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中共官方的文革评述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丝毫不被提及的。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令人更为忧虑的是，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对民众的这些斗争报与冷膜的态度。在他们的著述中鲜有这方面的描述。甚至有的知识分子不加区分地评论"红卫兵"现象，笼统地谴责所谓"暴民政治"。这显然是在对文化革命史实作了残缺不全的陈述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作了偏颇的评价。无论是纯粹从历史学治学严谨的角度着眼还是从伸张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这都不能不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欠缺和悲哀。

   本文将从陈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实着手，继而从几个角度就这些史实进行剖析和评论。希望能对文化革命的评价--这一中国当代史上最大课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发生的时间和内容。

    文化革命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并不是均衡地存在于三年文革中的每一期，而是较为突出地表现于那三年中的两个阶段。(关于把文化革命定期为三年，即从1966年春末到1969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笔者已在“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文化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等公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中进行了阐述。)现对这两个阶段中的突出表现作如下分述。

   1、1966年10月-12月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

   如果说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和1966年春对"燕山夜话"的批判还不足以使中南海的大员们理解“伟大领袖”的意向的话，那么，1966年5月中旬毛主持对北京市委的改组和“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再清晰不过地表明毛是旨在搞一场政治清洗运动。而且清洗对象并不是1964年-1966年春的"四清"运动中矛头所指的中、基层领导干部。固然，那时刘、周、邓等近百名中共最高领导圈里的人们并不能确切判定毛心目中这次是要清洗谁，但他们对毛的基本意向应是大体明了的。

   毛在主导了中共高层的这些大动作后，却令人费解地没有继续直接掌控局势。他竟然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很自然地由刘邓等主持。这个时候由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子报”所搅起的学潮已在北京和某些大城市的高校卷起，其矛头所指多为校党委，有的还涉及到省市党委。面对这种情况，刘邓们很自然地按照中共一向的工作法则于6月初向这些院校、继而向所有院校派出工作组以控制局势。工作组力求要作到的是把学潮限制在校园之内，并使其锋芒主要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即知识分子阶层。有时为了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也把有的校党委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

   然而麻烦问题是各地都有那么一些不听指挥的学生一定要把矛头指向校党委乃至省市党委，说这些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并与力求引导他们的工作组发生摩擦。这摩擦很快发展为对抗。学生指责工作组压制革命，是运动向前发展的拌脚石。工作组指责这些学生干扰运动的主攻方向，是别有用心、对抗党的领导。于是运动演变为工作组与激进学生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学生当然不是工作组的对手，他们纷纷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动学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吴含”、“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以1957年的那次为第一次)仅此而已，那为祸尚不算烈。因为它限制在大学校园之内，打击面不大。而且，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激进学生是事端的挑起者。他们主动攻击工作组，工作组予以反击实在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这些激进学生对工作组主要的指责是工作组没有以更激烈的态度来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可见这些激进学生的思想行为比工作组更不可取。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共同把这场"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他们主导了在全国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工矿企业、交运商业部门......一句话，在全国所有社会细胞中展开第二次“反右”运动。作为文革的研究者们，有必要探究的是刘邓们为什么要把反击激进学生干扰的“反右”运动铺开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他们本来没有必要这样作。因为(1)“伟大领袖”没有指示他们这样作。(2) 激进学生在学校里主动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他们挨整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一般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并没有人攻击单位党委，为什么也要去抓“右派” ？因此对于刘邓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恐怕只能从中共政权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统治中所养成的习惯性的政治虐待狂中去找答案。而如果说刘邓们这样作是因为他们洞悉了毛的真实意图后，所采取的一种转移祸水的政治权谋，那么这种把大量无辜民众当作牺牲品推上政治屠宰场的权谋也确实浸透了阴险冷酷和凶残。

   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为凶猛、恶劣。这是因为：

   1)它的打击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广泛得多。被打击的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还有许多工人群众。当然，这些工人大多并不是“根正苗红”的血统工人，往上查一代说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国民党官吏家庭出身之类。要不，就是平时调皮捣乱顶撞领导的家伙。

   2)在第一次反右中，将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据主要是他在“鸣放”会议上的公开言论。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据其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就认定此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时有什么牢骚怪话，私下有些什么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以此把他打成“小吴含、小邓拓”、“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3)刘、邓体系的中共高干所主导的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

   当毛泽东发现刘邓等把他发动的旨在党内高层进行政治清洗的政治运动引入与他的原意大相径庭的第二次反右时，他采取了措施。1966年7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组。8月5号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1-12号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制订了"十六条"。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就此使运动走上毛预想的政治清洗的轨道。虽然刘邓的第二次反右运动是半途而废了，但毛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整不起来。而沿着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轨迹，“红色恐怖”运动则轰然炸开。刘邓们的子女继承了父辈的未竟之业。如果说从刘邓中央到地方各级乃至各基层单位的书记们还是在用“文斗”来整治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那么以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就是用拳头、军用腰带、棒来对“黑五类”进行殴打乃至残杀。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狂暴残杀的同时，口中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

   毛深知，自己要搞的政治清洗欲得成功必须依靠巨大的政治威信。只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开路才能廓清来自党内高层因党内程序所形成的障碍。而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对于树立他巨大政治权威有着巨大的功用。因此，8月18号他欣然地在天安门城楼上让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北京某中学学生给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他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了回答后笑咪咪地说“要武嘛！”他的意思是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应像他的一首诗句所说的那样“不爱红妆爱武装”。伟大领袖这么一句无头无尾支离破碎的话(据说这就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给“红色恐怖”运动火上加油。全国范围内不知因此增添了多少死于贵族红卫兵棍棒皮鞭下的“黑五类”冤魂。

   贵族红卫兵的行动固然对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起了极大作用，但它毕竟不直接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非但如此，尚若贵族红卫兵的行动不予中止那终究会干扰他的清洗计划。于是，在1966年10月毛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毛中央说以刘邓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色--凡是处于被批判地位的事物、人物都冠以“资产阶级”的前缀，尽管它(他)与资产阶级毫不相关)毛的中央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本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毛的中央告诉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那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向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赔礼道歉并给予平反。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运动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人民群众藉此展开了一场反政治歧视政治迫害的运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0月间在学校首先发动，11月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一个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党的化身，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遑论省市党委书记那样的庞然大物了。人民曾经是多么诚惶诚恐地匍匐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导"，服从他们的驱使，任由他们处置宰割。而现在毛主席说他们在前阶段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以毛的“最高指示”为凭借，人民群众向党组织的领导人发出质问，指责他们把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时间，真有人民群众“站起来”了的味道。

   这种政治秩序的颠倒也是有个过程的。开始，党的书记们还为自己开脱，有的甚至指示自己的心腹把前阶段整群众的材料收藏起来，以便日后再次派上用场。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批判也是有所保留的，不敢“放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另一派红卫兵--与贵族红卫兵出身成份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给群众批“资反线”的运动起了极大促进作用。这批以一般出身的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大胆的行动鼓舞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书记们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机关、工厂里的群众起来效仿“造反派红卫兵”的做法。敢于冲进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武装部去查抄单位领导收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档案柜打烂，抢走“黑材料”。(这些就是此后被邓小平们斥之为和切齿痛恨的“打、砸、抢”。)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群众的批判锋芒其实并不局限于前阶段本单位的领导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他们还进而清算了单位领导在文化革命前的种种恶行劣迹。比如，单位领导曾欺压过群众，曾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借机迫害过群众，曾对向他们提过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等等。有的群众甚至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不但要给在前阶段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平反，而且还应给在文化革命前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众平反昭雪。要求让那些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送回乡的群众回来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