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世界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法國大革命。過了100年，1889年，世界上亦發生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就是第二國際的建立。再過了100年，1989年，世界上則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大壞事，一個亞洲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用機槍坦克屠殺了數百亦可能上千的手無寸鐵舉行和平抗議的民眾、學生。另一件是大好事，就是東歐諸共產黨政權如多諾米骨牌效應般地全面崩塌。這些共產黨政權存在的時間非短。從二戰後至此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歲月。在如此長的時期裡，由一個黨固定執行，按說它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構筑防衛工事，為何在沒有外力的攻擊下毀於一旦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往歷史上回溯，答案或許就散佈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1956年6月，波蘭的重要工業城市波茲南的的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降低所得稅。由於當局拒不回應，伍萬工人群眾憤而上街遊行。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工人與警察部隊的衝突。共產黨政府下令鎮壓。工人群眾被殺一百多人，傷三百多人。

   工人罷工，遊行示威，這在西歐國家中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工人與政府也會有所衝突，但甚少見人員傷亡，更遑論高達數百人之傷亡了。慘案發生後，波共高層發生分歧。一派認為這是“敵特”挑動的反革命事件，鎮壓有理。另一派則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其代表人是哥穆爾卡。

   早在四十年代，哥穆爾卡等人就在探索一種與蘇聯模式有所區別的“波蘭道路”，其內容主要還是在經濟層面上。如對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的速度持緩進態度，允許私有制部分存在等。這令斯大林大為反感。1948年，斯大林主導的清洗“鐵托分子”的運動波及波蘭。哥穆爾卡被清洗，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甚至於1951年鋃鐺入獄達三、四年之久。基於自身的觀點和經歷，哥穆爾卡對波茲南事件有完全不同見解。他在黨的會議上說：“當波茲南的工人跑到大街上去的時候，他們抗議的並不是人民波蘭，並不是社會主義。他們抗議的是對社會主義─那是他們的理想─的基本原則的扭曲。”“把痛心的波茲南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造成波茲南悲劇和使整個工人階級感到深刻不滿的原因，應該在我們中間，在黨的領導中間去尋找。”從哥穆爾卡這些話，人們會感到這是一個何等開明仁愛的共產黨領導人物。哥穆爾卡的幸運之處在於波茲蘭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主政之時，在赫魯曉夫的有限改革中有這樣的內容。西歐國家在野的的共產黨可以走和平過渡的道路，東歐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可以不完全效仿蘇聯模式。故此，對哥穆爾卡這樣的觀點，赫魯曉夫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哥穆爾卡如是說：“蘇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和在對俄國來說是特定的，造成了它的歷史發展條件下所採取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對其他國家來說，既非必要，也不適宜。”“社會主義的形式也能夠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蘇聯產生的那種，也可以是我們在南斯拉夫見到的那種形式，它還可以有別的不同形式。只有通過各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驗和成就，才能夠產生一定條件下最好形式的社會主義。”

   鑒於哥穆爾卡的政治經歷、人望，以及他擔保波蘭絕對忠實於華沙條約的承諾，赫魯曉夫認可了波共─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內部權力變更。原先無條件仿效蘇聯的一派下台，哥穆爾卡派上台。

   哥穆爾卡上台之初倒也真有幾分作為。但他的“波蘭道路”主要也只是體現於經濟層面上，而在政治領域中並無實質性動作。如﹕調整工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放緩重工業的發展，限制基本建設的投資。增加農業貸款。重視發展民眾生活用品的生產項目。摒棄前任領導人所實行的全盤農業集體化方針。堅持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自願”原則。允許個體戶大量存在。哥穆爾卡的“新政”很快取得了成效。連續幾年工業生產以9%的高速度增長。從1956年到1958年，工薪勞動者實際收入增加了25%。

   十幾個春秋過去了，哥穆爾卡一直居波蘭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職位。他毫無疑問地認為鑒於自己傑出的作為而無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威望和民眾的愛戴。然而，萬萬沒有想到一場驟然而至的政治風暴擊碎了他腦海中臆造的美景。

   1970年12月，在波蘭波羅的海海岸線上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率先舉行罷工并上街遊行，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政府宣佈四十五種商品提價。此舉馬上得到全國一些地方的響應，哥穆爾卡聞之大怒，他認定這是反革命事件，命令軍隊警察予以鎮壓，數十名工人死於軍警的鎮壓行動。

   多麼令人驚愕萬分的政治怪圈，十四年前，哥穆爾卡的前任屠殺鎮壓了波茲南工人的抗議運動，哥穆爾卡義正辭嚴地予以譴責，并取而代之。十四年後，哥穆爾卡幾乎是原封不動地重蹈他前任的覆轍。

   詳細地翻翻歷史記錄，尋找一下，自從馬克思主義嚴厲地揭露、抨擊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以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政權究竟有多少件類似這種大規模屠殺罷工、遊行示威工人的案例。翻閱的結果令人大感意外。因為事實表明，以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為標榜的共產黨政權對工人的態度要比資產階級主控的政權嚴厲得多。

   慘劇畢竟發生在歐洲。幾十條工人性命的喪失換來哥穆爾卡的立即下台。這總比那個遠東的共產黨國家要好得多。因為那個遠東國家的共產黨領導集團在以百倍於哥穆爾卡的規模屠殺了遊行示威的工人、市民、學生以後還一直不可一世地壟斷政權，氣壯如牛地宣稱自己屠殺有理，並且耀武揚威地通緝僥幸從屠殺場逃脫的遊行領導者。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哥穆爾卡從屠殺的譴責者蛻變為屠殺的實行者呢？波蘭党內外的人士都對此有所探討。毫無疑問，首先尋找到的原因是哥穆爾卡的個人品質和工作作風。如“哥穆爾卡是這樣一種類型的領導人，他善於要求人們從屬於他自己，并強加自己的意見於人特別是在他擔任第一書記的年代裡，他的工作作風造成一種不能對領導人進行任何嚴肅一點的批評性發言。”

   但這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作風專斷與下令屠殺畢竟還有相當的距離。而且兩任波共頭目都下令屠殺更令人感到不能只從個人因素上找原因。即使是有個人因素，那也會是與其它因素的催化作用分不開。波蘭統一工人党的理論家拉科夫斯基對此似乎作了深入一層的追索。他分析道：“在共產主義政黨的整個結構之中，特別是在執政黨的結構之中，第一書記處於客觀上被賦予極其廣泛權限的地位，他掌握著極大的權力。”拉科夫斯基認為共產黨對這種權力本來是有監督機制的，那就是全黨、党的中央委員會等。拉科夫斯基說：“如果在全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注視下，還能發生党的領導人和領導成員中的兩、三人事實上是不受監督的事情那麼就應該對現行組織原則的有效性提出疑問。”那麼，如果共產黨所標榜的集體領導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在第一代獨裁者，如斯大林死後才有的）失去效用怎麼辦呢？拉科夫斯基提出了一個方案，那就是實行黨內民主的問題。講得具體些是黨員的順從性問題。他說：“順從問題的概念可以作為一個討論性的問題。順從的界限在哪裡？党的積極分子和普通黨員是否有義務順從地執行中央權力中心的決定，甚至深知這些決定有錯諘r也是如此。在十二月前的一段時期，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活動家充分意識到經濟政策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他們還意識到這一政策在削弱群眾對党的信任，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儘管他們瞭解情況，儘管他們對未來憂心忡忡，他們還是執行了那些未經深思熟慮的同社會期待相矛盾的決定。因此，可以提出一個關於幹部和一般黨員的順從界限問題，使黨員有可能在黨綱範圍內對上級機構的決定提出保留意見。”

   這就是波共黨內，也可以說是所有共產黨內的理論家所能提出的最先進的實施黨內民主的方案。那就是，黨員或下級党組織在上級機構犯錯誤時，可以不順從上級的決定，以促使上級機構終止其不正確的決定。然而這可能嗎？在列寧主義政黨裡，只有上級党組織判斷下級黨組織，和党組織判斷黨員個人的正確與否，不可能有逆向判斷。這就是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級可以民主討論，上級集中決定。下級或黨員個人認為上級犯了錯誤，這有什麼根據？根據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根據某些負面的狀況？你有什麼根據可以認為這些不滿不是來自敵特的破壞煽動或落後分子的牢騷？你有什麼根據可以把局部的負面狀況說成是全面性的錯誤？如果下級黨組織和黨員個人可以自行作出上級犯了錯誤的判斷而不予“順從”的話，那整個共產黨的運作就要終止，共產黨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實際上，拉科夫斯基講到最後也轉彎了。即所謂“不順從”也只不過是在“黨綱範圍之內對上級機構的決定提出保留意見”而已。這就是說，上級的指示還是得執行，有不同的看法就保留吧，或繼續向上反映。並且，一切都必須在“黨綱範圍內”。

   怪圈由共產黨自己畫定，他們永遠走不出這個怪圈，除非它已經不再是共產黨。

   十二月屠殺使哥穆爾卡下台，蓋萊克上台。自然，蓋萊克也沒能走出怪圈。他在位十年。1980年，又以格但斯克的工人為首掀起工潮，他們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這次蓋萊克沒有下令開槍就去職，由雅魯澤爾斯基繼任。此時的格但斯克工人已非同昔日，經過多年風霜的磨練已趨成熟。他們成立了團結工會，聯絡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共同奮鬥。雅魯澤爾斯基先承認它合法，後又宣佈它不合法，并實行軍管。但是轉入地下的團結工會和支持它的的廣大民眾一直沒有停止抗爭，國際進步力量也一直給予關注和支持。如曾授予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諾貝爾和平獎。雅魯澤爾斯基在盡一切努力挽救搖搖欲墜的大廈。他向黨人呼吁：“我們應該尋找各種可能的途徑、手段、方法以便建立起一座足夠堅固和嚴實的大堤，防止危機捲土重來。”他告誡黨人：“党對工人階級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它的先鋒隊，另外一方面必須為工人階級服務。如果党只認識到先鋒隊作用，而忽視人們的痛苦和情緒，遲早要開始凌駕於工人之上，脫離群眾，很少有人跟著這樣的先鋒隊走。”顯然，此時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在為維持共產黨的專有政權而掙扎。

   然而人民群眾沒有卻步。參加團結工會的人數高達全國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許多共產黨員都參加進去。一年又一年，波蘭社會的民眾抗爭沒有間斷過。大廈將傾，獨木難支，雅魯澤爾斯基終於作了根本性的轉變。1988年12月波蘭統一工人党舉行十中全會，雅魯澤爾斯基提出要“堅決摒棄一切過時的東西”，要“鏟除斯大林主義的殘餘”，并通過《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立場的決議》。這標誌著波共邁開了它自身根本改革的關鍵一步。次年二月，波共重新承認團結工會。四月，進行憲法改革。六月進行選舉。雅魯澤爾斯基以一票之多當選總統，團結工會的馬佐維耶茨基任總理。1990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党舉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決議停止一切活動，但把党改建為社會民主黨。至此，東歐巨變中的波蘭樂章畫上分段符。該年十二月，總統改選，雅魯澤爾斯基落選，瓦文薩當選。雅魯澤爾斯基下台了，但是他的下台顯然與他的幾位前任不同，他們是被轟下台的，而他是選下台的。這很正常。當年率領英國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邱吉爾首相不也在英國還處於凱歌高奏之時被選下台了嗎？何況治國業績乏善可陳的雅魯澤爾斯基呢？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雅魯澤爾斯基的貢獻又是非凡的巨大的。是他帶領波共走出了那個政治怪圈，把波共（波蘭統一工人党）嬗變為社會民主黨，徹底摒棄列寧主義，改宗社會民主主義。這需要極高的政治遠見和服膺真理順應歷史潮流的精神。或許雅魯澤爾斯基本人的政治仕途會就此畫上句號，但這何須遺憾呢？連人的自然生命也都會畫上句號。然而如果他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那史冊上將永遠留下他的形象和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