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某日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杨曦光坐完十年大牢出狱了。还报导说他在劳改场中自学了全部大学课程，现在已被一个研究单位聘用了……那天晚餐虽然照例是粗茶淡饭，但我十分开胃，因为这消息令我太意外，太高兴了。杨曦光，这个不相识的同代人，多年来一直立在我心头。我一直珍藏着当年广州红旗派组织以批判名义翻印的“中国向何处去？”。而且一直担心杨曦光是否过得了1970年一打三反的疯狂杀人关。而今云开雾散斯人健在，叫我如何不惊喜交加。

   星移斗转，十几个春秋过去，在海外，我与杨曦光取得了书信联系。年前，他给我寄来他的近作《牛鬼蛇神录》。当我只粗略地翻了翻这本书，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于是把极有限的工余时间全部投入，一页一页、一段一段地细读。读着读着，我心中如翻江倒海，想高声呼喊，想厉声怒骂，也想大声痛哭。这本书是用血写成的啊！有作者的心血，更有许许多多受难者的鲜血。血，层层叠叠，多么凝重、多么沉甸，它压在心头，几乎窒息。

   一页一页的文字把我带回到那似遥远又似很近的年代。二、三十年，足足一代人的岁月。构成当今中国人大多数的四十来岁以下的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已极少记忆乃至一无所知，而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

   目睹了六八年夏秋以后毛泽东放手让军方和保党派对文革中冲击过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造反民众所进行的反复镇压清算，我已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彻底反对者。从“中国向何处去？”中得到的启思和鼓舞，使我的思想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青年人的血气也促使我做过一些足够押上刑场的事情。但我十分幸运地安然度过那个恐怖肃杀的年代。我曾多次肃穆地目送载着“反革命死刑犯”的游街汽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心中充满了崇敬和悲愤。同时告诫自己须慎之再慎，决不可成为“深挖细找”的猎物。正由于自己是漏网之鱼，故对于那些陷入罗网的罹难者有物伤其类之痛。也基于同样原因，杨曦光的《录》书才会在我心中激起那等强烈的震撼。这有如物理学上的共振。据说当年有一队训练有素的皇家骑兵经过彼得堡的一座桥梁，其整齐的步伐所引起的共振使桥梁瞬时崩塌。可见共振的能量是多么强烈。而人类思想上的共振有时会比物理上的共振能量更大。

   杨曦光入狱时不到二十岁，出狱时将届而立。十年的大好青春就扔在那监狱和劳改场里了。但凭着他过人的毅力和罕见的聪慧，使这十年并没虚度。人们大多或许会认为他的成功在于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修完大学课程，出狱后可直升研究生。而我则认为他最大的成功是他得以写下《牛鬼蛇神录》这本价值无可估量的书。可以说迄今为止，除他以外，还没有任何人能以这种格调体裁来深刻揭示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阴森。

   <牛鬼蛇神录>主要写了三十几个人物，涉及了百多名。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出身背景、经历事迹、表情言行，把一个偌大纷沓的社会浓缩得清清晰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字里行间满涵着作者的困惑、惊讶、恐惧、悲哀、伤感、同情、憎恨……这不是文艺小说，但却仍有令人神追的线索；不是史学专著，却纪录了许多第一手的历史事实；不是学术论文，却对文革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不是理论文章，却对某些社会伦理进行了探讨。这一切便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这价值是血凝成的。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我最关注的还是这部著述对文革研究的价值。

   一、以确凿事实说明

   文革造反运动中四个层次的存在

   文化革命与过往历次政治运动截然不同之处，就是地方共产党组织的瘫痪和群众组织的大量存在，并且还分成“造”，“保”两大派。如何评判两大派是分析文革的关键。“造”是“造反派”，“保”是“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其实这两个用了三十多年的词并不准确，应称之为“保权派”或“保党派”“保原有社会秩序派”更为贴切。

   对文革派性斗争的分析评判有这样一些谬误：1、文革两派无所谓“造”“保”之分。因为两派都在批刘少奇，都在揪斗本地区某些省、市领导干部，故都在“造反”，都是造反派。2、造反派的格调极低（造反动机、造反方式、思想水平、个人品质等）故应予以彻底否定。

   说两派都斗过“走资派”这或许是事实，但却少了个时间限定。造反派是从六六年秋冬就藉着“批资反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地方各级共产党官员。六七年一月革命进而斗“走资派”。而保党派则是在六七年三、四月后才斗“走资派”，并且往往是中央已将某个省、市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后才对其下手（关于这一类问题较详细的阐述可参阅笔者所撰《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更为关键的是，“造反派”与“保党派”的社会深层分野与冲突绝不在于揪斗“走资派”与否，而在于冲击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与否。毫无疑问，“保党派”是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要打破这个秩序。当然这个“打破”是借助着毛在文革中的异常动作－借用群众运动对中共高层的异已派系予以清洗

   “造反派”的“冲击”分几个层次。杨曦光在《录》书中作了清楚的记载。第一层次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杨曦光的这一论断来源于他向我们述说的“三毛伢子”、“向土匪”、“长沙青年”三个故事。

   “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了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检、法”。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的造反派组织。”

   三毛伢子是最典型的为报复过去受到迫害而加入造反行列的人。

   “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长桥农场’的干部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棍棒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的干部跑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要你还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三毛伢子在烈日曝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绳子勒出很多永远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六七年八月间，“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枝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地上。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双眼睛挖掉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向土匪是“红五类”出身。在上海、广州一类大都会里，拥有红五类出身是在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向上爬的有力筹码。然而在农村，“红五类”太普遍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是贫、下中农。非但无所谓向上爬，而且受着中共的工农价格剪刀差的剥削压迫。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向土匪的父亲饿死了，母亲改嫁，十来岁的向土匪走上逃荒的道路。在长沙，他认识了一群小扒手，成为其中的一员。由于扒窃多次失手，最终也被送往长桥农场劳教。向土匪其实并不粗蛮。他本名向远义，其绰号的来由只因他的家乡（湘西）过去多出土匪。向土匪是义贼，常在扒窃以后把银包中的工作证之类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显然，像他这样的本性潜质，倘在一个公正、正常的社会中，他能够为社会为自己都作出积极建树。然而，中共政权的统治秩序终于把他推向了对立面。文革中他有了报复这个统治秩序的机会。只不过，由于向土匪处事平和，没有跟哪个公安干部结怨，故也没有去挖某个公安干部的眼珠，但潜在的报复心理同样强烈，故他在接到指令后，毫不含糊地用高射机枪向对立派占据的大楼发射穿甲弹、燃烧弹，以至整个湘绣大楼起火烧毁。

   造反的第二层次是出于对文革前中共所实行的某些政治经

   济政策不满和对单位领导、政工人员的不满。但这不满并没有导致单纯的报复，而是设法消除这些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害。

   大学生章雨刚的遭遇相当典型。他在“文革前夕的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材料里，把它们当众烧毁了。”六九年，章雨刚被判刑。罪名之一是“烧毁文革前的划内控右派材料”的反革命罪。显然，章雨刚们的这一造反行动并未冲击中共统治的根本，他们烧这些材料是想以此除去套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紧箍咒，没想到共产党的“秋后算帐”使他们因此遭到更严厉的清算。

   建筑工人王师傅，杨师傅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他们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历史脉络：

   (1)各单位的政治部、政治处、政工办公室系在按毛的指令成立的。其成员大多由军队干部转业调任，军队干部在文革前夕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 2)文革初期，政治干部大多与当权派协同执行刘邓的“资反线”，搞第二次反右，把无辜民众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3)文革中，绝大多数政治干部都参加保权派。

   (4)文革后（六九年）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这些保党派

   的政治干部大多成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的掌权人物。

   由此看来，王师傅们攻击政治干部粗看起来是因为政治干部的作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再细分析一下可知王师傅们的行动实质上是冲击着共产党的统治秩序。

   造反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以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造反派中的激进造反行动。（当时又称极左派、极左思潮。后被中共正式定名为形左实右、极右、反革命。）第一、二层次的造反在文革早期已经出现，而第三层次的造反则出现在文革中、晚期（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