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学友通信>创办不久，何求与其他一些省市的民运朋友商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并创办会刊<责任>。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协会”。而我觉得<人民之声>业已停刊，还去参加，岂不是担虚名？并且，从全国来看，七九民运已转入地下、半地下，社会影响力已相当微弱。此时成立全国性组织非但不能促使民运形势高涨，还徒然招致当局更深的猜忌。文化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使我深知中共对全国性组织是最为警惕敌视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办<学友通信>较务实一些。

   六、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

   八零年八月，北京传来消息，刘青被判刑三年。罪名是组织星星美展和替现行反革命分子魏京生辩护。实际情况是七九年十一月<四五论坛>公开发售时，两名成员被警察无理抓走。刘青闻讯后前去据理力争要求放人。不料警察一方面放人，一方面却把刘青抓起来。一抓就是八个月。最后还判刑。获悉这个情况后，我们都十分愤慨。那天我们几个朋友聚在王希哲家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为不应沉默。就算不能收到营救刘青出狱的实际效果，也要以正义的呼声让中共当局知道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并不在暴力的威吓下屈服。大家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成员为各地民刊，以委员会名义发表抗议信、呼吁书。确定由王希哲拟稿，我负责刻印散发。同时与各地民刊取得联系，徵求联署。有些一时联系不上，但估计会同意的，也署上名字，以壮阵容，并继续联络取得其体谅和追认。<人民之声>没加入<全国民刊协会>是不想担虚名。但此时不是担虚名，而是担风险，故我在刻印时把<人民之声>首先署上。

   抗议信除邮寄各地民刊、官方报社、政府机关、人大之外，我还在广州市区四处张贴。约一星期后，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传唤，说我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随意在街上张贴印刷品，可处以罚金至送往劳教。几经争辩后，警察们留下一句话：以后再有违反定严加惩罚。

   七、<人民之声>特刊“文化革命简析”

   萧瑟的秋风一阵紧一阵地从北方吹来，有时还洒下几滴冷雨，让人们确实感到秋天的凉意。许多小道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北方传来。最高当局已在策划全面镇压了。朋友们心头不免蒙上一层阴影。我感到达摩克利斯剑已不动声色地高悬在我们的头上。它随时都会斩下来。但我们却难以预测它什么时候斩下来。此时我的心情极类似七六年岁末。我想一旦全面镇压展开，一丝一毫的活动空间都将被扼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作了。我手头上有两篇以前秘密撰写的手稿。一篇题为“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约四、五万字。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约十万字。<人民之声>出刊十三期，我都不敢把它们登出。此时我感到再不出，它们将永远沉睡了。<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立论行文极为尖锐，一旦登出，绝对会被判重刑。如在七十年代以前则必定被枪决。<文化革命简析>的基调是写历史。如果把文中某些提法、文字磨钝一下，(如把官僚阶级改成官僚化严重)是有可能气得当局牙痒痒又咬不下去的。于是我把收藏多年的文稿翻出来，修改、补充、刻印、装钉。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里忙得天昏地暗、头晕目眩，还有朋友们的帮助。八零年十二月，近一百本<人民之声>特刊总算熬出来了，邮寄给各地民运朋友和官方机关报社，也送了几本给香港来访的朋友。

   至此，我深深地嘘了一口气。中共官方对文化革命有他们的一番说词。御用文人为之帮腔润色。一知半解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现在总可以让他们看看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对文化革命的描述是怎样的。尽管这个声音十分微弱，但它终究破土而出了。

   八、不打算逃亡

   八一年春节随着呼啸的寒风来到人间，我们并不感到节日的轻松愉快。共产党要下手抓人已不再是猜测了，只是尚不知它的确切时间和黑名单的具体组成。一天，范一平带着他家乡的一个朋友来到我家。这个朋友很同情民运，也了解民运中某些“出头鸟”的危险处境。他劝我们在当局动手前潜逃。并表示愿意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我笑了。在中共户籍保甲制、粮食配给制两条锁链的捆绑下，我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又带着他们去到王希哲家。王希哲听了也同样笑了。但我们都非常感谢他的一番真情好意。

   多年以后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都深感我们这些人太迂腐了。我们虽是工人，属于社会下层，但毕竟未处社会最底层。其实，中共那两条锁链虽然犀利，但未必能堵塞一切社会孔道。当年不是已有许多流动商贩、流动体力劳动者乃至盲流在穿州过省吗？只要中共未象捉拿“二王”那样在全国公开贴照片布告通缉，潜逃还是有可能的。二王之所以落网有个主要原因是其中一身高太出众，达1.86米。否则也未必落网。然而，当时我们的书生气使我们对此根本不作考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共当局镇压民运的严酷性认识不足。我推测广州可能被抓的人有三个。我、何求、王希哲。八零年以来，何与外地民刊联系密切，又筹建了“全国民刊协会”，并全国跑了一趟。在本地亦与警方屡起冲突。我估计他的危险程度最高。我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首发者。迟至八零年十二月还出了<人民之声>特刊“文化革命简析”故也有危险。但由于<人民之声>已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停刊，我又一向只在本地活动，与外省联系不多，这会使危险系数有所降低。至于王希哲，他具体活动不多，观点持重，理应没有太大危险。但他在全国名气大、影响大，又到全国跑了一趟。如果当局把他看为国家级的民运分子，那就难说了。

   既有危险就要作好准备。我在家里坚壁清野。又于一个晚上去到何求家。为防备被窃听，我没有讲话，只是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给他看：“官方镇压在即。一旦有事，我们应勇于承担，尽量保护其他同志”。何求阅毕点头表示赞同。我便用火柴把字条烧毁迅即离去。在这杀机四伏的日子里，香港朋友刘山青竟还来广州找我们。在佩服他的勇气之余真为他捏一把汗。四月某日，他又来穗。那天恰巧厂里派我出外勤，很晚才回家，没跟他见上面。后来听说他在出境欲返香港时被捕了，而且后来判了极重的徒刑。

   九、抗议镇压

   终于，达摩克利斯剑斩下来了。大逮捕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何求在北京被捕，旋即押回广州。王希哲在家中被抓走。我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与同志们取得联系。被捕者已入阴森牢房。我们侥幸者难道噤若寒蝉？不行！我们要抗议，要让镇压者知道我们正义在手真理在胸所铸造的无畏。

   我联系同志们在黄宇生家中举行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我、黄宇生、邓文炜、朱永、范一平、周建中、王一飞。同志们的神情都十分肃穆。在当时那凶险的政治气氛中，还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的确要有很大的勇气。黄宇生把自己的家作为会址更体现他民主理念之坚定。王一飞是<人民之路>的成员。何求被捕后他勇敢地担当起善后工作。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运动中，遭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从无反抗之声。这次，我们七九民主志士一定要打破这个陈规陋习，向中共表达

   我们的愤慨和抗议。

   用什么形式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议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经想过了。有两个办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气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踮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往汽车天窗外仍东西的姿势。“就这样，汽车一开，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对大家说。我怔怔地望着范一平。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一丝造作。我心中暗忖，提出如此激进勇敢的方案，要么是极坚定的民主战士，要么是……。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立即否定这个方案。因为它太冒险了，必定会导致更多的同志被捕。毕竟，这一年多的磨炼使我稍稍学到一点“领导艺术”。我微微一笑，对同志们说：“大家看一平这个建议怎么样？或许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短暂的沉默后，有人说这样危险性太大，随即有人附和。王一飞说：“现在人大正在开会，还是寄给人大的好。我们都是公民，寄信给人大总是合法的。当然，共产党要抓人尽可编造出种种理由，但我们这样做回旋的余地毕竟会大一些。”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王一飞接着提出，抗议信由他写。刻印由<人民之声>的同志担负，为保护更多的同志，抗议信由他签署。大家默然良久，显然都为王一飞的无畏精神所感动。

   刻印场所亦须考虑周全。从前一向在我家进行。现在我肯定已被监视。为使这个工作不至夭折，我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朱永说他可以提供一个较稳妥的地方。我还对大家说，我已长了尾巴，今天在这里开了会，宇生也会长尾巴，都不适宜去小朱提供的地方，否则全盘暴露。其他同志愿意去的都去吧。邓文炜、范一平表示愿去与小朱和王一飞共同担负起这项工作。在这凶险的时刻，<人民之声>的同志们都能挺身而出，我内心极为感佩。散会后，我嘱大家分头逐渐离去。

   果然，即使是用这种温和的、符合中共自己所定法律规范的方式表达抗议也不能见容于中共。王一飞被捕了。一直关了一年半才放。王出狱后跟我谈起，公安局的人这样对他说：“原来没打算捉你。是

   你自找的。发什么抗议信。不把你抓起来，不知你还会搞些什么名堂”。

   十、面对传讯

   不久，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传讯盘问。我、朱永、范一平由公安人员直接进行，邓文炜、黄宇生则由本单位保卫干部出面。他们被盘问的内容除参与哪些<人民之声>的活动外还围绕那封抗议信的刻印和邮寄。秘密警察在他们那里什么都捞不到。范一平一问三不知。气得警察只好自己把料抖出来，说“要不要我把你带到那几个邮筒去看看？你在XX街邮筒塞进一些，又在XX街口的邮筒塞进一些。”

   我被传讯了五整天。前三天要我交代办“非法刊物”的错误言行，还有哪些人参与，以及与境外的联系。我力辩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办刊物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曾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申请。<人民之声>公开出版了十四期，你们手中也会有，若你们认为哪些观点是错误的，不妨指出来讨论一下。至于有哪些参加者，我自嘲是秃头司令。是常常有人来聊聊，或帮忙搞点刻印，但人来人往，昏头昏脑地都记不得他们的姓名。香港是有些学生来找过我，蜻蜓点水坐一坐就走了。本来就是陌生人，人走茶凉，哪里还会记住他们的尊姓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