。而且，我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首义者。如果我以停掉<人民之声>来换取中共省市文宣机关里一个差事，那真是不折不扣的卖论求官卖身投靠，岂有一丝一毫民主志士的气节可言？于是我佯装没听懂，顾左右而言它。后来，他们又提过一次，我看绕不过去，就笑笑说：“多谢了，我的工作挺好。机械技术蛮有意思，我喜欢它哩”。<人民之声>照常按月出版。赖部长向我约稿，请我给他们团刊写文章，议题都是安定团结之类。我以自己水平低，怕写不好来拒绝。后来他们拿了个以民主为议题的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纳入我的思想轨道，便应允了。他们取走稿子后，磨钝了一些棱角才登在<广东青年>上。

   三、两进广州市出版事业管理局

   七九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十五年重刑，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骤然

   变化。三月间魏被捕虽已是个不良讯号，但人们还在期待着最后的结

   局。不少人希望那只是当局摆出的一个吓人的姿态，以收到某种威慑作用而已，下手不会太重。我亦作类似推测。但是，我们都估计错了。魏京生率先背着七九民运最沉重的十字架走进阴森的大牢。

   政治气氛的丕变也清晰地体现在省团委干部脸部的表情肌上。我从未主动去找过他们，都是他们约见我。此时见面时的热度急剧降低，谈话的内容也迥然不同了。李彤对我说：“出版刊物是要经过申请批准的，不是想出就出。你们的刊物也应遵守国家的有关发令。”我说：“对对！请你告诉我手续怎么办？哪个部门管”？李说：“有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在东山xx路。”

   此时，虽然张明已淡出<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活动，但我觉得张是创刊人之一，此事应让他知道。张明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很气愤。说这纯粹是在找岔，表示愿与我同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该局干部仅在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说明来意后，面面相觑、一片茫然、无以作答。末了，只得说：“让我们研究一下，下星期再给你们答复。我和张明走出大门后，不禁相视而笑。

   不久，我们依约再次造访该局。这次谈话地点改在小会议室。该局干部拿出一九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法给我们看。其中有一条是，出版刊物须有两间店铺作保，否则不批准。我们说：“一九五一年社会上还有大量私营工商企业存在，故可以订出这样的规定。目前早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哪有店铺作保呢？”干部说：“那我们不管。我们只按国家法令办事。我们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只要这个出版法没有明令取消，我们就照章执行。”“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没有什么店铺。你们的所谓照章执行岂不是要我们去井底捞月亮？”“总之，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申请。我们办事是有法律依据的。你们有意见去向其他政府部门去反映吧。”

   肥皂剧演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和张明对出版事业局的干部们揶揄地笑着。干部们也对我们讪笑着。在双方和气的微笑中，我们告辞出来。走在街上，我和张明又一次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我把与省出版事业局联系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李彤。听筒里传来他嗯嗯唔唔的回

   应声。事情办得有交有待。<人民之声>继续按月出版。

   四、坚持发行最后一期

   七九年十月，北京“四五论坛>的刘青成功地在魏京生审判会上录下了魏的自我辩护词并刊登在<四五论坛>上。我们收到后，立即在<人民之声>上全文转载。我们对魏京生坚持民主理念的献身精神，和对刘青在当前阴霾的政治气候中仍挺身而出、且办事机智周全都十分钦佩。魏京生已被中共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以重刑。我们<人民之声>仍敢登他的辩护词，说明了幼小的民间民主力量并没有被吓倒。

   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一些香港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新闻工作者来与我们交流。最先一位叫张永强，港大物理系学生。嗣后有刘山青、刘英杰、刘子廉、王超文、林昭寰等许多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些内地找不到的书籍和资料，并带走一些<人民之声>和我们收集到的各地民刊。通过他们外部世界得以更多地了解到一些国内民刊运动的情况。

   七九年十二月，我们的刊物已油印装钉成册，发售广告也已贴出。此时，我接到李彤的电话：“杨尚昆书记要我通知你们，省委已有决定，要你们立即停刊。印好的也要立即销毁。至于你们印刷所花的费用，可以报一个数目上来，经济上可以补偿你们的损失。如果你们不服从省委的决定，继续出版发行，后果就要由你们负了。”话讲得很乾脆，不拖泥带水，不转弯抹角，看来是得到上头硬指令了。

   当时仍在参加<人民之声>编辑部活动的除我外，还有邓文炜、朱永、黄宇生、周建中、范一平，但具体担负刻印发行的是前三个。于是我找来邓、朱两人徵求他俩的意见。他们认为，省委是要下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出也是出不了的，就象纪念<四五运动>运动三周年的集会那样。我又向他们讲起杨尚昆在四月三号晚上对我讲的那两句话，大家都不胜感叹愤慨。末了我说：“刊物是只得停了，但这一期已经印好了就一定要发售，赠阅都行。总之要与读者见面。什么补偿经济损失，做生意吗？我们<人民之声>就值那百来元吗？笑话！不过在广告规定发售的地方是不能发售的了。当局一定派有秘密警察在那里守候，我们一出现就会没收刊物并抓人。我看我们还是另找地方分头发售吧”。大家商议后决定在两个地方进行，一是在工业大道，由邓、朱负责。另一在中山大学，由我负责。就这样，有发售，有赠阅，八百多本<人民之声>总第十三期终于去到读者手中。然后我又写了一份<告市民书>，讲明<人民之声>停刊的原委，刻印后在市内许多地方张贴。最后我将回收的工本费七十多元分成三等份分由三人保管，并讲明，若今后若能复刊，则交出再用。

   此时正是七九年岁末。我以沉甸甸甸心情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

   五、王希哲倡议办<学友通信>

   虽不再为出版刊物忙碌，但我们仍然经常碰面聚谈。外地刊物寄来了我们都及时传阅讨论。香港的朋友也常来，有时还跟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我们仍然行进在民主事业的行列之中，但心情已与前一年大不相同了。

   如果说七八年底七九年春，我们是以兴奋的心情和协助共产党改革的热望投身这场社会波涛，那么七九年下半年我们在领略了共产党的猜忌戒备乃至敌意后仍奋力行进，则是执着于国家民主进步的责任感。而时至八零年，我们依然坚持初衷，不作急流勇退，则除了对社会公理的追求外，还有一份为民主而殉道的悲苍。

   八零年，从数量上来看，全国的民刊是更多了。除原先较早创刊的外，陆续在重庆、北京、青岛、杭州、天津、安阳、长沙、韶关等许多大中城市中都出现了民刊。然而从社会影响面来看，却远远比不上七九年上半年。刊物的增加既反映了中国民间争取民主的潜力，民刊的冲击波得以从几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向各地扩展，又说明了中共对七九民运的全面镇压尚处于举棋未定的阶段。民运影响力的降低系由当局“常规”性的镇压所至。许多地方的刊物都不能公开发售，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阅。有些地方的民运志士坚持公开发售(如武汉秦永敏、朱建斌)则被警察殴打、没收刊物。警察甚至非法闯入民宅，抢走纸张和印刷工具。由何求于七九年七、八月间另行创办的<人民之路>，此时也处于这种困境。(何系于七九年三月参加<人民之声>编辑部工作)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王希哲提议办一个内部通讯式的刊物，名称就叫<学友通信>。由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轮流主办。主要登载各地民运同志的政治评论文章。王说，目前在当局压制下，公开的民刊活动已难以进行，用这个办法既可交流思想，也可用以维系各地的民运朋友。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我在<学友通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的文章。我察觉到当局利用中国人的健忘和对毛发动文革的反感以售其奸，炮制一个“十年浩劫”论。把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起来批判冲击中共官僚阶级、反政治迫害政治歧视的斗争都归入“浩劫”。对此我深感有必要给予揭露和澄清。原<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朋友们亦承担了<学友通信>的部份刻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