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在巴黎舉行了第二十一屆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來自世界各地139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與會，盛況空前，代表人數達一千多人。

   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而當今社會民主主義的浪潮顯然已經遍及世界。因為歐洲只有二十幾個國家，而代表團多達139個，這說明大多數代表團來自歐洲以外的地方。

   當今在歐洲，15個歐盟成員國中有11個目前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它們是英、法、德、意、瑞典、荷蘭、丹麥、比利時、芬蘭、希臘、葡萄牙。在其他地方，社會民主主義也取得卓越的成績。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塞內加爾、毛里求斯、委內瑞拉、巴西等二十個非歐洲國家也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曾經執政，但是目前暫時作為反對黨等待下一次大選卷土重來，例如挪威、西班牙。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雖未執政，但是對本國的政治生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擁有執政的前景，例如日本。

   美國的民主黨雖然不是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成員，但其政治理念和施政綱領實質上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間偏左的政黨。美國民主黨在1992年大選獲勝，克林頓入主白宮，正是美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擊敗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重新執政的開始，

   毫無疑問，一個多世紀來源遠流長，凝結著千萬仁人志士的心血，經過一代又一代各階層民眾的共同奮鬥，社會民主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它真理所在而人心歸向，從而具有巨大的能量。任何其他的政治勢力都不應也不能阻擋這一歷史潮流。

   但是，有一個政權最頑固地，目前看來也是最有力量地阻擋這個歷史潮流。它就是盤據在那個東方古老大國的共產黨政權。這個政權從它建立至今已達五十一個春秋。在這段歷史時期裡，它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從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的時間裡，它的“豐功偉績”可高度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牢固的專制統治。這個統治的牢固性首先表現於它有一個團結的強有力的官僚統治階級。其構成是以開國功臣分封制為原則，讓1949年以前為這個政權“打江山”的人們，以其資歷、功績、派系淵源等因素的綜合考慮，獲得從中央、省、地、到縣、區等各級的官位。接著還表現於它高超的統治權術。這就是對佔全人口95%以上的被統治階級實施兩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把他們分成人民和階級敵人，第二次分裂把人民分成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從而造成被統治階級的激烈內鬥，和一部分被統治階級成為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於是大大削弱了來自被統治階級對官僚統治階級的反抗力，也即大大鞏固了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關於這些，劉國凱於“論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衝突”一文已有專門闡述。（見《封殺不了的歷史》第256頁至296頁），

   二、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奇跡”。一方面它把衛星送上了太空軌道，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另一方面在地上，廣大農民還在用最低級的生產工具鋤頭扁擔進行著原始的勞作。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三、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窮和饑饉。在二、三十年的歲月裡，數億農民一直處於赤貧境地。一家人合蓋一條破棉被，青黃不接時以野菜充饑這都是常事。而尤以六十年代初，因其荒謬的政治經濟政策導致三千萬人直接死於饑餓及由饑餓引起的疾病的人間慘劇，令人幾疑世界末日到來。

   四、它製造了世界上最持久、最廣泛、最嚴酷的政治虐殺和政治迫害。這甚至使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大肅整也望塵莫及。從五十年代的鎮反、肅反、反右，到六十年代的大、小四清、第二次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再到七十年代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政治運動連綿不絕。即使在兩個運動之間的短暫間隔裡，凡一發現有反當局的言論和思想，都要處以極刑。直到1977年、1978年，當局還以穩定“偉大領袖”逝世後的政治局勢為由處決了一大批“思想犯”。

   從這些“豐功偉績”可見這是個多麼顢頇、反動、殘暴的政權，它本來早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這個政權又是非常幸運的。因為被統治的人民具有這樣的民族性格﹕溫良、逆來順受、而且健忘。三百多年前，當這民族擁有六千萬，而且很可能是上億人口時，卻被一個只有二、三十萬人口的游牧民族滅亡。更令人驚訝的是，日後當社會成功的變革要求人們剪去那在二百六十幾年前被游牧民族強加的男子長辮時，許多人竟如喪考妣地嚎哭拒絕。他們認為這條辮子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卻忘了它本不是方塊字民族原來的髮儀，而只是民族敗亡的恥辱標誌而已。這是一個何等健忘的民族。

   三百年後，一切都在重演。當經濟狀況好轉後，農民們唱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忘掉了幾年前他們餓死的親人。當党的領導向文化界人士笑臉相迎，宣佈平反，并用一系列措施補償其經濟、名譽損失時，他們感動莫銘，以協助其杜撰歷史諏п崛藖韴蟠鸬车闹�遇之恩。昔日的人格侮辱、人身虐待則厚道地予以遺忘，或按照黨的意圖把罪責移花接木地栽到無辜者的身上。

   一個可悲的現實呈現在人們面前﹕似乎缺乏來自社會基層的促使這個政權改弦易轍的任何壓力。一切都將在周而復始之中。終於，情況出現了轉機。由於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政治迫害過於瘋狂，波及面太大，在千百萬民眾流血的同時，某些共產黨的官僚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這傷痛促使他們開始反思過往發生的一幕又一幕。他們似乎有所省悟，感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改革。於是，這就開始了以1979年為起點的歷史新篇章。

   如果把這個改革與赫魯曉夫的相比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異同。西伯利亞流放地和青海勞改場都為之一空是兩者的相同點。右派分子先是“脫帽”，接著是“改正”，并停止在民眾中劃分成分，這些在此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有其不可磨滅的進步意義。然而儘管這些措施有施仁政的味道，但是對昔日暴政的禍首卻採取了與赫魯曉夫迥然不同的作法。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擊，而這個政權對其“偉大領袖”則施以“東方儒家的厚道”。非但沒有激烈的公開批評，甚至還處處為之開脫，把罪責推到另外幾個次要人物的身上。這真是出於“厚道”？如果再把赫魯曉夫的“全民党”與這個政權仍然堅持的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相對照，便可知，事情的本質是這兩個改革在程度上的極大差距。

   根據列寧主義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領袖是黨的象徵、代表和化身，公開地對黨的領袖進行抨擊，實際上也會損傷黨的威儀，某種意義上也是否定了黨的本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連帶其他党的領導人的形象，甚至包括主導改革者自己也會蒙上陰影。毫無疑問，這些“損傷”、“否定”、 “陰影”，最終都會積累為動搖政權穩固性的因素。因此，這些所謂改革家對“偉大領袖”的留情，決不是出於什麼“厚道”，而是基於更深謀遠慮的考量，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利害關係考慮。那麼，赫魯曉夫就絲毫不洞悉這箇中的道理嗎？局外人實在難以代替他作答，只可作一些推測。或許赫魯曉夫是不洞悉這個道理，或許他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基於對斯大林暴行的沖天義憤，基於他沖動的性格，使之不願意因此對斯大林手下留情，或許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一點，因為他已經在提倡“全民党”，“全民國家”，他并不以維護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然則，我們根本不必要去作種種推測，只須明瞭一條，就是赫魯曉夫當年的改革對整個社會的觸動要較之深刻的多。這就是二十幾年後蘇共能夠脫胎換骨的先期潛在原因。

   儘管起步於1979年的改革步履是那樣的躑躅搖晃，改革的過程中時常都有旋渦和回流，但是善良的人們還是對它充滿期盼。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個党的某些領導人提出改革的內容要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要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表示党不應包辦一切。領導人的智囊團聚集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幟下，為政治改革設計種種方案、程式。這些都具有點當年“布拉格之春”的氣味。人們欣喜之餘無不翹首以望。然而，氣味終究只是氣味，望穿秋水也沒有實質性的東西端出來，而另外一些東西倒端出來了，那就是官倒和腐敗。失望導致了憤慨，憤慨在積累，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激化為憤怒。憤怒在某個觸發點引爆，并瞬息成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以大學生為先導繼而擴展為全社會的抗議運動。然而這終究是一個生性溫良的民族。儘管義憤沖天，儘管民眾的力量相當強大，但是他們始終都把和平、理性、非暴力奉為圭臬。但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遺老及其在朝僕役們對這場運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這群挨過“偉大領袖”的呵斥乃至鞭笞，在“偉大領袖”仙逝後重登高位，一方面言稱改革，一方面標榜“厚道”的年邁實權人物，骨子裡其實有著與“偉大領袖”相同的精髓。他們下令其党軍用機槍和坦克把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淹沒在血泊之中。

   這又是一個世界記錄。查遍世界現代史、當代史，對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民眾施以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是無與倫比的。1956年波茲南屠殺導致了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下台，1970年格但斯克屠殺導致又一個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哥穆爾卡下台，1989年布加勒斯特屠殺導致下令開槍的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的傾覆乃至死亡。而令人萬分驚訝的是，這場東方的大屠殺竟有截然不同的結局。商議并決定用軍力進行屠殺的人不但沒有下台，反而更牢固地握緊了權柄，并進行持續的搜捕和鎮壓。但是另外一些對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持理解的態度，主張用對話的方式進行溝通，疏通群眾的情緒，反對武力鎮壓的黨政領導人則被扣上了“分裂党”，“支持動亂”的罪名，褫奪其職權，甚至長期幽禁。同是共產黨政權，東歐的東亞的，也還有如此巨大的不同。

   沿著歷史長河檢視，看看能否找到與之媲美的事件。我們發現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政府以克制的態度對待動輒幾萬、十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的憲章運動，發現了十九世紀末葉比利時、瑞典等國政府在工人階級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運動的壓力下放寬了普選權的財產限制。就在我們將要失望之際，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與之媲美的事件，那就是發生在歐洲文明邊緣的沙皇俄國的“黑色星期天”。1905年1月22日，十幾萬工人及其家屬組成了龐大的請願隊伍，他們抬著聖像，打著教堂旗幡，唱著聖歌向冬宮進發，要求沙皇關注民間的疾苦。沙皇非但不接受請願，反而命令軍警開槍屠殺。一千多人死難，兩千多人受傷。其中有許多婦女、兒童，彼得堡街頭血跡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