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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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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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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

   

   1、文革对共产党有利还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沉淀,按说同属民众阶层的人们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评判上应凝结出起码的共识。然而,令我极感不可思议的是:民众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文革竟有着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现形态上,一种意向多以文字运载。另一种意向只以口头相传。

   见诸文字的意向是,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但又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因为持有这一意向的人士认为文革对共产党有利。“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利益,必将……再次发动文革。”(见“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黄花岗>杂志04年第二期)这种文字经常可以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

   另一种不以文字运载,而只以口头形式在社会底层中辗转相传的意向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共产党的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要让共产党彻底完旦。很明显,这种意向是基于与前一种恰恰相反的判断:文革对共产党不利。

   2、对于文革的自发记忆与灌输记忆

   民众阶层中为什么会对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并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于对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稍加区分,这记忆还可分成自发记忆和灌输记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约只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记忆是自发记忆,其余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记忆就是灌输记忆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记忆还属于自发记忆的范畴。许许多多带有片面性的自发记忆“积分”起来,就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记忆则大相径庭。它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格地说,扭曲记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自发记忆。

   3、中共制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记忆

   对文革的扭曲记忆在当今中国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扭曲记忆有利于中共,中共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催生、扩张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扭曲记忆。中共对文革评判定下它所属意的基调,并通过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制作文字标本,向其它文人作示范。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权,只允许对它有利的文革记忆刊于报章、载于著述。这不但是一种只为中共所认可的、需要的记忆才能以文字记载下来选择记忆,而且在选择中还会蓄意地对事实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权力量制造了筛孔特别的筛子,并操作筛子筛选其属意的产品。

   扭曲记忆的兴盛固然与中共的主导关系极大,但文人们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若只有中共的主导而无文人的配合,扭曲记忆不可能横行于世。当然这种配合亦可分成自觉配合与不自觉配合。

   纯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肴、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较有独立身份的知识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大多其实亦不能完全摆脱受雇于中共的状态,或受制于中共的处境。其所言所论难以置中共之好恶于不顾。何况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难以付梓。有时为刊出计便甘削足适履了。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后得到中共的特别优待。感激涕零之余,他们往往主动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记述”文革,去詈骂中共想要咒骂的人,而不管这些挨骂者是否应该遭到那样的谩骂。由中共自己来进行谩骂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会效果,而由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操办则成效斐然。当扭曲记忆已成泓然大势之时,它就可于无形中操纵社会的集体思维。不但未经历文革的人们接受的是以扭曲记忆为蓝本的灌输记忆,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扭曲记忆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确记忆而去附和声势浩大的扭曲记忆。这种情况在海内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其最鲜明的表现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绪化地大骂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没有其它。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可知,片面记忆大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以口头相传,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记忆多载于报刊书籍,故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无远弗届。当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所知来源于报刊书籍。而这上面所载的几乎都为扭曲记忆。他们被灌输的这些扭曲记忆在灌输过程中还会有偏离加大效应,使之愈来愈远离实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浸泡在这种灌输记忆之中,后果十分堪虑。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当有一天中国社会全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组成,底层民众中的口头记忆逐渐飘散湮没之时,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大陆青年。既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

   4、扭曲记忆的卖点在于对造反派进行栽赃

   在中共主导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会的文革扭曲记忆集中表现为文革浩劫论。其核心观点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制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华文化;是知识分子;是党的好干部。

   共产党自暴力取得政权以来,它一直在糟蹋中华文化,在整治知识分子。这一次情况截然相反了。中共把自己与中华文化、知识分子绑在一起,都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难,那么就该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产党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是底层民众,又以体力工薪者为主体。

   文革中是否存在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即所谓“破四旧”--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这是一部分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胡闹,理应予以责备,但却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因群众造反运动至1966年11月才发生。1966年7月之时,它还来不及在场,没有“作案”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名人的虐待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造反派同样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时间。可是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受捡来的地步。如北美<世界日报>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连载署名罗思义的题为“陈寅恪之死”一文,竟栽赃说陈寅恪先生是中山大学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实即使是按照该文所述,陈寅恪最遭冲击的时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间,与造反派毫无关系。这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像,凡是指陈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识分子的文章,都会被如获至宝地登载传播。这种以讹传讹乃至随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发展下去,以后,即使有人说老舍、储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了。於是更年轻的一代就获知造反派竟可恶到迫害死老舍、储安平的地步,使之对造反派更深恶痛绝。

   5、中共栽赃造反派是为了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

   中共政权扭曲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初级目的是把水搞混,让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疯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贵族(高军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让首先使用暴力打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党派);让大规模动用军队残酷屠杀造反群众的各地军头;让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祸首元凶毛泽东蒙混过关,逃脱社会正义和历史的谴责。其高级目的是要用以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务必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不会结合起来。否则,大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与民众阶层矛盾的焦点,已从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转变到中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1957年反右,中共是蛊惑体力劳动者去践踏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是蛊惑知识分子去践踏体力劳动者。尽管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镇压行动与其后的收买措施相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就其整体而言已与当局妥协,有的甚至还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辩护士。

   中共政权的超高消费耗费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北京之春>05年十月号有篇题为“最昂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为了保持政权,它选择了与知识分子结盟的手段。故拨出一部分财力来收买知识分子,或默许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去搞钱敛财。中共不可能收买体力劳动者阶层。因这个阶层的基数太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它的本质决定。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钱财也不作此用,而继续投入到党政超高消费和官知联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活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底层民众。而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愈来愈温暖。这使中共深感,极少数不接受收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语言不足为虑,真正有可能倾覆其政权的强力来自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同时,那些群众反抗活动使中共很自然地联想起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照此按实表述文革浩劫,那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层民众会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与我何干?共产党明白它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

   同时,中共心知肚明,它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既难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严加防范之、压制之。共产党为使其对群众反抗运动的剿平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拥护,便把社会上的群众反抗运动抹黑为格调低劣的动乱。但是,这“动乱”并没有伤及知识分子阶层。为能挑起知识分子对这“动乱”的反感,使之与共产党同仇敌忾,共产党找到一个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众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强忍下对此的切齿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为知识分子的遭难。把文革中群众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歪曲涂污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动乱,再把当今的群众反抗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等同。利用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扭曲记忆,诱导其对当今群众反抗运动抱以恐惧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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