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以來一些西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所進行的反思和重建，這些反思和重建當然也體現在他們的社會實壑小�

   1968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全會通過了旨在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全面改革的《行動綱領》。會議結束後，改革宣言即被著手付諸現實。這一宣言和行動令全世界極為驚訝並被民主社會譽為“布拉格之春”。然而世界也沒有料到蘇聯竟於1968年盛夏8月用坦克闖入捷克全境鎮壓了“布拉格之春”。真是好戲連臺，一波又一波。世界同樣又沒有料到，就在蘇式坦克的轟鳴聲還沒有消失之時，17個國家的共產黨（中西歐14個，再加日本、澳大利亞、墨西哥）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並聲明支持“布拉格之春”的改革。

   多少年來，自共產國際成立以後，蘇共一直是這個國際的頭領。雖然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6月解散，六十年代又發生蘇中兩黨的互罵，蘇共的威儀已有削弱，但總還在共產黨體系中佔有相當的實力地位。像這樣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公開譴責它，畢竟是頭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譴責行動並非無源之冰、無本之木。其實中西歐一些國家早就對俄國道路、蘇聯模式不以為然了。而1968年的這個“聯合聲明”，正是“歐洲共產主義”初步形成的標誌。

   了解“歐洲共產主義”的形成、內容、發展趨勢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去洞悉社會民主主義的潛質和實力，從而有助於建立百流歸川－社會民主主義大川的堅定信念。“歐洲共產主義”以意大利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為主力。而最先知先覺並具有組織實力和理論實力者當推意大利共產黨。

   意大利共產黨於1921年初由葛蘭西、陶裡亞蒂等人率領從意大利社會黨裡分裂出來而成。然而它還來不及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被另一個也是從社會黨裡出走的墨索里尼所煽起的法西斯狂潮所壓制。與德國情況相似，意大利社會黨若不分裂並且堅決抗爭的話，意大利法西斯組織未必能得逞。因為在1919年底的議會選舉中，意大利社會黨獲156席，法西斯組織一個也沒選上，包括墨索里尼本人。但僅僅三年後，墨索里尼就獲取了意大利全部政權。

   墨索里尼來得快去得也快。1943年7月失勢，10月意大利反過來對德宣戰。意大利各派反德民眾武裝迅速崛起達四十萬之眾，其中十幾萬為意共所領導。

   與德國情況不同的是，意共和意社雖然分裂但未兵戎相見，而且在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中又聯合起來。1934年，意共與意社就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行動的協定。1941年，意共與天主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在都靈成立了民族陣線委員會，後發展為全國性的民族委員會。二戰結束後，蘇聯由於自身力量所限和雅爾塔會議的承諾，沒有把它的勢力伸進亞平寧半島。內部和外部因素的迭加，使意大利沒有走上東歐諸國的道路。換言之，意共被納入了民主體制的格局。

   1946年意大利舉行全民投票，成立共和國，基督教民主黨得票率35％﹔社會黨21％﹔意共19％。三黨組成以基督教民主黨為主的聯合政府。雖然於次年，意共和意社退出了政府，但意共所走的非暴力革命道路則就此定型。而在這個過程中，意共領導人陶裡亞蒂甚有建樹。

   早在1945年意共的“五大”上，陶裡亞蒂就提出了“結構改革”的思想，並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做了系統闡述。“結構改革”就是在現有的政治秩序下，不訴諸武裝鬥爭，而是以工人階級為骨幹力量，團結其它階級的進步力量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陶裡亞蒂在高度評價蘇聯十月革命之後，話鋒一轉說西方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應考慮到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不可原封不動的照搬蘇聯的經驗。其實早在1944年，陶裡亞蒂就在一次意共的會議上表示“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幹俄國人幹過的事情。”

   “結構改革”在政治層面是通過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非暴力鬥爭相結合，一方面逐步改變議會中階級力量的對比，一方面在社會上鞏固地建立工人階級和社會進步力量的聯合，孤立和打擊最反動的階級派別，這樣，就可以預期有一天國家政權會成功地掌握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手中。

   “結構改革”在經濟層面上集中力量打擊最反動、妄圖控制國計民生的壟斷資本主義勢力。途徑是對大壟斷企業實現國有化，並以國家干預的力量，通過價格稅收等經濟杠杆去限制和粉碎壟斷資本的實力。在農村則改變土地過分集中的情況，實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顯然，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前提和基礎。

   在1962年的意共十大上，陶裡亞蒂明確表示“我們的任務是保衛民主體制，還要發展民主，並使民主體制具有符合今天條件的經濟和社會內容。”可見陶裡亞蒂已認同了當時社會的民主性質，意共所要做的保衛它，發展它。

   陶裡亞蒂的“結構改革”論能夠正式破土而出，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赫魯曉夫。因為在赫魯曉夫那囿於歷史局限性的有限改革中，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作的積極貢獻就是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多樣性。西方各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必完全仿效蘇共的做法，而可以採用議會鬥爭、和平過渡的方式。這使陶裡亞蒂早在四十年代就萌生的結構改革觀點能夠正式以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免除了最根本的阻力。

   然而那個盤据在遠東大國的共產黨卻對陶裡亞蒂的改革大動肝火。在以“九評”聲色俱厲的斥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同時，對意共以“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為題的長篇文章進行猛烈抨擊。當然，這樣絲毫不會改變意共來自多年社會實踐和理念上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而徒然暴露它自己思想僵化乃至反動的本質。這實在像人家在做一件正當的事情，一只瘋狗站在旁邊狂吠。

   陶里亞蒂於1964年逝世，比他年輕29歲貝林格成為意共總書記後，繼續把他的思想向前推進。貝林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作的傑出貢獻有以下幾方面﹕

   1、1976年6月，歐洲29個共產黨、工人黨在柏林開會。通過了《爭取歐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會進步》的決議。這個會議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式形成。貝林格是這個會議的主要促成者並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講話。貝林格說：“肯定個人和集體自由的價值並予以保障政黨和政府多數輪流執政的可能性﹔肯定並保障工會自主、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文化、藝術、科學自由。在經濟方面，經過民主規劃化保證生產的高度發展。這種規劃要利用公私企業的首創精神和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積極作用，而公私企業都應當以滿足人們和國家的巨大需要為目標。”就這段話而言，已經看不出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有什麼不同。如果不預先講明，人們很可能會以為這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或其它任何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人士之口。

   2、提出了“第三階段”和“第三條道路”的理論。1979年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首次提出了這個理論，其後在1982年1月的意共中央全會上作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三階段”的報告，並在此後多次會議和集會上論及。

   貝林格認為，從19世紀末歐洲各國廣泛建立社會民主黨到一次大戰之初大多數黨都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為止，是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從蘇俄十月革命到1981年波蘭事件為第二階段。此後西歐工人運動就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西歐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本國的現實情況，開闢現實社會主義的新的道路─“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本來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提法，意指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要走不同於蘇聯集權社會主義也不同於典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此時歐洲共產主義所標榜的第三條道路則是介於蘇聯模式和社會民主黨模式之間的道路。其實應該算是“第四條道路”了。

   貝林格尖銳地批評了蘇聯和東歐諸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所存在的僵化、教條、官僚主義等各種弊端，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西歐各國的社會傳統和民眾的取向，它只是俄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具普遍意義。貝林格說，“現在事實已經最終表明1917年在俄國所走過的道路對於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在今天西方進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產生的政體不可搬到西方，而且東方某些國家中的這些政體今天正在經歷一場危機。”

   對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貝林格也持批評態度。理由是社會民主黨的種種社會改良都沒有真正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沒有實現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徹底政革，因而也就具有了本質上的缺陷。

   3、提出了“新國際主義”的說法。在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指出：“我們很久以來就主張，新國際主義應當以承認各國共產黨和各種革命進步力量的差異並完全尊重它們的自主為基礎。”在1982年1月中央全會上，貝林格更有所指地說：“對我們來說，領導黨、領導國早就真正結束了。”意共認為，從前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經過共產國際和蘇共的解釋已變成維護蘇聯和蘇共權威的工具，成為蘇共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工具，因此應該予以拋棄。而新國際主義各國“共產黨對世界各地一切為和平、社會進步、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和運動都給予同樣的聲援。”繼貝林格於1984年去世後任總書記的納塔說，“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應建立和保持在完全自主、完全平等、尊重各自立場、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

   “第三條道路”和“新國際主義”的提法令當時的蘇共極為惱怒，但時代不同，蘇共再也無力禁止國際共運中新思潮的不斷萌生，更遑論以“教規”予以制裁了。

   比利牛斯半島上西班牙可以說是地處歐洲邊陲。自從十六世紀末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海軍徹底擊敗後，西班牙在歐洲諸事務所中就一直處於與其相對廣闊的國土不相稱的次要地位，以致許多有關歐洲變故的著述都對它予以忽略。然而談到歐洲共產主義，西班牙卻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因為西班牙共產黨對此做了顯著的貢獻。

   1968年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時，西班牙共產黨十分迅速地作出反應，直截了當地、尖銳地抨擊蘇聯無理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專橫行為。對於一個尚處於非法地位的政黨能有如此的觀點和魄力，這不能不使世人對它刮目相看。

   西班牙共產黨的獨立見解由來已久。早在六十年代，西班牙還處於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西共在其“六大”上就提出了“不用內戰，不用流血的暴力，在民主的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的路線，的確具有走出昔日的悲情，面對二十幾年來變化了的現實及時調整自己思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