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臨人間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洲大陸已不是涓涓小流了。由拉薩爾主義，費邊社理論，可能派觀點交匯共振所產生的能量向四面輻射，激起了層迭無盡的波濤。波峰出現在新世紀─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那就是思想理論層面的伯恩斯坦主義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米勒蘭入閣事件。這一切的產生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某些人惡意與馬克思主義過不去，而是為現實和人性所決定。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英國當權者不斷採取各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它終究放棄了以財產擁有額來限制選舉權的做法。經過幾次選舉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行成年男子普選制。1871年自由黨政府取消了對工會活動的一些限制。1875年保守黨政府取消了禁止設置罷工糾察隊的條文。1876年實行初等義務教育，家庭貧窮者可向政府機關領取輔助金為子女交納學費。1875年國會通過“公共衛生法案”。1890年國會通過“工人階級住宅法案”著手改善工人居住條件。1897年頒佈工人賠償法案，1899年國會通過了“防止虐待兒童法案”，禁止使用十歲以下童工。

   法國大資產階級一改過去對勞工階級的挑釁態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參加者法案的通過，主動表達和解的意願。繼而，1881年國會通過保障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佈結社法，勞工階級從而獲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

   德國俾斯麥所實行的“反社會黨人法”終於在1890年被國會終止。企圖再次延長“反社會黨人法”的俾斯麥祇得辭職。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麥已實行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佈工人意外災害賠償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殘廢保險法。在這裡有必要順便說明的是，儘管“反社會黨人法”在當時被歐洲各國的觀察家認為過份殘酷，但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現在希特勒政權，蘇俄政權以及某些亞洲國家剝奪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權，動輒進行肉體殺害的做法相比實在還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會民主黨人被判處總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一個月。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從1878年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生效的43萬張選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會黨人法失效前的幾個月)150多萬張選票。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法”實施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一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動並發展組織。

   如果作橫向比較，歐洲民族的反抗精神與懦弱苟安，奉行“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哲學的中國漢民族相比，當然要強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縱向比較，對於一般的勞工群眾而言，在他全家衣食無著和基本得到保障的兩種情況下，他對現存社會的反抗精神會在哪種情況下更強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儘管那些以馬克思主義正統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資產階級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階級鬥志的伎倆，也難改階級鬥爭之弦有所鬆馳的現實。

   對於本身並不處於社會底層，有一定文化素養，懷著改革社會弊端的理想，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來說，大多並不會只從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問題，而往往上昇到理性層面上去探討。只是這樣一來，麻煩就更大了，因為它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論斷已與事實不相符。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辯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話，就可知馬克思主義業已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是它的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導致社會革命必然爆發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導致兼併，以至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工人階級人數愈來愈多。資本家追求超額利益會愈來愈富，工人階級將愈來愈窮，因此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總有一天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不會再容忍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這時社會革命就要爆發。

   然而情況並不如此。社會上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存在，並且在資本家和勞工階級中間出現了一個技術和管理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而由於技術的改進，雖然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數卻無明顯增加，同時由於資產階級明智地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顯著改善，決非愈來愈窮。固然，有的資產者會更富，資產階級於勞動階級的財富差會較以前更大。這是橫向比較，但倘若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勞工階級擁有的財富也增加了。因此貧困是相對的，而改善是絕對的。不能設想工人階級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窮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是由於資產者的生活太豪華。

   既然恩格斯感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那麼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步英國無產階級的後塵呢﹖

   然而，且莫說廣大勞工群眾所得到的還只是溫飽，就算達到了小康又怎麼樣呢﹖對照於大資產者的驕奢豪華，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觸目驚心嗎﹖對這些不公，不平等當然應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麼方式去革除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答案。社會民主主義的答案是社會改革、社會改良，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在理論上首先全面點燃戰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陸續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發表了六篇文章，開始了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小冊子，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統工人，他父親是個白鐵匠、火車司機，因家境較貧，他讀完中學後就去做學徒。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出身政治等級劃分法，他屬於最革命的“紅五類”。歷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無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薩爾一樣，是馬克思的雙料同胞─猶太血統的德國人，而馬克思主義遇到最大的麻煩也就是來自於這兩個人。

   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幾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學思想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以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為表現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是流入“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他認為道德標準、宗教觀點、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都會影響人的社會意識。在對暴力革命的評估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上，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是“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論，已被現實所推翻。因為“在一整批工業部門中，小企業和中等企業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業並存。”並且在數量上也“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探討後，伯恩斯坦宣稱：“我反對這樣的見解﹕我們面臨著指日可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社會民主黨應當根據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巨大社會災變的指望來確定自己的策略。”“我們應該預計到現存社會有比過去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伸縮性，並按照這一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邸！薄吧鐣�民主黨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到下一個更高級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論著述受到德國黨內馬克思主義衛道者的嚴厲批判後表白自己並不是要再創一個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而是想“消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若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發展和改進，必須從對它的批判開始。”否則，“這一理論終究失去它的科學性質而變成一個宗教信條。”

   就這樣，伯恩斯坦成為繼拉薩爾、可能派人士、費邊社學者之後又一個提倡以和平漸進改良的道路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大師。伯恩斯坦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之河注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雖然得到黨內外許多人的讚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黨內許多人士激烈的批評以至痛斥。某些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弟子自居者是本著衛道士的情懷去痛斥這個叛逆者。盧森堡甚至動議把伯恩斯坦開除出黨，而黨的領導人則還另有一番心事。

   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讓發表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馬、恩的指導為然。他們認為馬、恩遠在千里之外的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對德國的現實情況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樂於抬高馬克思主義的威望，然後以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執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廣大勞工群眾。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踮起腳尖走自己的路，多麼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貿然要扔掉這面旗幟，這勢必造成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而且也會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不能坐視。

   另外，從私人感情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還罷了，但是，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對他呵護有加，視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兩年，指定伯恩斯坦為其遺囑執行人，手稿繼承人，然而恩格斯剛辭世一年，屍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難怪倍倍爾滿腔憤慨地說：“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見，愛德華把他曾經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一切都葬送掉，他會說些什麼呢﹖”

   面對黨內一片伐韃之聲，伯恩斯坦並不退縮，而且爭辯道：“如果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巨頭的減少，那麼，為了保持行動上的一貫性，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資本積累在越來越少的一些人手裡，至少不應做出任何足以阻止這個減少過程的事情。然而實際上，黨在許多場合下的做法卻恰恰與此相反”這類爭辯無異是說黨的領導言行不一，因而更招來痛斥。

   黨的老領導人之一奧文爾十分讚同伯恩斯坦的一系列觀點，但不贊成他正面對黨的傳統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認為有耐心地利用實際需要所造成的壓力去改變一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動時的所講的一句確有不妥的話給他自己帶來許多麻煩，那就是：“我坦白承認，對於人們所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那個東西，我很少關心和感興趣，最終目的不管是什麼東西，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這句話被詮釋為放棄社會主義的瑰麗目標，只關注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點滴改良。於是，伯恩斯坦在論戰中因此占了下風(起碼是暫時占了下風)然而，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去攷察則會發現，伯恩斯坦主義是贏家。

   就在理論上的唇槍舌劍，烽煙正濃之時，法國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給烽煙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社會主義議會黨團討論通過，就擅自接受以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瓦爾德克─盧梭為首的聯合內閣的邀請入閣任工商部長。此事在法國以至全歐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一場大辯論甚至組織上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