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阶层” 论不能成立

   为什么文革时期人群中会有那么激烈的斗争？王绍光先生说那是由于基本矛盾使社会上已潜存了三种冲突。即“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那么基本矛盾是什么呢？王先生说是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为了加速社会的发展需要用物质刺激和高报酬来鼓励生产和成就……其结果势必会增强公民中的不平等……为保持平等不断进行的再分配就必然朝才能较小幸运较少者的方向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

   在王绍光笔下，中共统治的中国与当代民主政体的国家一样，其基本矛盾都只是个治国方略上的平等与增长的“两难选择”、“两难问题”而已。一党专政、高度极权不见了。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也不见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只是“经济增长和极左理想的过分关注……走向了极端。”

   无庸讳言，王绍光的这一观点与笔者有着巨大分歧。但为不偏离本文主题，对此就暂不作讨论了。还是把讨论焦点锁定于三种社会冲突及其阶级内容吧。

   1980年，笔者把<文化革命简析>一文刻印登载于广州民刊<人民之声>上时，为打擦边球计，把导致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原因，也即关于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内容大幅度删除或降格了。今天亦可借此机会予以补上。

   何谓“精英”？换言之，“精英”是怎么形成的？王绍光说：“尽管私有制以及消失，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使有些人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而大多数人从事的是不太强调智力的更为平凡的日常工作。那些处于管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地位上的人总的来说获得了更多的报酬。”这些人就是“精英”了。

   王绍光的精英论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容。他进而把“精英”分成“职能精英”和“政治精英”。他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几十年里就产生了分化。由于有‘知识资本’，象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这类的旧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并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他们是发展职能作用的精英，以管理产品和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职能精英得到比普通公众更多的报酬。”“而平均主义则要求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能够对那些利用自己的技能、教育或个人品质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要求的社会或职业集团不断加以控制。把平均主义付诸现实(的确也需要) 导致国家权力来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这样，政治精英出现了。……他们是典型根据政治可靠性来擢升的。一般来说他们是那些在革命军队里服过役或者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

   至此，我们可以领悟到王先生精英论的要点了。一、“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与“那些在革命军队里服过役或者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人”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精英阶层。二、政治精英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要对职能精英“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加以控制。”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在中共全国政权成立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或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东北解放区，中共都在那里建立了地方各级政权。委派了各级首长及配备工作人员。那时中共的主要精力用于积聚军事力量与国民党缠斗或准备日后与之一争天下，因此除了简单的再生产以供军粮、军需之外，几乎没有系统的经济建设。王先生所称的“职能精英”在那时尚难见踪迹，而中共的官吏群体的刍形则已显端倪。

   1949年10月中共全国政权正式建立后。除了原先已从事地方工作的中共干部急促地调往四面八方就任省、市、专区、县、区各级领导职务外，还从军队一批又一批地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中共干部之获任命，除山头派系、人事渊源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讲究资历。分别于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只要不是工作能力上有太明显的欠缺，都在五十年代初的大任命中各就各位，获得了与其资历相应的官位。这，就是中共政权的开国功臣分封制。那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尚未健全。许多“资本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还没有“被委派到新政权的管理和技术岗位上”，更没有什么“职能精英”在“试图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而中共的官吏群体已正式显露其身躯了。可见，王绍光断言不实。

   有必要向王先生请教的是，在中共各级政府机构，在各级公、捡、法、民政机关里任职的中共干部在不在王先生的“政治精英”之内？如果在，但这些干部的职责并非是控制某些“社会或职业集团对社会报酬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也并非只是“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其职权内容与王先生所言不符。故此，在内之说不能成立。然而，如果说不在内，那他们又该归属何处呢？难道王先生竟把中国社会中这一最有权势、最具能量的群体忽略不计了？看来，王先生的“政治精英”论确有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

   不过，如果说全然没有“政治精英”的存在似也欠全面。我推测王先生所指的“政治精英”会是中共官吏群体中的另一个部分。

   中共政权不同于通常的封建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封建政权主要是以封建特权从外部对工商业进行限制和盘剥。而资产阶级政权则对工商业采取任由其发展的态度。(本世纪中叶以后也有若干国家进行有限干预的尝试)中共政权与它们都不同。它是对工商业、对全国的经济事务以至一切事务进行彻底的管理和控制。

   中共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具体形态是在全国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厅、局、处各级的庞大经济管理体系。又有一大批中共干部被派往这个体系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且，中共政权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把管理权直接插到社会的各个经济细胞。早在五十年代初，中共就派军代表或公方代表进驻工厂、商店、医院、学校。稍后就在各基层单位建立了党组织。党的书记成为了该单位的最高主宰。在他之下还组建了系统的主宰体系：厂长(或经理、主任)、组织科长、保卫科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等等。中共政权还没以此为满足。它继而在生产计划科、财务科、供销科、技术科、储运科等纯业务部门中也任命党员干部担任正职或副职领导。中共政权正是通过这些党的干部来“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并限制个人的自由”。想来这些人就是王先生心目中的“政治精英”了。但是，这些人只是中共官吏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在各级政权部门、公捡法机构和民政机关中任职的中共干部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责绝不仅仅是王先生所说的那一些。他们还要负责对人民实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注视人群中各种异常动态，要从历史上、现行上甄别那些对中共政权不满和不利的人，要与政府部门和公捡法机关密切配合，及时发现和粉碎任何危及现存社会制度的言论和行动。王先生怎么把“政治精英”的工作内容讲得那么少呢？难道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的缺乏了解？

   现在再来讨论王先生的“职能精英”。

   这个所谓“职能精英”的典型大概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了。因为他们就任了交通部长、森林部长等高级职务。这为数极少的个案是中共政权为显示其包容开明所制造的标本。而事情的主流则是在五十年代初中共政权从国民党时期企业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和社会上的青年学生中吸收了一大批人到各工商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中的各纯业务部门中工作。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一些失去自己工厂而又有某些技能专长的资本家被安排就任技术副厂长之类的职务。这些人就是王先生所说的“职能精英”。这些人与包括王先生论下的“政治精英”在内的中共官吏群体同属于一个阶层--“精英阶层”吗？

   王先生已经说了：属。而我则说：不属。

   王先生说属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职能精英”与“政治精英”都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即不是从事具体的、繁重的、平凡的生产劳动。二是他们两者都获得比普通劳动者更高的报酬。

   报酬的多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能成为阶级、阶层划分的依据，这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十七级的县委书记和一个八级模具钳工，工资都是百元左右，但我们难道能够认为他们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吗？一个五级中央部长的工资会是那县委书记的五倍，难道又可藉此判定他们不同属一个阶层吗？同样道理，珠江三角洲最富庶地区的农户可以长年吃上大米，而在梅县客家山区有些地方只有地主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水平，而他们并不因此同属一个阶级。

   至于从事管理工作，那就要看是管理什么了。“职能精英”管理的是物、是技术。他们的工作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联。无论是生产计划科的调度员，还是质检科的技术员，抑或财务科的会计师，他们的工作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生产活动、经济效益进行、控制、管理、促进。至于技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工作成果更是直接成为社会生产力。

   那么，“政治精英”管理的是什么呢？是人，是人脑和人身。社会上的人们，包括“职能精英”在内，其思想意识和人身行动都在“政治精英”的管理控制之下。试问，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怎么会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呢？

   “职能精英”以其知识专长服务于社会并从社会取得报酬。他们的知识专长之得来有赖于自身的勤学苦练，与政权基本无关。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需要他们的知识专长。他们可以为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这个“职能精英”的社会群体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前就已存在于社会上。而“政治精英”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是中共政权的人身体现。他们管理社会的权力系由中共政权赋予。所赋予的大小大致决定于他们为这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所立下的功劳。而在往昔，正如王先生所说；“他们出身低下，很多就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过去的农民或产业工人。”故此，一旦离开这个政权，或这个政权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而，王先生论下的“职能精英”和“政治精英”其实对中共政权有着大相径庭的关系和情感。

   综上所述，可见被王先生称之为“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的两个社会群体，其实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历史渊源、活动内容、人员构成等)去考察，都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绝不是象王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几十年里就产生了分化”。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王先生所说的是“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那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冲突呢？这且留在下文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