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

   研究某个历史时期，评判某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界定该时期或事件的起始及终了时间。这是个看来似乎简单，然而又常常会产生歧见的问题。如中共红军“长征”的结束时间，近期已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个较小的历史事件。大的则如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对此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甚至有人认为在两晋之交。

   如果说这个问题的众说粉纭并长久以来悬而未决，是由于年代久远，故纸堆里的证据有可能给人们以不同的导向，那么对中国当代史上的最大事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间为何也会产生如此之大的歧见呢？须知，尽管三十年的岁月流逝，当年的中壮年已届垂暮，但大多亦还健在，当年的青少年仍年富力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为数颇众，这个问题实不应弄到如此扑朔迷离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进行了多少年？三年或十年？我认为是三年，即从六六年春末夏初至六八年夏，顶多延至六九年春共产党的“九大”。目前流行的说法则是结束于七六年十月。这一流行说法系于七六年“十月事变”后由中共复旧秩序的头面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提出，继而经中共的强势宣传，知识界的认同，并潜移默化地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海外。

   我的三年文革观于六十年代末业已形成。七十年代初我在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暗中撰写的<文化革命简析>就是想对这三年的史实作概述。至七六年中共复旧秩序派提出文革十年论时，我感到荒谬可笑，因为在我看来，文革早已结束。然而，此后我惊愕地发现此十年论竟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我本欲对此加以澄清，但中共复旧秩序派已剥夺了民众的一切发言渠道。我的看法只能存在于极小范围的私下讨论中。最先以文字向社会作此澄清的是现任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的陈佩华博士。她于八十年代已著文提出文革三年说。至九十年代初，我得以身处中共魔杖鞭长莫及的海外，始得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有朋友提出，十年论、三年论都有其道理。因为如果是站在中共高层某个派别的立场上，他们感到直至“四人帮”倾复后其权势地位才得到恢复，故他们会持文革十年观。许多人亦觉得在此之后社会动荡局面才趋结束，故亦赞同十年论。至于文革三年论是由于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在六八、六九年已受到全面镇压，故感觉文革是进行了三年。

   对此，我认为，所谓十年动乱并不能成为文革进行了十年的依据。文革中固然有动乱，但动乱并不就是文革。动乱只是一种表象。各种社会事件有可能在类似的表象下，有着大相径庭的内容。六六年至六八年的“动乱”不同于六九年至七六年的“动乱”。又如五八年乱哄哄、荒谬绝伦的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以致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产生毁灭性打击，这是不是一场动乱？当然是。这些年来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贪富悬殊 ，以至唯利是图、抗拐欺诈之风大盛；贪赃狂法、走私受贿横行；道德全面滑坡、治安持续恶化、社会乱像丛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动乱吗？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都是在搞文革。

   中共高层的内斗由来已久，此起彼伏。只要中共专制政权仍然存在，那么这种内斗 就过去有，当今有，将来还会有。故此，中共高层某个派别权势的巩固或丧失也不能成为文革是否在进行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自有其客观存在的时间，不会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站在各自角度上的观察而漂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有其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历次政治运动的特徵。这些特徵的存在与消失也就显示了它的起始和终了。

    自四九年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以后，它搞了许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一打三反、清污反自由化等等，文化大革命与这些政治运动相比较，其特徵是显而易见的。

    特徵之一是其他的政治运动都是矛头向下，整民众。反右中虽有党员干部遭殃，但为甚少，不是主流现象。四清虽然也整了干部，但只是基层干部。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则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中共地方各级乃至中央领导干部的。

    特徵之二是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高层认识基本统一，步调一致。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高层则产生严重分歧乃至分裂。

    特徵之三是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均作极有效率的运转，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而文革期间中共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均告瘫痪或半瘫痪。

    特徵之四是文革期间民众空前绝后地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自主地行使了集会、游行、示威、言论、出版等项政治权利。中共政权除了掌控着最后一道关卡外--不准攻击毛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组织一度失去了控制力。

    这四项特徵从六六年初夏开始陆续出现。其最典型的表现存在于六七年全年和六八年早春。从六八年初夏开始，几个特徵都渐行消淡。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诸项特徵均基本消失。

    六八年秋冬以后，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和各单位领导机构迅速重新建立。共产党的传统统治秩序在迅速地恢复起来。群众组织有的被血腥镇压，有的被责令解散。共产党又极有效率地控制了整个社会。“九大”以后的的社会形态与此之前的截然不同。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仍然在进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刘修”、“走资派”，而纯粹是矛头向下整群众。这一系列整群众的政治运动依其时间先后顺序是：

    六八年秋开始、六九年全面铺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运动是重新把“黑五类 ”等经典阶级敌人推上杀牲祭坛。以此威慑前阶段的造反群众。有许多地方乾脆把造过反的群众也打成“黑五类”、“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予以“清理”。

    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是五十年代“镇反”、“肃反”的再现。不过，它的主要打击对象再不是“黑五类”等经典阶级敌人，而是前造反者和私下对现实有不满言行的人。他们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处决或关入大牢。

    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这个运动是再次严酷清算六七、六八年间的造反派群众。至七二年初林彪事件完全公开后，长达三年多矛头向下的政治迫害狂潮才告消退。

    “九大”以后，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徵，即中共高层内存有严重分歧乃至分裂的情况似乎仍然存在。但那只是表象，实质内容则大相径庭。它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大革命时期(六六年--六八年)的分歧分裂来自于“毛中央”和“刘中央”之间清洗和反清洗的斗争，文革之后六九年--七六年的分歧分裂来自于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争夺。这些权力争夺先是发生在林彪集团和毛的嫡系江张集团之间，(这一斗争导致毛林反目)接着又发生于江张集团与老官僚集团之间。而这些争夺都在毛发动旨在清洗刘势力的文化革命的目的之外。

   2、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分歧还来自党内高层对毛发动文化革命的做法不满而产生的摩擦。毛宗派主张“放手发动群众”，为此甚至不惜瘫痪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党内高层许多人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在运动狂飙般地席卷全国后，这一分歧分裂又表现于对各个具体群众组织的判定和处置手法。毛宗派判定为左派的，党内高层另有人判定为右派。毛宗派认为应该予以保护或可以从轻发落的，党内高层有人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应予严厉镇压。由这些原因产生的分歧分裂在“九大”后即告结束。此后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中共高层已无歧见。无论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是在“一打三反”，抑或在“清查五一六”中，中共高层各派都能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去反复清算、惩处、镇压群众。可见，从实质上去考察，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徵在六九年后亦告消失。

    既然在社会运动形态上，文化大革命的几个特徵都已消失，那么，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业已终止。而不在于中共当局当时是否正式进行了这一宣布。

    二、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对具有上述四项特徵的文化大革命应如何作一个简单的表述呢？简言之，什么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显然不应把它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文化方面的一场革命。其次，也不能因为运动中曾发生毁坏文化艺术的劣质社会行为，就把它简单化地诠译为革文化的命。正确的评判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魁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层的异己势力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由于反清洗力量强大，毛泽东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而民众一旦被发动起来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间时，在为毛效力的旗号和幌子下，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政经诉求。并且，这些诉求与毛的意图渐行渐远，遂与中共官僚体制，尤其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军队产生严重摩擦、冲突，从而遭到一次又一次

   的压制，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被全面镇压。

    评判一个历史事件除了确定它的的起始和终了时间外，还应对它的基本事实和过程有较清晰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知晓一些片段和局面情况，就要作整体的评判，那是难以不出偏差的。三年文革期间社会场景的大致顺序是：

   1、六六年夏季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揪“黑帮”、全面铺开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2、六六秋冬的批“资反线”。

   3、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元月初的“反革命经济主义”。

   4、六七年“一月风暴”。

   5、六七年二、三月间的早春镇反。

   6、六七年四、五月间的暮春平反。

   7、六七年夏季大武斗。

   8、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旷日持久、内容复杂的派别斗争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现和传播。

   9、六八年夏秋大镇压。

   10、六八年秋冬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持续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给文化大革命划上休止符。把群众参与的文革大波转化为单纯清算、镇压群众的、持续三年之久的法西斯狂潮。

    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四项特徵，又对它的事实有较全面的了解，那就不难洞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线索：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官方线索是毛搞政治大清洗，并利用群众为其火中取栗，由此产生了中共内部极其阴森凶险的派系斗争和个人斗争，以及毛和中共官僚们对群众的笼络、欺骗、操纵、利用和镇压。

    人民线索是群众在响应毛号召的同时，带着自身的感受、要求和利益去投入这场社会大波。由此与中共官僚体制产生冲突，民众内部也发生分裂、斗争。

    这两条线索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也有互相交错的成份。如六七年早春镇反、六八年夏季大镇压是官方线索的独立内容。“反革命经济主义”、文革新思潮是人民线索的独立内容。批“资反线”、“一月革命”、六七年暮春平反则是两条线索交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