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事件--文化大革命进行评判绝对不可能撇开对文革造反运动和文革造反派的研究评价。现今，不但从中共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到某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运动和造反派持完全负面的评价，甚至部分民运志士和一些社会群众也对之多取负面观感。对此，我曾极感困惑。因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造反派曾经拥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为什么对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评判在文革之后会发生如此之大的逆转？诧异之余，除深感有必要究其原因外，亦认为历史必须还其真实面目。作为从那个时代艰难跋涉过来的人，自己有着一份责任。

   我从来认为文革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文革造反派与社会民主派都有着极大的的差别。但我又绝不赞同那种完全否定文革造反运动和文革造反派的观点。我洞悉中共官方的“否定”是出于卑劣的政治动机。我推测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部份民运人士以及社会群众的“否定”是由于对史实缺乏起码的了解。

   从许多文章著述中我发现这些“否定”大多建筑在这样几个歪斜的基础上：一是时空混乱。把造反派尚未产生之前和造反派已不复存在之后的一些社会恶质事件说成是造反派的所为。二是移花接木乃至栽赃诬陷。把保党派组织(即保皇派、保守派、保原有统治秩序派)所作的坏事“如红色恐怖运动”都说成是造反派作的。三是基本判别失误。否认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有造反派和保党派(保皇派、保守派、保原有统治秩序派)之分，认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从而使其评判走入迷途。

   我以前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等一类著述重于写史，其作用在于让读者了解文革的基本形态和过程。这虽然甚有必要，但从辩明某些观点上来看，其效力则觉不足，故现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文革造反进行概括性剖析，以期对文革造反评判这一甚具争议性的问题开辟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二、微观分析--文革个体造反动机之分类

   1、 聂元梓类“造反”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后来被毛泽东极力称赞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内容是严厉指责北京大学党委压制师生起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革命行动，字里行间暗示宋、陆等人也是黑帮。尽管那时造反一词还未出现，但聂元梓等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文革造反运动的先声。

   然而，这算是什么造反？人们记得，9年前北京的大专院校中也卷起过浪潮。林希翎、潭天荣等一批青年学生贴出大字报针砭时政，抨击现行政治制度缺乏民主，揭露共产党领导干部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生产资料所有制正在蜕变为官僚所有制。事情的结局是，这些青年学生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九年后聂元梓们的行动与之大相径庭。聂元梓们非但不是抨击时政不够民主，而是认为时政还不够专制。现实情形不是别人要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是他们要把别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大员力求把毛泽东发动批判运动限制在思想理论批判的范畴之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一种温和心理，不想把批判的调子定得太高，以至导致严酷的政治惩罚。二是出于自保心理，担心批判的火头太旺，弄不好会烧到自己身上。在当时，刘邓们无疑是中共党内的温和派，毛泽东是极端派。

   人到中年，身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及其追随者们揣测到毛的意向后，主动出击，不但要激烈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已倒台的中共高官)而且还要激烈批判现任温和派中共高官。如果从中国人“犯上作乱”的观念出发那当然应该把聂元梓们攻击校党委的行动定义为“造反”，但这样一来又该怎么评价他们的行为中满含迎合毛思想意图的实质呢？对于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中共政治制度的代表者--毛泽东来说。他们的行动非但不是造反，而且是维护和效力。因此，那样的分析显然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然而，如果把“造反”的定义另作诠译就可得到较清晰的解答，即造反是“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于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从这个定义上去考量，聂元梓们的行动就不是造反，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现存统治秩序下的受压迫、受迫害者。并且，由于他们攻击的对象是统治集团中较温和的一翼，他们所取悦的、效力的是统治集团中最暴虐的一翼，故他们非但不是造反，而且是助纣为虐。

   2、 蒯大富类造反

   聂元梓们的行动引起了中共温和派的愤怒。中共温和派的温和只是就其不赞同毛在党内和在思想理论界进行严厉的政治清洗而言，但一旦有人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他们就决不再温和。他们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控制事态。聂元梓由于其行动已公开得到毛的肯定赞许，她那个小群体不至遭受什么惩治，而其它许多效尤者就厄运当头了。工作组动员组织力量对大专院校中所有擅自批判校党委和工作组的人进行围攻。火力所及，不但那些激进学生因其大胆妄为而自食其果，就连某些并无越轨行为的人们只因其出身成份的问题也遭池鱼之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少数学生敢于与工作组顶牛。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事情的内在实质起了变化。1966年6、7月间蒯式人物的行动与5月底聂式人物的行动应作不同的解读。聂式人物是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纯进攻性动作，蒯式人物则在面临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作以攻为守的困兽犹斗。聂式造反与蒯式造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中共最高层政治动态有所觉察者的政治投机、政治赌博，而后者只是一些少不更事者的政治躁动。蒯式学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革命激情”固然乏善可陈，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政治狂热而已，实际上并不能对那些被批判者作出惩治，而工作组对他们的批判就大不相同了。一旦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那九年前潭天荣们的下场将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除大多数的“激进学生”沮丧惊慌外，仍有极少数象蒯大富这样的倔强者坚持斗争。这“斗争”已不是去批判别人，而是极力争辩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按照中共统治秩序的政治逻辑，“党”说谁反动谁就是反动，只能乖乖地俯首认罪等候惩处，不容丝毫辩解。象蒯大富那样敢于对工作组--党的领导在学校里的具体体现--进行抗拒，真是狂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应给予更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也就恰恰说明了蒯大富们的反抗行动是对当时统治秩序的造反，从而使之与聂元梓们的政治行为有质的不同。

   3、贵族红卫兵类“造反”

   文化革命中“造反”一词首见于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中。从此造反一词贯串文革全过程。

   文革初期共产党高干子弟的“造反”狂潮举世皆惊。然而他们究竟造了些什么反呢？由中共高干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掀起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这个狂潮发端于7月间的“破四旧”运动。文化革命给青少年学生最初注入的政治狂热是去破除社会生活中带有“封资修”意味的“旧”事物。从改街道名称、店铺名称到摧毁宗教庙宇历史文物再到干涉人们的服饰和发式，整个气氛在迅速升级之中。“破四旧运动”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去参加的，除非是有些学生出于性格上的内向或认识上的差别没有去或不愿去参与。

   8月，气氛陡然剧变，从狂热急剧变成暴戾。如果说“破四旧”还带有点胡闹、恶作剧的成份，那么“红色恐怖运动”就完全是惨无人道的暴行。以抄家、打人至任意把人殴打至死的“红色恐怖运动”不再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加，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参加。加入“红卫兵”有严格的政治条件，就是必须是“红五类”出身。(革军、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但是，在红卫兵组织中真正起作用、居领导地位并最敢于、最有兴致把人打死的是“革军、革干”子女。被施暴的对象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延至“反动文人”、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校长老师，直至出身“不好”的同学。

   以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是既有社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是共产党政治制度下特权的享受者；是压迫者、迫害者。他们有什么反可造？他们实施“红色恐怖运动”的根据是，当年他们的父辈“闹革命”时曾遭受“白色恐怖”的迫害，所以他们现在就要“造”这些“反动分子”的反，还以他们一个“红色恐怖”。因此，“红色恐怖运动”绝对不是受压迫对压迫者的造反，而是压迫者对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反抗权利的被压迫者的施暴，是严酷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和残暴的人身虐杀。

   4、平民红卫兵类造反

   一度极受毛泽东宠爱的贵族红卫兵到1966年秋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之中一些人的父辈属于毛的清洗对象或与毛的意见不合，而他们因不愤父辈的失势遂产生对毛体系的对抗情绪，以至在毛体系眼中失去政治利用价值。这时另一派红卫兵崛起了。这就是平民红卫兵，其直接来源是1966年6、7月间受过压制的蒯式学生，它在加入条件上取消了出身成份的限制。声称只要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都可以参加。同时，它还对贵族红卫兵所狂热鼓吹的血统论进行了批判。

   平民红卫兵在名称上都与贵族红卫兵有显著区别。贵族红卫兵大多只叫“红卫兵”，或加上个前缀，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平民红卫兵虽也统称为红卫兵，但其组织名称则是多样化的，如“红旗”、“东方红”、“井岗山”等等。

   如果说贵族红卫兵与毛体系的密月十分短暂，只有两个月左右，那么平民红卫兵就幸运一些。它从产生到被压制大约有二十个月的过程。(当然从更广阔的历史场景上去考察，贵族红卫兵终究是赢家，他们是八、九十年代中共第三、第四梯队的主要人选，而平民红卫兵的蒯式人物则始终被排斥在社会边缘，有的甚至系狱多年。)在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平民红卫兵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平民红卫兵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固然说明了它的一些行动符合毛体系的需要，而它终究被压制，又说明它的另一些行动越出了毛体系的规范。平民红卫兵符合毛体系需要的行动是他们把“造反”矛头指向毛体系欲清洗的人物，即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批判”、批斗了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干。越出规范的行动是它还把矛头指向了许多并不属于毛要清洗的高干，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甚至对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产生了疑问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