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英國工黨國有化實驗已被證實並非建設美好社會有效途徑，那麼社會主義必須由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一命題也就值得從新審定了。換言之，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內涵應該注入新的概念和內容。

   如果說英國工黨以其豐富的實鄯Q著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很多經驗教益，那麼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以其深厚的理論見長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增添了許多思想素養。在新的形勢下，它想必會承擔新的任務。

   有人曾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最終徹底蛻變為改良主義的黨感到惋惜，因為據說德國黨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事情果真如此嗎﹖這些人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們記住了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都把馬克思、恩格斯視為師長，但卻忘了他們兩人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壓了16年不讓發表。忘了威廉．李卜克內西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大概他們又記住了德國黨幾個代表大會上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作了批判，但卻忽略了批判會過後，伯恩斯坦主義的影響力卻日益擴展，到後來連批判隊伍中的主將之一的考茨基也成了伯恩斯坦的戰友。大概他們還記住了德國黨內有以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領導的正宗馬克思主義團體─斯巴達克聯盟，但卻不了解在當時三十幾萬黨員中，斯巴達克聯盟只有幾百人。

   當然，更大的可能是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忘記，沒有忽略。他們的惋惜只是故作姿態而已。他們煞有介事不顧事實地硬要把德國黨說成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黨是為了替馬克思主義挽回一點面子。否則，如果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二十幾個工人階級黨中晃來晃去那麼多年，到頭來連一個落腳點也沒有，那豈不是太窘迫、太潦倒了嗎﹖當然，相對而言德國黨還算是歐洲諸黨中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係最密切的一個黨。但這完全不足以把它認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

   1875年充滿拉薩爾主義的《哥達綱領》令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雖然好一點但也有原則缺憾─避開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的《格爾利茨綱領》和1925年的《海德堡綱領》改良主義傾向更為明顯。至二戰以後的《齊根海因聲明》就顯露出了新思維端倪。聲明說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分析具有“只從經濟角度進行觀察的片面性。”而現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人們思想自由和道德責任也看作是對歷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民黨為實現自己最後的政治目標而鬥爭，但它不僅僅是根據經濟發展的趨向或出於物質的目的性的原因，而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新的思維實際上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完全對立才造成了兩者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從而導致尖銳的階級鬥爭。然而此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卻認為道德責任也會在塑造歷史進程中起作用。這是在含蓄地告訴人們。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會自動放棄一些經濟利益以讓無產階級的境況改善，無產階級中的有創見的思維冷靜者也將願意與資產階級討論磋商共同探尋調和兩大階級利益的方法途徑，以不必訴諸於激烈的階級鬥爭。並且，德國黨還宣稱它的奮鬥“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人”，當然既包括無產者也包括資產者。可見，如果說昔日德國黨的前輩們僅僅是在修正馬克思主義，那麼此時德國黨的新銳者則完全走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藩籬。

   二戰以後在戰爭廢墟中重建的德國與一戰以後的很大不同。在盟國的干預下，民主政體很快確立。法西斯主義幾乎連根拔起，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戰敗的德國人沒有想到復仇，而是考慮活下去，而且力求活的好些。

   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都在1945年內成立。前兩個是新建後兩個是重建。令人不無意外的是新建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表現出比原來已具基礎的社民黨擁有更大的政治空間和影響力。1949年8月西德舉行戰後第一次選舉。基督教民主聯盟選勝，阿登納首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

   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一個較之昔日大相徑庭的德國社會。經過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大戰中法西斯極權政體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災難，痛定思痛，民眾的主流思想都傾向和平，安寧。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日見深入人心。人民對推崇激烈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口號都興趣缺缺。而且由於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科學技術發展，使社會上出現了一個介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因而，社會黨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傳統不能不受到嚴峻的挑戰。當然，懷有激烈鬥爭情緒的還大有人在，但若社民黨不僅只想以一個反對黨的身份去帶領一些民眾進行反對現存政府某些法令法案的鬥爭，而還想主持政權的話，那它就不能只在少數人之中得到擁護，而必須取得多數人的認同。這一不可迴避的社會現實是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做出革新的有力杠杆。革新里程碑是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

   1959年11月，德國社民黨在哥德斯堡舉行特別黨代會。會上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其全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原則綱領》。

   《綱領》宣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由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黨。”“一度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剝削對象的無產者，現在已居於享有公認的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家公民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原則的改變。從階級的黨變成人民的─全民的黨。就其政治寓意來說是否定了階級鬥爭。而從現實上來看是出於爭取更多人的擁護，開拓政治空間的需要。至於“一度……的地位”這句話則是作為這個改變的依據。然而，實事求是地說，這個依據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無產者已具有與其他階級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民地位，這當然毫無異議，但是否只是一度受過剝削而現今已完全享受到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呢﹖不過，我們仍然願意把這種說法看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現實需要所付出的代價或採取的策略。

   《綱領》說：“社會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財富權力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而給僱佣勞動者帶來的首先只是貧困和痛苦。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給每個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這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真諦。”這段話是首先使社會民主黨當今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的能有所銜接，之後立即轉入一個新的境界。“社會主義的真諦”已不再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給“每個人”─當然是包括了資產者、無產者和其他所有階級的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

   在對黨的性質和意識形態作了原則性的變動後，《綱領》進而宣佈：“德國社會民主黨信奉民主。”並“希望在平等的條件下同其他民主政黨進行競爭，以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進而建立一個符合民主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社會和國家。”至此，階級鬥爭的方法已被明確放棄。

   在經濟領域中德國社會黨打算怎麼樣做呢﹖對此，《綱領》是這樣說的：“社會民主黨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實現不斷增長的社會富裕，使人人都能從國民經濟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這個關鍵的問題，社民黨明確宣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需要得到保護和促進，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所運轉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這種方式必然會造成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它與社會公正是背道而馳的。社民黨的這個條件從句“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表示了它將引入國家干預的機制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予以制衡和約束。《綱領》說：“盡一切可能展開競爭，按一切需要實行計劃。”“競爭”在一個世紀前它曾受到路易．勃朗工場社會主義的痛斥。而此時它卻得到德國社民黨的認同乃至讚許。這是由於一個世紀來的社會實踐使人們終究深刻認識到“競爭”可以帶來效率。當然，社民黨也沒有忽略，競爭也會帶來一系列消極現象。故同時主張“按一切需要實行計劃。”

   由於社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淵源，使社會上許多人仍對社民黨抱有疑慮。這顯然也會成為社會黨走向執政的負數。於是《綱領》表白：“我們反對任何專政，反對任何極權的和權威的統治。因為它們無視人的尊嚴，消滅了的自由和破壞法制。”並進而譴責到：“共產黨人無權自命繼承了社會主義傳統。事實上，他們篡改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財富。社會黨人希望實現自由和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利用社會的分裂來建立起自己的一黨專政。”

   《哥德斯堡綱領》的出爐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極大的正面作用。它標誌著社民黨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策略上都從實質和語言表述兩個方面均以嶄新的姿態面對新的世界。如果說從前社民黨只是在實質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他們的某些文字表述中仍保留有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的話，那麼，自《綱領》後，這些詞句也告消失。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業已成熟。而馬克思主義，即使是以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代表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也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徹底失去了吸引力。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社民黨的取捨是十分睿智的。唯其如此才使社民黨獲得了更多民眾的認同，爭取到更多的選票。為其走向執政廓清了道路。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1969年9月大選中，社民黨一舉擊敗基督教民主黨聯合陣線，取得了執政權。

   就像當年的《哥達綱領》、《愛爾福特綱領》曾影響了第二國際許多黨一樣，《哥德斯堡綱領》也影響了同時代的許多黨。《維也納綱領》和其他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匯成了一條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滾滾洪流。這股洪流不但把一個又一個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推上了執政的地位，也給亞洲、非洲、南北美洲的意識形態格局以有力的推動。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不再局限在歐洲，而是走向了全世界。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拓和貢獻並不卻步在《哥德斯堡綱領》上。繼這綱領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經過多年的研究探討，終於完善了他們的“基本價值論”。其標誌是該黨1989年的《柏林基本綱領》。

   “基本價值論”是這樣表述的：“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和從共同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彼此間所承擔的義務，即是社會主義意向的基本價值。”如果把這句充滿了哲理的句子改換以通俗的語言來陳述，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或“社會主義是要建造一個充滿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

   社會主義的傳統表述是民主政治加生產資料公有制。直至1951年的《法蘭克福聲明》還是這樣講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定義的新表述引進了倫理色彩並具有抽象的意味。即具體的措施已被略去而代之永恆的真理追求。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圖景有如數學上的極限。你可無限靠近它，但永遠不可以宣稱已達到它。而社會主義也就在這無限地趨近中獲得無盡的動力和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