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中國也曾出現過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其主要創建人名江亢虎。江氏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接受到社會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後又得到官費補助到歐洲各國旅行攷察。回國後曾任職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教職。1911年江氏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不久改組為中國社會黨。1913年在袁世凱政府的壓力下解散。二十年代曾重建中國社會民主黨。但並無顯著的實際政治運作。抗戰時期，江氏依附汪精衛，任汪偽政權考試院副院長。抗戰勝利，江氏以漢奸罪系獄，1954年瘐死獄中。

   江氏社會黨奉行第二國際理念在當時無所作為是必然的。二十世紀之初，歐洲各國的民主政體已基本建立。社會民主黨奉行和平改革，改良的政治策略是適宜的。而中國則不然。1911年以前有堅拒民主改革的滿清封建王朝，以後則有各類封建復闢勢力和北洋軍閥。正是“革命尚未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江氏社會黨的政治空間受到兩方面的壓縮。來自反革命營壘的是對它的直接壓制和取締，來自革命陣營的是佔據了它的政治空間。老資格的同盟會和其繼承組織國民黨以及新銳政治團體共產黨都以鮮明的革命旗號在社會上享有號召力，並都具有國際背景和支持。而以知識者為主體的社會黨只是書生議政而已。若在一個民主政體裡，它當然可以爭淂一席之地，然而在哪個動蕩、革命、戰火的時代裡，書生們思辯之聲無可避免地湮沒在時代的轟鳴之中。再加上以後當政者的刻意淡化，使它幾乎沒有留下一絲痕跡，以至當今中國知曉江氏社會黨遺跡者，萬中無一。

   大時代總會有大製作。二十世紀初年，滿清王朝風雨飄搖，卻又困獸猶鬥。革命勢力儘管屢屢受挫，但卻百折不撓。這個時期在思想戰線上的大製作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說首見於1905年10月的《民報》發刊詞。1906年《民報》創刊週年的大會中，孫中山先生作了演說，進一步闡述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後來在廣東革命政府時期，中山先生作了三民主義十六講，並系統地寫入了國民黨一大宣言。

   斷言三民主義是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那必須同時具備兩個義項。一是在基本理念上，在原則上，三民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相同，二是，鑒於中國區別於歐洲的社會現實，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會有與歐洲的不同內涵─內容增多和操作形式的區別。

   三民主義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部份組成。民族主義便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所不具備的內容。中山先生說：“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是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眾多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

   顯然，由於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國的封建專制已經基本或徹底剷除，也無外國民族的入侵和壓迫，故歐洲社會民主主義中沒有類似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內容。這就是它兩者之間的區別。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及前輩們都曾為推翻封建專制而戰，故民族主義在理念上與社會民主主義亦系相符。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則完全一致。不可以把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簡單地理解為民主政治。因為民主政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水平。資產階級主導反封建專制革命成功以後，標榜他們實行了民主政治，但實際上那是低水平的民主。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用財產擁有量來剝奪一部分較貧窮民眾的選舉權。游歷過歐洲，與第二國際的領導人王德威爾淂，胡斯曼晤談過的中山先生十分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他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這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為了不致中國的政治革命也得出這樣的結果，他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是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中山先生的民權思想非常進步。他主張民主政治不但以民眾享有“間接民權”和選舉權為滿足，他還主張“直接民權”，認為應使人民享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而這些是二十世紀下半期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才涉及的。可見，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比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有所超前。

   要說三民主義中最為傑出，最能體現中山先生高瞻遠矚的則是民生主義。從《民報》發刊詞到《民報》週年紀念演說和國民黨一大宣言，有關民生主義的闡述都佔了較多篇幅。中山先生一方面說：“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但又用最多的篇幅去闡述民生主義，這足見中山先生的遠見。他告誡大家要以歐美已發生的一些社會問題為車前之鑒，他說：“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它容易，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它，卻是極難。”如果中國到了像歐美那樣已發生嚴重社會問題時“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很遲了。”

   為了說明民生主義之重要，中山先生尖銳地剖析了歐洲社會。他指出：“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達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展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地租，佔倫敦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平等二字已成為口頭空話了。”

   那麼民生主義的具體措施是什麼呢﹖中山先生擬定了兩條，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制資本。中山先生指出：“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等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地價稅法。”國家依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對“農民之缺乏田地淪落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在工業方面，民生主義的政策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這兩個措施具有明顯的“國家干預”色彩。農業政策一向較為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所忽視。國家干預則是三十年代後社會民主黨人才有所考慮的。這無疑又是中山先生的過人之處。尤其應著重指出的是，中山先生還有一個思想與當年的社會民主主義相比顯得更為理性，那就是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有更適當的評估和對待。

   正如中山先生所觀察到的，由於歐洲資產階級曾獨佔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侵吞勞工階級的生產成果，造成社會矛盾尖銳。歐洲工人階級曾呈激烈的革命傾向。即使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大源頭─德國拉薩爾主義，法國可能派觀點，英國費邊社思潮，雖然都以和平改革改良為宗旨，但亦都嚮往生產資料公有制。稍後，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有了較廣泛的傳播，儘管各社會民主黨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但他們原來已具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觀念卻由此得到了強化。這就有了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的那條標語：“從政治上，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這條口號所包含的情緒顯然比“三大源頭”激烈，有著馬克思主義的味道。當然，此後各社會民主黨都陸續清除了這種味道，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在二十年代的“人民之家”理論，但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人視整個資產階級為敵則是不爭的事實。

   孫中山先生並不如此。他說：“資本家應予維持，如何反對﹖特資本家之流弊，則不能不防備。”“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可見，中山先生的看法是，社會性很強，規模很大的經營項目，由國家來辦，而一般工商企業則由私人去辦。這就是混合經濟模式。它既免去了大壟斷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又著重發揮大量中小資產者的創造和進取精神。並用政府干預節制之。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直到二戰以後才普遍認識到這一點，足足比中山先生遲了三十年。

   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最光輝，最傑出的思想是畢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於一役的主張。中山先生說：“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革命的事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才是最大的責任。”“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有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究竟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有何不同呢﹖中山先生如是說：“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

   中山先生是這樣考慮的。在民族革命成功的基礎上如果只進行政治革命，建立共和政體，其政治成果就會被大資產階級所佔據。廣大中下階層就會處於政治權利被閹割，經濟利益被侵吞的境地。於是就會產生大資產階級和中下階層的矛盾，這矛盾積累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社會革命，歐洲過往的歷史就是這樣。這種傷國民元氣的社會革命是應予以避免的。怎麼避免﹖就是在政治革命的進程已取了政權時，就要立即著手改良社會經濟組織。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財力雄厚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不能單獨主宰政權，控制經濟。廣大民眾均能參與政事並公正地獲取自己的勞動所得，生活得以迅速改善提高。若能這樣，類似歐洲的那種社會革命就不會發生。換言之，那種社會革命的訴求已經合併在政治革命中一起實現，不必要在問題積累成堆之後，再來一次傷國民元氣的革命了。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比跟他同時代的孟什維克─第二國際的成員黨高明得多之處。換言之，孟什維克如果懂得這個道理並實壑�，就可能不致滅亡了。

   歐洲各國的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其政治成果都被大資產階級獨吞。造成這種情形原因之一是由於當時勞工階級(拉薩爾稱之為的第四等級)力量的弱小─不是人數少，而是思想水平，覺悟程度的低下和階級意識尚不鮮明。其結果是當處於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受剝削的勞工階級覺悟過來後，就又要展開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時馬克思主義跑出來煽風點火了。前期馬克思主義以及繼承前期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都極力渲染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矛盾是如何的尖銳不可調和，必須用暴力革命去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工人政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崛起的社會民主運動雖不接受暴力革命論，但歷史卻在社會民主黨人頭腦中沉澱下來這樣的意識﹕革命需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專制政權，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在無產階級覺悟和強大到一定程度後再進行一場工人階級的革命。孟什維克就是遵循著這樣的思路去辦事的。如果說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人是不得不在歷史業已形成局面下去與資產階級主控的政權纏鬥，那麼面對被推翻的沙皇政權和力量弱小的俄國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為何還要去“理讓”呢﹖要等到無產階級強大﹖只怕無產階級還未強大，“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已經強大了。他們強大的力量要把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掃在一堆，然後一起予以剷除。這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