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中共官方的文革评述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丝毫不被提及的。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令人更为忧虑的是，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对民众的这些斗争报与冷膜的态度。在他们的著述中鲜有这方面的描述。甚至有的知识分子不加区分地评论"红卫兵"现象，笼统地谴责所谓"暴民政治"。这显然是在对文化革命史实作了残缺不全的陈述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作了偏颇的评价。无论是纯粹从历史学治学严谨的角度着眼还是从伸张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这都不能不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缺失和悲哀。

   本文将从陈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实着手，继而从几个角度就这些史实进行剖析和评论。希望能对文化革命的评价--这一中国当代史上最大课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

   发生的时间和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并不是均衡地存在于三年文革中的每一时期，而是较为集中地表现于那三年中的两个阶段。(关于把文化革命定期为三年，即从1966年春末到1969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笔者已在“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文化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等公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中进行了阐述)。)第一阶段是1966年10月到年底。第二阶段是1967年4-8月。当然，除这两个相对集中的阶段外，67、68年间也散布着。

   1966年5月，毛泽东主持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和下达“五一六”通知。其后，却令人费解地没有继续直接掌控局势，竟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很自然地依惯例由刘邓等主持。刘邓遂用手中的权力把运动引导成一场矛头向下，在群众中(学生教师、机关职员、文艺界人士和工人)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他们本来没有必要这样作。因为(1)“伟大领袖”没有指示他们这样作。(2)激进学生因在学校里主动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而挨整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在一般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并没有人攻击单位党委，为什么也要去抓“右派”？因此对于刘邓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恐怕只能从中共政权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统治中所养成的习惯性政治虐待狂中去找答案。而如果说刘邓们这样作是因为他们洞悉了毛政治清洗的真实意图后，所采取的一种转移祸水的政治权谋，那么这种把大量无辜民众当作牺牲品推上政治屠宰场的权谋也确实浸透了阴险冷酷和凶残。

   这个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的打击面要广泛得多。而且还直接导致八月间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当毛泽东发现刘邓偷换主题的作法后，虽下令制止了第二次反右，但却没有制止“红色恐怖运动”。对“黑五类”在“红色恐怖运动”中所遭惨绝人寰的虐杀毛并不以为意。何况贵族红卫兵们在扑向“黑五类”时是在高喊着忠于自己的口号。这对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有极大作用。要搞党内最高层政治清洗不就是要靠自己的绝对威望么？然而当贵族红卫兵一直沉湎于虐杀“黑五类”的乐趣，致使歹戏拖棚，政治清洗正戏迟迟不能上场时，他终究于10月间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毛对民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毛的中央告诉人民群众，可以起来批判那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向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赔礼道歉并给予平反。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运动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人民群众藉此展开了一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

   关于批“资反线”高潮中，民众许多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具体作法，笔者在<文化革命简析>、<基层文革>等文章中都有较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

   1967年1月，毛中央在批判“资反线”的基础上发出“夺权”号召。并指示军队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但毛中央并没有向各地军方指明哪个组织是“左派”。谁是左派？由各地军方自行鉴别评定。

   全国各地的军方(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政治质量较“高”的群众组织(保守派)是左派。政治质量较“低”的(造反派)是右派。作这样的鉴别评定完全合乎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政治逻辑。而实际情况是，最积极去夺权的恰恰是政治质量较“低”的群众组织。于是这就发生了全国性的1967年早春镇反。即各地军方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其中最极端、最血腥的作法是青海军区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导致三百多学生、工人伤亡。

   毛当然知道就出身成份政治等级而言，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一派群众组织，其政治质量比行动迅速的夺权派在整体上来说是要高一些。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在于只有积极夺权的作法才是在客观上为自己的政治清洗效力。因此，毛不能认可各地军方的做法。否则，借用群众力量来摧毁刘邓体系这一计划将会落空。基于这样的考量，毛在4月份开始向各地军方发出批评，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错误地镇压了夺权派群众组织。

   毛的批评引发了1967年4-8月民众反军方政治迫害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许多具体情况笔者亦在<文化革命简析>等文中有详述。此处不赘。

   除了以上所述那较为集中的两段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之外，还有很多散布于67、68年间的这类情况。在此仅举一个鲜明的事例加以说明。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四处申诉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作为一批在文革前的政治秩序中遭受过政治歧视，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青年，他们对原有政治秩序很自然地采取反抗和冲击的姿态。故此在文革期间他们大多很自然地回到广州，投身到批判“资反线”和夺权的风潮之中。他们在参与这些大风潮的同时，也不断提出自己这一群体所受到特有迫害的事实，并要求恢复自己应有的待遇。象这类事例在67、68年间是时常可以看到的。

   二、 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

   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文革期间并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正式打出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旗帜。但倘若以此来否定它的存在，那无疑流入肤浅。考察研究问题毫无疑问应该从表象进入实质，否则就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就象几乎所有的夺权派组织在正式场合和文宣中，都不会把

   自己笼统地称为“造反派”，而务必加上一个漂亮的前缀：“革命”，成为“革命造反派”那样，所有起来反歧视、反迫害的人们都绝对不会笼统地说要反政治歧视和迫害，他们一定会说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政治歧视一词在当时还很少用)这就是说他们受迫害不是由带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所导致，而仅仅是一些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他们的行动不但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维护、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究竟是他们真实的思想，还是虚伪的宣称，抑或是一种政治策略？应该说这三种成份都存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群中各占有不同的比率。对社会问题进行定量的细致研究当然很有价值，而定性的宏观分析则又可以给人以鸟瞰全局的感觉。从定性分析来看，三年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无论个体的内心动机有怎样的差别，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旗号的掩护下做着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这就是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

   本质上毛与刘邓等系一丘之貉。但源于治国具体方略上的歧见导致权力的争夺使毛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前夕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整个社会能以正面形像出现的事物都必然归于毛的旗下。民众进行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也必然会以执行毛路线的旗号来进行。这个必然性同时也是必要性。试想，如果民众把毛抛在一边，单纯以民众的身份去与中共地方官员或军方作斗争那将会处于多么脆弱的地位。官方只须动个指头就可以把他们碾成粉末。无论是出于真心对毛的崇拜抑或以毛的

   威望作保护伞，民众的斗争都必须打着毛的旗号来进行。

   如果说1966年10-12月民众责成当权派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是毛批判“资反线”的直接产物，如果说1967年4-6月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是以毛的某些讲话为凭借，那么“工读600”的这类"造反"行动就与毛的直接指示、讲话毫不相关了。但是他们仍然打着批判“资反线”，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他们说当时把他们从学校赶到乡下去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回城。他们究竟是真的完全不了解文革前两三年间阶级路线的厉行贯彻正是毛政策的产物(即使不是毛直接指示这样做，也是地方官员在毛大讲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的“紧跟"”行动)还是朦胧中也有所感觉，但强使自己的思维转入正统的轨道，对这些进行深入的探究当然有其价值，但我们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革命中所有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都必然、必需涂上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油采以作保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