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第五章、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路易‧布朗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深惡痛絕，他把這些弊端產生的原因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極不人道的“競爭”。他分析道：“為了生存使勞動者不得不更廉價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為了壓倒同行，資本家不惜採用更廉價出售自己產品的手段。”而剷除這惡性競爭的方法是實行社會改革，由國家創辦再過渡到工人自行管理的社團性質的社會工場。

蒲魯東重申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的名言“財產就是盜浮�,這表明蒲魯東對資產階級長袖善舞，巧取豪奪的萬分憎惡。蒲魯東主義主張工人互助建立“人民銀行”，向勞動者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來組織合作社以對抗資產階級的“盜竊”。同時，蒲魯東主義又主張土地私有。著名的蒲魯東主義者托倫曾說：“我的公式是土地歸農民，貸款給工人。”(多年後的社會實踐倒也證明托倫“公式”前半部的正確)

顯然，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都有明顯的缺陷。最起碼在相對公平條件下的競爭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它可帶來奮發進取，技術革新與完善規章制度等等。財產的得來，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往往也仰賴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工藝流程的優化安排等。至於工聯主義就連理論，學說都談不上了。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時，加強勞動保險立法等，並就此積極與資方談判，這當然都是正確正義的行動，但終究缺乏某種遠程的規劃，而流入一種短期的現實行為。

並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三種主義都沒能形成有後續力的社會運動。換言之，七、八十年代以後全面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跟它們都沒有多少組織上的關係。

那麼哪些學說理論可以視為與社會民主主義有直接的淵源呢﹖有以下三個﹕首屈一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然後是八、九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以及同年代英國的費邊社思潮。

儘管拉薩爾主義的“工資鐵律”理論遠比馬克思主義的“僱佣勞動與資本”理論粗淺得多。但它畢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群眾將必處於貧窮的境地。拉薩爾主義有一個完整思路和體系，即，要掃除“工資鐵律”須由工人自己組織生產合作社。工人自己既是勞工又是僱主，從而免除資本家的剝削，而組織生產合作社必須由政府給予貸款。政府怎麼會給工人貸款呢﹖那當然只有政府已經在工人階級的掌握之下。為此工人必須爭取普選權，把自己的代表選進議會，以制定有利於政府發放貸款給工人的法律法規。

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工業革命起步遲。六、七十年代德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亦較英法弱小。但它又有一個有利的特點，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向工人階級示好的跡象。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想拉攏工人階級跟著他們走，成為他們與封建統治階級爭鬥的基層力量。這亦是促使他們辦了許多“工人教育協會”的重要原因。而“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了推行其以王朝戰爭來實現統一德意志的目的，必須排除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制肘。他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有意聯絡勞工階級以鉗制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與俾斯麥有所秘密商討。拉薩爾設想以德國工人階級支持俾斯麥的統一戰爭來換取普選權的取得，繼而取得國家政權以向工人發放組織生產合作社的貸款。他甚至有這樣的潛意識，只要能實現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目的就算保留一個王朝的君主也沒什麼，對英國資產階級的虛君共和政策，德國工人階級為什麼不可以予以借鑒呢﹖拉薩爾的早死使他與俾斯麥的秘密商討未能持續和深化。但霍亨索倫王朝還是做出了它的姿態。1866年普魯士率先實施普選制。德國統一後，1871年全德實行普選制。

1864年初拉薩爾已在考慮要創辦一個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而他突然死去使這計劃有胎死腹中的危險。幸虧他的得力助手施葦澤鍥而不捨地執行他的遺願，年底這個刊物的創刊號終於問世。它的名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這份刊物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向世界表明較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業已萌芽。

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刊物的名稱極不滿意。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是一個這麼壞的名稱﹗恩格斯說：“哪些傢伙為何不直截了當地稱這東西為‘無產者’呢﹖”馬克思在一旁冷嘲熱諷地說：“然而對於可能要失敗的東西不要馬上給予最好的名稱。”

但是，馬克思的預言落空了。《社會民主黨人報》沒有失敗。從1864年到1872年由施葦澤主編，後來由福爾馬爾，伯恩斯坦相繼主編至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李卜克內西曾於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由於與拉薩爾，施葦澤意見不合，於1865年被開除。後來他參加了由倍倍爾任主席的德意志工人協會聯合會。(倍倍爾系經由他介紹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經過他倆和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1869年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該黨成立大會在愛森納赫城召開，故該黨又稱愛森納赫派。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在哥達城召開合併大會，成立了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再度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其通過的綱領為“哥達綱領”。該綱領充滿了拉薩爾主義的色彩，這使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批判》。但受到李卜克內西等人抵制。直到十六年以後，這篇文章才得以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絕大多數的領導人(包括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對此都深表不滿。李卜克內西甚至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從全德工人聯合會到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再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這一連串的政治現象是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頭等大事。它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從理念變成運動。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個運動的排頭兵。此後經過了俾斯麥“反社會黨人法”的錘煉﹔經過長時期黨內意識形態的激辯，經過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磨難，經過希特勒的殘酷鎮壓，它世代相傳，血脈不斷終於成長為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參天大樹。

法國工人運動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高壓下沉寂了好幾年，到七十年代下半期也出現轉機。由於議會和政府機構裡君主主義者採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態，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得不修正對工人階級的態度。他們希望有限地借助工人群眾的力量以阻止類似波旁王朝的復闢，或拿破倫帝國的再現。1876年法國工人運動以工團的形式再起，1878年蓋德等因計劃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被捕。他們得以在法庭上痛斥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使社會重新聽到了勞工勇敢者的聲音。1877，1879年兩次選舉中君主主義皆敗北。資產階級加速示出與工人階級和解的姿態。1880年資產階級共和派控制的議會通過了對巴黎公社大赦的法令，接著將這一法令的生效力擴大到所有巴黎公社起義參加者的身上。於是，法國工人運動急速復興。然而這個復興卻沒有導致革命烽火的再起。1880年布朗基結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法國。他不顧年邁到處演說，受到群眾熱烈歡迎。1881年，布朗基以76歲高齡去世。20萬工人群眾為他送葬，場面極為壯觀感人。然而，這個葬禮也標誌一個時代的結束，法國社會的暴力革命從此走入歷史。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拉薩爾主義的陰魂不散，馬克思、恩格斯痛心之餘，除繼續盡力地把德國黨拉入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外，還把希望投向組建中的法國黨。

1879年10月法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會成立。次年5月經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介紹，蓋德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恩格斯。並在馬、恩的指導下起草黨綱。馬克思還口授了黨綱的導言，拉法格則撰寫了成立宣言。導言中宣稱“經濟方面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恢復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揚言為了實現這最終目的“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國黨寄予厚望，為此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偕其太太─馬克思的次女勞拉回到法國協助蓋德領導法國黨的工作。

然而不久，在1882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黨內一個派別要求修改黨的綱領。這個派別不同意“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主張以漸進主義去改造現存社會。這個派別的領袖之一布魯斯說：“我寧願放棄那種迄今一直實行著的和始終一事無成的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思想細分成可以分階段實現的目標，對某些目標作些調整，使之適應於立即可以實現的設想，最終把所有這些目標都納入有實現可能範圍之內。”於是這個派別獲得了“可能派”的稱謂。可能派主張首先贏得市政議會的多數，使市屬企業變成集體財產，變成為大眾服務的機構，並以此擴展開去，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蓋德派反對“可能派”的觀點，經過激辯，誰都不能說服對方，於是發生分裂。“可能派”仗著自己代表人數的巨大優勢(86名對26名)把蓋德派予以開除。蓋德派憤而另外舉行會議。蓋德派人數雖少，但因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據有正統地位，故分裂後仍保持原稱，可能派則更名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再改為“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情況是，激進派的蓋德沒有參加巴黎公社革命(或許可以用當時他不在巴黎做解釋)而布魯斯和另一位領袖馬隆則是巴黎公社的槍林彈雨下的倖存者。馬隆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失敗後，他們逃脫了大屠殺，流亡國外八、九年，1880年大赦後才回國。本來按照他們的經歷應該十分激進才是。然而他們卻選擇了改良緩進的主張。這究竟是來源於人到中年的穩健還是十年反思的沉澱﹖或許除此之外，還更應從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中去找答案。因為曾經是何等激進的蓋德也在1893年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你們的意志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拉法格在1892年市鎮選舉勝利後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

法國工人運動的特點之一是黨派較多，分分合合，不像德國黨那樣一脈相承。九十年代法國工人政黨有多達八個派別。1902年布魯斯派、阿列曼派獨立社會黨合併為法國社會黨﹔蓋德派、瓦楊派合併為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在第二國際的干涉下兩黨合併為統一的社會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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