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党变造抗日战争史实给我们的启示

   一个社会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给后世，是后世能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正确评价的基础。而就这个社会自身来说，对於重大的、持续的历史事件能否留下真实的记录给后世，则是这个社会自身素质高低的体现。如果它蓄意留下一部经过刻意变造的历史，那么就有理由怀疑这个社会的主导人物和阶层怀有阴暗的内心世界。

   人类生生不息。社会的链条一环又一环。每一环的生成取自上一环的“组织液”，又分泌出“组织液”去孕育下一环。如果某一环分泌出的“组织液”中含有相当数量某种“病毒”乃至“癌基因” ，那么，就会导致下一环发生病变乃至癌变。要从历史事实上找出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俯拾皆是。最典型且较近期的莫过关于国共两党在日本侵华时期作为的公案。

   我们这一代大陆中国人在共产党官办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语文课还是历史课都一再被灌输国民党政权卖国的历史定论。共产党编制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面对日军的进犯国民党军队如何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侵略者，而同时却积极制造摩擦，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甚至派遣大量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专事攻击共产党的伪军。我们还被告知共产党如何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共产党如何抗击着百分之六十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如何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解放了大片国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在这种教育下，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对国民党切齿痛恨，对共产党无比尊崇。由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表现的优劣很自然地引伸出国民党腐败反动、误国卖国，而共产党清新进步、爱国救国的判断。更还可继而诱导出国民党政权反民主反人民，共产党政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论。这就是社会的“病变”之一。我们都曾一度“病”了。否则我们怎么会持有这样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并由此更加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呢？

   一个肌体基本健康的社会分泌出的“组织液”基本也是健康的。换言之，倘若某个社会分泌的“组织液”中带有正常值以上的“病毒”、“癌基因”，那就可以推断它本身就是个病变的社会。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做了那么多手脚，隐瞒真相，捏造事实，这说明它本身有鬼。而其所以如此行事，是为了使人民、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的一代又一代后辈们“病”倒。了解真相、神智清醒、具有一定洞察力分析力的人民有能力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只有“病”倒了的人民才会去拥护尊崇一个专制政权。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著书撰文，道出了抗日战争的许多真相。我们得以拨去罩眼的迷雾。如辛灏年先生所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有数据是：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军（按-指国民党军队）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战死三百二十多万人。牺牲在战场上的将军达两百多名。而共产党军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战死抗日疆场。仅有的一个左权其实也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逃避战斗的转移路途上。共产党甚至至今连它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起码的伤亡数字都不敢公布。另一个发人深省的数字则是，共产党军队1937年仅三万多人，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已膨胀至120万正规军和100万民兵。共产党唯一用来大书特书的平型关大捷，近年亦被揭露真身。其所袭击的并非整个阪垣师团，而是它一个七、八百人的辎重补给部队。另外，彭德怀出於爱国心和军人荣誉感而顶着毛泽东的压力所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成为日后彭被指责一贯反毛的重要罪证），共产党自报战果是毙伤日伪军一万五千多名。这与国军的战绩相差实在太远。

   从抗日战争的国共公案联想到文化革命，不难悟出当今对文革的评判亦有可能被共产党的强力推入或蛊惑诱至完全为其所用的地步。

   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革命种种变故虽然面积甚广，但之后都在共产党编制的严密铁幕之中。不象抗战问题还有个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有能力发出不同的声音。抗日战争的这段公案启示我们，既然共产党对这段透明度极高的史实都敢於任意歪曲变造，那么，对於当今所有程式都掌握在它股掌之中的文革记述和评判，还有什么不能为所欲为地搓捏揉折呢？

   二、算清文革浩劫之账

   共产党对文革史实最集中的变造歪曲是炮制了一个“文革浩劫”论。这个“论”经过它御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灌输，至今几乎已控制了所有人的头脑。一个内容极为错综复杂、深度广度都空前绝后的社会大波，被它高度简单化为几个字--“文革浩劫”。有位署名为“萧喜东”的网络作家在他的一篇论述文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文字：“对文革这一重大复杂事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官方文革史学和大部分国内、海外文革文献都作了一个极端概念化、简单化的回答。这类概念化、简单化地评价文革的作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不如说是有意压制历史的丰富信息、掩盖历史的主流，如同把一个根深叶茂的历史大树，削砍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树杈。在这种霸权语言的支配下，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使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把那些‘十年浩劫’之类的空洞词句倒背如流。公众对文革的历史知道得愈来愈少，对文革的成见却愈来愈深。对文革中种种事件无所了解的人，也能对文革大加议论一番，还会议论得“很深刻”、“很有道理”，拿来和那些官方权威的讲法相比，也一定八九不离十。” 笔者十分赞同这位作者的分析。同时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的“文革浩劫”论专门作一番剖析。的确，文革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受到或多次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哪些人受到冲击最使共产党铭记于心恨意难消；又有哪些人受到伤害共产党最不以为意呢？并且，哪些伤害是真正的伤害？哪些“伤害”是该受的惩罚？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在哪里？为能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且先按时间顺序罗列一下发生文革迫害的基本情况。

    (1)1966年5、6月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一些中共高官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遭肃整。稍后各省、省会级城市的中共宣传部长也以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被肃整。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和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王澜西。同时还有许多大学校长、校党委书记被肃整。如武汉大学李达、中山医学院柯麟、郑州大学王培育等

   (2)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晗、小邓拓。其打击面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程度上也远为严酷。使用了第一次反右没有使用过的暴力批斗、关押殴打。熬不过血腥迫害以自杀求得解脱者甚众。

   （3）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他们首先在校内殴打出身“不好”的老师、校长乃至同学。把他们打伤打死。继而冲向社会，任意抄家打人。受害者是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并迅速扩大到传播“封资修”的黑线文士艺人和前资本家。许多人被殴打至死或熬不过那肉体伤痛和精神侮辱而自杀。著名文士老舍的投河自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贵族红卫兵的暴行甚至还引发了某些地方的“贫下中农”也对本地的前地富分子大开杀戒。如北京附近的大兴县就以棍打活埋的方式杀死了三百多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有八十多岁，年纪最小的刚满月。有二十几户人家被满门杀尽。

   （4）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於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都藉着响应毛的号召行动起来，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势力膨胀，贵族红卫兵渐趋式微。工人职员造反派开始形成。

   （5）1967年1月毛号召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响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於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当权派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揭露批评他们一向以来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恶劣行径。

   （6）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持扶植。这次镇反狂潮中最血腥的事件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169名打伤178名。

   （7）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因为他还需要造反派为其政治清洗造声势。於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其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持、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并且由於他们易于从军方那里取得枪支故在武斗之初都占上风。造反派则从中央文革那里得到支持，遂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

   （8）1968年7-8月，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应予“鸟尽弓藏”。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迹象表明它已严重脱轨以至会动摇自己政体的根本，故只得下重手实行“兔死狗烹” 了。

   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形势与一年前已今非昔比。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持保皇派向造反派大举进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在严酷的镇压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