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共产党仍然垄断着社会公权力，而且拒绝任何民间力量对其一党专政的批评和制衡，甚至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镇压民间民主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必然走向滥权。滥权在经济事务上的体现就是贪污索贿、高度腐化。这种腐化不但存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严重的污染。

   然而，我们还是洞悉到，当今中国社会较之十几、二十几年前已产生了若干量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力已从全社会的所有角落所有细胞收缩到立法、行政、司法、警务、民政等机关和军队。而在经济事务和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中让出了部份权力。私有经济的存在使民间社会开始出现和成长。当人们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不再受雇于中共的党营企业时，他们也就有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也就开始走向式微，中共政权已无力再提“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只着力于构建政权机关和军警力量里的城垣。无力再"深挖细找"地镇压"阶级敌人"，而只有选择地监禁敢于公开挑战其政权的人们。据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处于和平演变的发端之初。

   可是，我们又深刻认识到，尽管市场经济有民主政治的要求，但市场经济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政治，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已从某些社会领域撤退，但它存有把政权机关和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企图和努力。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量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质变，中国社会今后的质变，即民主转型的实现，有赖于众多有志者的不懈努力和大多数民众的响应。就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这种努力就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诉求，这是因为和平演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贯思想，是中国多数民众的意向。

一、和平演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贯理念

    萌生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曾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的抨击态度，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并取得成功以后并没有真正兑现其实行民主政治的承诺，并在经济上剥削劳工阶级。但是，无论是处于社会民主主义发端期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五十年代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发展期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和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抑或社会民主主义处于初步成熟期的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及稍迟的法国勃鲁姆主义，瑞典的汉森新政，及至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基本成熟的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福声明》等一系列社会党国际的理论文献，都贯穿着同一个思想--以和平改良的手段去革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建成美好社会的思想。这与主张激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就奉行和平改良、和平演变的原则。

   然而，中国社会民主党人面对一个与历史上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极不相同的政权。历史上欧洲的诸资产阶级政权尽管压缩民主、剥削劳工，但它们还是标榜民主自由，不以人身迫害的方式对待只从言论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到十九世纪后期，劳工阶级甚至可以组织明确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宗旨的政党，当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党能合法进行宣传和合法组建活动时，和平改良、和平演变的构思和实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当今中国的中共政权则实行着严峻的报禁，党禁，并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原则诬蔑为"资产阶级民主"再予以扼杀。由此看来，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实行和平演变的条件，因为它在国内根本不能公开宣传其理念主张，甚至它的组织都不能合法存在。

   不过，当我们再细心地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先行者那里寻觅经验时，还是可以得到启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打为非法，予以取缔。共拘捕监禁了1500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溃散也没有躁动，而是沉着应战，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坚持斗争，终于胜利渡过长达12年的非常时期，迎来了辉煌发展的岁月。

   尽管俾斯麦的镇压远不及中共严酷（1500人总共才判了100年徒刑，平均每人不足一个月）但镇压的手法----"党禁"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去用和平理性的斗争方式首先争得自己的存在和宣传自己的理念，再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去变革中共专制政体，实现自己的民主诉求，我们面对的困难不但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严峻千百倍，而且也比"反社会党法"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严峻得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和对我们的考验，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

二．和平演变是中国大陆多数民众的意向

   与和平演变相对的途径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姑且不从技术层面上考量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可操作性究竟是否存在。（早在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就从纯军事角度着眼否定了以街垒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只从中国大陆多数民众的心理状态、意愿取向去考察，也可知和平演变的可取性。

   “邓氏”改革开放的社会效应之一就是使人的社会身份多样化。从前基本只有两大阶级---雇主阶级（共产党干部群体），雇工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中共政权是全社会唯一的雇主。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衣食来源都必须受雇于它才能得到（被户籍制捆绑起来，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民可视为农奴性质的雇工）。

   “改革开放”允许私有经济或变相私有制的存在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有的民众从雇工变成了雇主，或自雇，或受雇于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外资企业。总之，共产党政权已不再是全国唯一的雇主。这不但使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产生变化，也使民众对社会情势的走向有了基于各自利益所产生的观感和意愿。

   可信，几乎所有的工薪劳动者--无论是体力或脑力劳动，也无论是国营（党营）企业，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员工都不会对共产党有好感。因为如果说人们会淡忘了昔日共产党所制造的政治恐怖，那么对当前共产党官员的贪污腐化则无一不感愤慨。私营企业的雇主阶级，除某些与共产党贪官污吏勾结分肥者外，多数正派经营者也饱受共党贪官的压榨骚扰，在企业创办和运作的过程中，无数的官僚门槛都会翻得他们精疲力尽。因此，他们对共产党的政体也绝无好感。文艺界人士仍感受到共产党的精神压迫。为了防止自己的一党专政受到挑战，神经过敏的中共政权压制任何他们认为有政治异议气味的作品，从而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欲望产生无可避免的冲突。更何况当一些文艺工作者必须部份甚至全部“自负盈亏”，不再为中共政权全额供养时，这种冲突必然会加剧。至于压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失业工人，到处打"流散"的农民工和缺衣少食的农民就只会对共产党的统治满怀愤恨。

   可是，这各个阶层的民众会因这些愤慨、冲突、愤恨而选择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乃至暴力去推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吗？

   以激烈的革命手段去变革社会是要付出、甚至大规模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虽然对于极少数革命志士来说这是在准备之中，但对广大民众来说则存在另一种选择，而没有大量民众的投入，革命只是无成功希望的小规模暴动而己。

   实事求是地看，当前各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的有些甚至是大幅度的提高。尽管与挥霍无度的共产党贪官来比，他们只是小康、温饱、乃至贫穷，但这贫穷是相对的，而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是绝对的。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甘愿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去变革一种社会现实，那只能是这种现实已达到使之无法生存的地步。但目前中国大陆并非如此。即使是下岗，失业工人和农民工以及大多数农民也并不处于饿死边缘。民众要求惩处贪官污吏，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要求自己的才能得到充份发挥，要求思想能自由表达......但他们并不打算为实现这些要求去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不但那些创业有成的私营企业主、自雇工商业户、或外资企业中的经理专业人士、熟练工人、各类企业中有学位或专长的技术人员、文艺界人士，即使是多数下岗、失业工人，也是以保持目前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去争取更高的水平，去实现更高的诉求。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工人阶级曾爆发多次反抗资产阶级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武装革命，然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武装革命绝迹了。其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因绝对贫困化而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完全落空。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的“邓”式改革部份地重复着十九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所做过的事情--提高社会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于是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难以避免地会采取当年欧洲工人阶级的行为模式。

   当然在民众阶层中，生活处境绝对下降的社会群体也是有的，那就是部份下岗、失业工人和一些农民。但他们在民众阶层中占少数，而且其中多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工人。尽管他们满怀悲愤和怒火，但血气方刚的年岁早已逝去，再大的愤怒也难以迸发出暴烈的抗争行动。

   此外，民族性格的因素也应考虑其中，英国工人阶级绵延近十几年，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终未发展为暴力革命，而法国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则接二连三，这里面就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法兰西民族性格差异的因素。"宁为太平犬，不做离难人"的哲学固然不可用以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但中国人的耐受度高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凡此种种，只要我们肯以清醒的目光考察中国社会，就可知，尽管当今中国大陆每年有数万起群众抗议事件，但若仅以此就以为乾柴遍地，只要民主志士振臂一呼，马上就会燃起燎原大火，烧毁中共专制政权，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中共政权普遍抱以不满、愤慨、愤恨的各阶层民众大多数是想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甚至是不降低已有的生活标准、不失去已获得的一切的前提下，逐步改革社会，这种设想付诸现实就是和平演变。

三、中共顽固派反对、阻止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最终目标既是终结中共政权的一党专政，引进多元化民主政治，那么无论这个演变过程多么平和、平稳，都是中共顽固派所不能接受的。把政权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唯一的选择。他们不仅决不容忍体制外的民间民主力量，即使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也被无情镇压。原福州市计委副主任方觉因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被判刑四年就是明显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