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各三年；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

   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市中级法院分别向被告人夏、朱、胡、张送达起诉书副本。除被告人胡厚民拒不接受外，其余三名被告人均已接受，并办理了法律手续。朱、张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夏不要律师；胡厚民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七月一日律师去见胡厚民时，他说“我不能让他们演双簧，对不起，谢谢律师先生！”五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 怪哉！先将原物奉还， 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市中级法院于七月九日至二十一日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共进行法庭调查十九次，其中有关夏的四次，有关朱胡张的各五次。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朱夏态度比较好，基本上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被告张立国在第一次受审前，律师同他谈话，要他遵守法庭秩序，张当即作了保证。但在出庭受审时，态度却反复无常，对被指控的十九条罪行中的十条进行辩解，对法庭的审问，时而回答“这不是事实”，时而称证人是“有意作伪证”。回监后，张竟说：“法庭出示的证据不公正，只出示公诉人的证据，这个证据都是由公诉人任意取舍的，”“把我和夏朱胡一起审判，于法于理都不合。”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张先后两次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企图自杀，被值勤民警及时发现制止。法庭调查后期，张的态度有所转变，能承认部分犯罪事实。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博，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因此，他藐视法庭，破坏法庭规则，故意称公诉人为“原告先生”，称审判员为“法官先生”，称书记员为“书记员小姐”。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整个法庭调查阶段，先后有八个证人（包括被害人）十次出庭作证，共出示各种证言、供词、日记、笔记、讲话录音、照片等各类原始证据五百三十二件。所有证据都经过了技术鉴定或检验的，合乎法律手续，不论现在或将来都经得起检验。
   ……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被告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被告张立国、朱鸿霞既自己辩护，也委托了律师辩护。张立国在替自己辩护时，只承认自己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不承认犯有颠覆政府罪，并对被指控的八条犯罪事实进行了辩解。律师在为张立国辩护时提出，第一，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案件发生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历史背景法庭应予以考虑。第二，起诉书指控张立国的犯罪事实中，有三条不能由张负主要责任：一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指使编造武汉军区陈再道的材料问题；二是一九七四年三月抢走武汉市委机要档案材料问题；三是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的“反复旧”问题。第三，被告张立国归案后，认罪态度有反复，但在法庭调查后期基本上能老实认罪。以上三条，提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考虑。被告张立国在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内乱中我犯了罪，但我也是受害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恳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我的一贯表现，考虑我还年青，考虑我上有老下有小，给予我从轻判处。
    被告人夏邦银、胡厚民是自己辩护的。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胡厚民在最后陈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错了，我的陈述是对人民法院的口头起诉。”他利用合法机会，再次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接着，他背了两首诗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总81期 记者 良夏 1982.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