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附录四、黄稼昌老师，我不再记恨您

您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您的身材相貌，您的表情、您的嗓音都深嵌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坦率地说，尽管您的相貌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您五官端正、眉目英俊，但您的表情却一直以一种阴冷、阴沉乃至阴森的记录存档于我的忆库之中。很少能看到您有笑容。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后的班级活动中，您的目光常洒出冷峻、严峻。您的眼珠经常高频率地左右扫动，仿佛要把隐藏在班级角落里某些令您不悦的东西搜罗出来予以清除。

真的，那时我对您充满了畏惧。哦，不止是畏惧。除了畏惧还有怨恨。当然，这怨恨也只是淡淡的。那时瘦弱的我其实连多点怨恨的胆量气魄都没有。我那一点怨恨是什么呢？是您当班主任的四个学期中，有三个学期硬把我的操行评定垫底为乙等。每个学期下乡农忙我都是拼命地干活。镰刀把手指切开了，随便包扎一下继续割稻子。水蚂蝗把腿咬得伤痕累累，拉掉蚂蝗后硬着头皮继续插秧。我多么希望自己的辛劳能得到承认和嘉许，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可是，黄老师，在农忙结束回校后的总结班会上，在您那长长的表扬名单中从来没有我。一次又一次，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我惶恐忐忑的心怀着脆弱的希望。这一次、这一次总会有我的名字吧？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呀！可是直到最后，直到您低着读名单的头抬起来，用冷峻的目光扫视全班时，我终於知道我仍然被剔除在外。脆弱的希望之绳凄然断裂，一颗无助的心坠入冰冷的深渊。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我放弃人生道路上的哀兵奋击。我按下那一点怨恨而拼命投入攻读中。我想，只要能考上大学，这高中几年无论多么苦涩都值得。可是我终究被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

有人说，清醒地死去是最大的痛苦。对此我极感认同。因为我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高考放榜，我榜上无名。虽然非常失望、失落，但并未痛不欲生。为什么考不取？尽管内心已有种种猜测，但还是可以“难得糊涂”地归结于一个最通常的缘由--分数未上线吧。既然是分数不够，那么道路就未堵死。考得不好还可再考嘛。可是，当投考财贸干校以数学第一、总分第二的高分被拒时，我就“死”得足够清醒了--不是分数不够，是我的政治等级被打入了贱民阶层。无论我多么勤学用功；无论我考试的分数多高，大学校门将永远对我关死。这个太清醒的“死”使我一度想到真正去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是谁把我列入贱民阶层的？我一直认为，具体的操作者就是您--黄稼昌老师。高二、高三两年，您一直是对我那么冷峻。填写毕业生登记表的时候，你的语气、目光是那样的阴森。仅仅十八岁的年纪不可能对社会有深刻的洞悉。我的追索往往会只抵达最直接的目标。於是您在我心中就有了定格。是您，黄稼昌老师，在我的毕业生登记表--我人生的第一份共产党用以控制人的人事档案上，盖上了“不予录取”的印章。我怨恨您。这怨恨已不再是淡淡的，而是相当浓烈。

我背负着黑黑的人事档案在社会上挣扎。然而我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从一个对班主任老师都充满畏惧的瘦弱少年，成长为一个强壮的，对权势逼人的共产党官吏都无所畏惧的青年人、成年人。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了，社会的坚冰在正义浪涛的冲刷下终究在点滴地、缓慢地消融。1982年我经过一番争取得以重返阔别十八年的课堂，一圆少年时期的大学梦。1986年7月，我已获得广州职工业余大学四年制机械制造专业，和广东电大三年制中文专业的两个大学专科文凭，并还在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五年制历史函授本科的课程。这年10月，我看到报纸上登有关于广州一中将举行建校七十年校庆的广告。

对广州一中这个中学时代的母校我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而且岂止是没有感情，那简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离开它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它的门槛。偶尔有几次因故从它旁边经过，我的目光都直视前方，不愿让它的教学楼从眼角进入我的视网膜而触动那虽年代已久但结痂十分脆弱的伤口。

我不经意地把报纸翻到另一页。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思绪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不！我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我应该回去看看。我应找到黄稼昌老师。告诉他我曾经如何被黑档案践踏；告诉他我并没有屈服；告诉他尽管那时由于黑档案把我摒弃在大学校们之外，但现今我已通过苦读获得了两个大学专科文凭，还将获得一个大学本科文凭。

那一天我按时去了。黄老师，您记得那次校庆吧？您是否留意到那次校庆欢乐的绿洲旁却有一片冷辟萧瑟的荒漠？接待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校友的课室都人群熙攘一片欢腾，而接待六、七十年代的课室则来者寥廖、寂然乏声。有一间课室标明是接待六三、六四、六五等三届校友的。我记得那时每届高中都是三个班。以每班四十人计算，应共有三百六十名毕业生。我在那间课室里坐了好一会，既没有人来接待，也不见其它校友进来。我错愕之余甚有感触。未几，我想起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所谓的老同学们不见也罢，重要的是必须见到黄稼昌老师。

我遂离开课室，到校园里四处寻找您的身影。人群熙攘之中找某个特定的人物亦并非易时事。转了许久不见您的踪迹，我担心您会不会调到其它学校任教去了。正在失望之余要离去时我在校园一角看到了您。

您当然已不再是一个大青年。眼角那清晰的鱼尾纹和斑白的头发表明它们的拥有者已进入中年的后期。二十多年的岁月啊！我心中也不免掠过一丝感叹。

我走上前去，向您轻声地叫了一声：“黄稼昌老师！”您闻声扭过头来望望我，似曾相识的眼神表明您飞快地在记忆仓储中搜寻。“黄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姓刘，我是……”“哦！你叫刘国强，我记得……”我十分叹服您的记忆力。凯、强两字的发音在粤语中十分接近。一个离校二十多年来毫无联系的、极为普通的学生，您竟然还记得他姓名的百分之九十，这不能不令人极感叹服。

然而，这叹服并未驱掉我刻意带去的敌意。我没有跟您作久别重逢后轻松愉快的交谈，而是直奔主题。

“黄老师，您记得吗？毕业前夕填毕业生登记表时，您追我填社会关系一栏可追得紧呀。我考广东财贸干校考了非常好的成绩都不被录取，跟这会有很大关系吧？……”我说着，眼睛逼视着您。二十多年前您要我补填社会关系而我支吾推搪时，是您逼视着我。现在情形颠倒过来了。

您的眼神不再象当年那样冷峻，而是露出一丝惶恐和真诚。您默然片刻后叹息一声说：“唉！那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啊！上头压下来，叫我们作班主任的非得要学生填清楚不可……”

您在作这些辩解时眼睛没有再对着我，而是漫无目标地洒向其它地方。即使从侧面，我也洞察到那眼神中所涵的忧郁与无奈。这使我不无恻隐，我遂转换话题说：“黄老师，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其实现在我已填补了当年的缺憾。三十多岁之时圆了少年时的大学梦。黄老师，高三的时候您教我们计算匀强电场的电场强度。现在我在学习了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后，已经能用微积分来计算非匀强电场的电场强度。”说着，我掏出机械、中文两份毕业证书和华南师大历史函授学生证给您看。“我已获得了两个大专文凭，而且还将获得一个本科文凭。机械一毕业，我就应聘到深圳宝安的港商厂任职。待遇一下比在国营厂高出几倍。我通过逆境奋斗自强不息终於还是开垦出了一片园地……”

随着我的这些陈述，黄老师您紧绷的面部肌肉逐渐有所放松，气氛也缓和了许多。这时一个名叫刘铁汉的同学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没考上大学，去当了警察，听说是您黄老师介绍的。对共产党的警察我从来没有好感。很淡然地跟他打个招呼便向您告辞。

又隔了好几年，1992年，我二弟刘国铸病重，我回广州去看他。顺便去拜访一位较要好的老同学黎赐绵。在久别相聚话题多变的纵横谈中，我向黎赐绵讲到那次校庆回去见到您的情况。黎赐绵恍然大悟地说：“哦！怪不得，原来是有这么一段插曲。去年春节我们一班同学请黄老师吃饭。黄老师席间突然非常伤感地说，当年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妥当，以至使有些同学踏入社会后遇到许多困难。比如刘国凯……”黎赐绵的话令我感到极为意外和震撼。几年了，黄老师您还一直记住我回校对您的追问和包装在追问之中的指责。一个老师被离校已久的学生追问和指责，非但没有反感恼怒，反而作出如此沉痛的反思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并且是在没有任何压力之下的、没有任何功利主义设计的真诚的省思和自责。我依然是社会里一个极普通、没有一丝权势的人。黄老师您也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天，会由黎赐绵把您的这番话带到我的耳中。您作这样的内心自剖只会是来自心灵里正义善良因子的自然释放，和来自对当年社会现实的深刻反省和总结。

我内心深藏多年的对黄老师您的怨恨象一堵堤坝瞬时崩塌下来。冲垮这堤坝的是您善良真情的反思自责之水。如果说自然界里许多堤坝是正面之物，那么曾经广泛存在于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的堤坝就完完全全是负面之物。它由共产党专制主义的罪恶所建造；它阻止了人们之间坦诚的交流；它甚至还促使人们互相之间猜忌、戒备、怨恨、践踏。对于这样的心灵堤坝是崩塌得愈快愈彻底、愈好。

黄老师，您的坦诚自责、真情流露不但使我对您深藏甚久的记恨瞬时消除，还促使我想到更多、更多。

我记起高中时曾听说过您是五十年初代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参军。六十年代初转业作高中物理教师。如果说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对致使您的人生道路作这种变更的翻云复雨手毫无所知的话，那么现今，经过许多政治斗争风雨的我就能一思而能洞悉其中所有的奥秘。五十年代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对于当政者是相当宝贵的。可是您竟被调离到中学作物理教员，其中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您的政治等级不适合留在军事单位。这与我不适合被接纳进大学之门系属同一类性质。

一个高中物理教员的社会坐标与您原有的志向、原来的人生道路设计很可能大相径庭。对于这种人生道路的变更您当愤懑不平。但您不得不接受。於是这就造成了您精神上的压抑、表情上的沉郁。而年少无知的我却将此误解成您对学生阴冷、阴沉、阴森。

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尤其阴险刻毒之处是它在某个时候把你放到阶级斗争绞肉机中去绞，某个时候又要你充当绞肉机的齿轮部件，去绞杀别人。您的生平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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