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硝烟早已散尽，十多个春秋的岁月尘埃似乎早已把“六四”的真相遮盖。“六四”镇 压的推动者或受益者李鹏、江泽民之流似乎已稳居其权力宝座上。沿海大城市的一片酒绿灯红似乎为他们的宝座烘托了理所当然的光环。然而，就在李、江之流踌躇满志之时，“张良”先生的《天安门密件》（又名《中国“六四”真相》）的问世，不啻给了他们一个强级政治地震。强震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六四”的血迹仍然是殷红的，岁月的尘埃可以被拂去，真相一定可以大白。与此有关的人物终究要面对历史的审判。正义必将得到伸张。

一、从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的横向来评判中共的“六四”大屠杀

   “六四”事件的焦点是杀人。是“人民政府”下令“人民军队”大规模地屠杀和平请愿的学 生、市民。一两个世纪来，由于民主意识的增长，世界各国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政府或当权者的游行集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政府及当权者应对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以血腥的大屠杀来对付则不多见。由于中共政权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拒绝作公开透明的调查，至今未能有“六四”屠杀的真实死亡人数。国外媒体报导死亡人数千人左右，中共政权说这是造谣。依他们的统计“市民、学生、暴徒死亡人数在二百人左右” 。就算死亡千人的报导是夸大了，就算中共自己的统计是准确的，但这就不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吗？以杀死二百，杀伤二千的血腥手段来镇压市民、学生的和平抗议行动，这在人类史上有先例吗？

   倘若锁定在北京天安门一域，历史上有过“五四”运动、“三一八”事件、“一二九”运动 、“丙辰清明”等。但无论是北洋军阀的马队、大刀、步枪，还是国民党的水龙头，抑或“四人帮”的大棒，都在“六四”屠杀的机枪坦克面前黯然失色。

   倘若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历史的纵深。可以发现被共产党斥为“假民主”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反倒能以理性克制的态度对待群众示威。如1848年3月英国第三次宪章运动高潮中，内阁当局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仍允许民众的集会游行照常举行，并警戒地方当局不可进行干涉。1866 年7 月，伦敦海德公园20万人集会，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内阁当局予以接纳。又如1902 年5 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发动了一场旨在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瑞典议会予以接受。我们若把目光投向当代，投向中国的近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可发现那里的独裁者马科斯和苏哈托都各自在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中交出了权柄，而没有进行屠杀。

   如果再把目光转向其他共产党国家，可以发现以屠杀来对待民众的和平示威是它们的惯例 。如波兰1956 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 年的格但斯克事件，1989 年的布加勒斯特事件。但这些跟中共的“六四”大屠杀又有不同。其根本区别还不在于这几场屠杀的规模远比“六四”要小，而在于屠杀的主导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那几场屠杀的主导者轻则下台，重则被处死，而六四屠杀的主导者。不但更加威严地坐稳了他们的权力宝座，还大规模地追捕、处决、监禁和平抗议运动的参加者。

   搜索古今中外，唯一能与中共的“六四”大屠杀媲美的是1905 年俄国沙皇所制造的“黑色星期天”。他在枪杀了近千名和平请愿的工人及其家属后，不但没有垮台，反而还要惩办请愿行动的组织者。可见中共顽固派之穷凶极恶只有沙皇尼古拉二世才有资格与它一比高下。如果从另一个思路去考察，又可发现，1848 年6 月，法国巴黎工人不是用 和平集会而是用长枪举行武装暴动。在大规模流血冲突后，五十年代末，法国当权者对“六月暴动”的参加者予以特赦，1871 年法国巴黎工人又首先用长枪大炮来作政治诉求，在这场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后，七十年代末，法国资产阶级主动向工人阶级表达和解的意向，并促使政府通过了对巴黎公社所有参加者的特赦令。

   然而现在，“六四”大屠杀已过去了十一、二年了。中共政权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屠杀是有理的，必要的，仍然坚持对当年和平集会领导者的通缉。可见，中共顽固派之冥顽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近代、现代、当代史上已登峰造极。

二、“六四”大屠杀造就了什么“稳定”

    中共政权一贯强调：没有当年的果断行动，(好个果断的大规模杀人行动)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绩。据说，一名中共太子党曾狂呼，“杀他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稳定” 。

   事情果真如此吗？现在中国大陆果真稳定了吗？“改革开放”果真成绩斐然吗？

   中共政权把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建起许多高楼大厦，修了不少高速公路，小轿车，手提电话剧增，入夜一片酒绿灯红等等作为改革开放成绩卓著的证据，并得到一些人士的认同。但倘若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则可发现大量工农群众的拮据、傍徨，乃至在生活线上挣扎。应该说，经济畸形发展，贫富两极分化，这才真是“改革开放”的“成绩”。至于说到稳定，是什么稳定呢？是社会治安好吗？不是，就中共警方自己的统计，也显示刑事罪案在年年严打之下仍年年上升。各种恶性案件大增，是国泰民安吗？不是，中共自己统计民间大的抗议行动，九八年为八万起，九九年接近十万起。

   社会稳定，有一个标志就是吏治清明。现今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已在世界上名列前矛。吏治腐败必然招致民怨，民怨积累必然引爆种种社会非常事件。在这人心浮动，惶惶然不知今后中国是何结局，有办法者都把钱财子女送往国外，以便一有不测便远走高飞的怪异气氛中，有何祥和安宁可言？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稳定倒还真是有的，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稳定了。八九年在世界史上是极有意义的一年。在那一年中，国际共产主义世界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诸共产党政权一下子如多诺米骨牌地崩塌，民主政治迅速建立，而单单东亚的中共却在山重水复之中用屠刀杀开了一条血路，不但没有崩塌，而且耸立至今。由此可知，中共的所谓稳定云云无非是由其稳固地垄断社会公权力而已。为达此目的，它不惜以屠刀对待那些和平抗议的人民。手段与目的都何其卑劣。

   其实，八九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结局。那就是共产党高层善意地积极地与学生、市民对话。放弃“动乱”的定性。接纳民众合情合理(如惩办官倒，放宽新闻，出版尺寸等)的诉求。承诺把党政分离一类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到实处。这样不但学生、市民与政府不会对立，中国的改革也会翻开新的篇章。这样的改革也许不能给沿海某些大城市带来金碧辉煌、高楼林立，但却会促使全国的经济有整体性发展，不会造就一些挥金如土的大款 ，却也不致使众多的下岗工人陷入惶然无着的境地。

   然而，这里又隐藏着另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任何让步来化解这场“政治风波”，都会孕育着另一场“政治风波” 。政治改革之门除非不开启，否则它的实质目标只会是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终结。而这是中共顽固派们绝对不肯接受的。故“稳定压倒一切”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他们的绝对信条。

三、中共党内仍有良知犹存者

    江泽民、李鹏之流力图使人们忘却“六四”血案的美梦给张良先生的如椽大笔戳破了。人们在对张良先生肃然起敬之余，当进一步思索：他这位自称为忠诚的共产党员的人冒着极大风险花费大量精力来从事这个工作，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中华民族还是个有希望的民族。尽管邓小平掀起的经济狂潮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有极大的腐蚀。一切向钱看，正义感淡薄，政治冷漠感泛滥，乃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道德伦丧，但是，正义的地火仍在运行。在浊水翻腾的举世之中，仍有清泉瀑布飞溅而下。张良先生们不愧为是“中国人的脊梁”。有了这样的脊梁，即使手脚会冻僵，肌肉会麻木，但“中国人”绝不会爬下。待到春暖花开之时，冻僵的手脚恢复知觉，肌肉又具有活力，“中国人”必定能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这还说明中共党内仍有一些良知犹存者。从整体上看，中共是一股反民主的反动势力。但中共又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仍不乏具有新思想的人士。目前中共是顽固派当道，坚持对“六四”的定性，坚拒政治改革。但这不等于中共顽固派能永远主导中共的政治思维和决策。从八九期间赵紫阳等人坚决反对以暴力镇压学生、市民，可以窥见在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人群中既有王震那种文化水平低下粗野横蛮之徒，也有赵紫阳那种并非出身于工农阶级，而出于追求真理正义，投身到以维护工农阶级利益为号召的共产革命之中的人。在多年的党内外残酷斗争中，一些“赵紫阳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已经耗尽。“王震们”则始终主导着中共对民主对人民的镇压势态。

   “六四”之后，中共进行了权柄的世代交接，“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共元老把权柄交给他们选定的、以江泽民李鹏为代表的权力新星。老一代的中共建政功臣，无论是“王震们”还是“赵紫阳们”都淡出了权力圈。权力新星都是没有为中共建政上阵拼杀过的人们。他们发迹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家世背景─中共元老高官的后代。二是一贯政治表现令中共元老们满意。江泽民具备这双重因素，故入选了权力核心。基于这一分析，有理由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如果说从前在中共党内还有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参与过中共建政斗争而具有不同程度民主思想的人，(这类人并非寥若星辰，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胡耀邦、胡绩伟、王若水、林牧、李锐、李慎之、王若望、刘宾雁……)那么，现在中共高层则是太子党和被当代伯乐─ 中共元老相中的“千里马”们的殿堂。人们实在难以企望这班人会具有开启中国真正改革之门的理念和胆略。

   然而，张良先生的如椽之笔给人们拨开了一扇洞悉之窗─中共领导层并非是太子党和“千里马”的一统天下。还是有其他一些“政治内涵”并不十分清晰的人侧身其中，在适当的气候下，他们会有所动作。更何况，某个具体的太子党人士或“千里马”也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会做出新的抉择。而张良先生的义举以及围绕着这义举有关的人士的存在则说明：中共内部确有一股弃旧图新的力量。

   张良先生自称为“忠贞的共产党员”，但是张先生的字里行间已表现出他思想中与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理念。张先生说：中共党内会出现"一个新的势力，一个远比其他人更悔恨共产制度所造成的错误的团体。一个决心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的团体” 。这个团体“不仅要为'六四'平反，也会采取行动，抛弃共产制度” 。自然，张良先生当是这个未来团体中的一员。令人费解的是，既与传统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又何来忠贞呢？然而人们还是可以体恤那些曾一度真心以为共产运动系为民众谋福利而投身其中的人们，当他们发现自己为之做出各种巨大奉献的共产运动竟走样为一种狂乱的社会浊流，内心会有多么大的失落，悔恨与悲怆。他们在皈依民主潮流的同时，又时时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惯性，倒不如说是他们不愿否定自己昔日那份真情。这有点象九十年代许多从前的知青带着他们的子女回到昔日插队落户的村庄留连一番。他们并不是留恋当年的知青生涯，而是感慨万千地想拾回一点荒废蹉跎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