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兮兮又喧嚣不已的中共十六大业已落幕。其具体作业除领导机构人事上的变动外，还对党章作了若干修改。其中一项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修改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项搏得了不少赞誉之声。有人说这是中共向“全民党”转化的明显标志，是中共在政治上的一项重大变革。事实是否如此？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和进行必要的研究以确定相应的策略。

一、中共的本意

    提到“全民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五十年代后期苏联赫鲁晓夫标榜“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非斯大林化”改革。这个改革在六十年代被中共痛斥为“修正主义”。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反对专制、崇尚民主的人们都会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所主张的“修正主义”还远非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总比毛的极端独裁专制要好得多。出于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基本肯定，人们也对中共的这项党章修改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和莫大的期望。

   赫鲁晓夫当年在苏联究竟是怎样推行他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我们并无确切了解。但有一样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从那时到八十年代末苏联真正走向民主，其间足足横隔有三十个春秋的漫长岁月。

   什么样的党才是“全民党”？换言之，“全民党”的概念究竟如何确定？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从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份从来不以工人为主，而以农民成份占多数。而且，知识分子从来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占据了中共领导层中的极大比重。从这一点上考查，中共早就是个“全民党”，起码是半“全民党”，因为只有地主、富农、资本家明确不被吸收加入，而他们只占全人口中的很少比率。现在地主、富农早已不存在。吸收资本家入党大概可看作中国共产党从九成的“全民党”变成十足的“全民党”吧。

   可是，中共真的是“全民党”吗？从另一个角度上去考查则完全可以持否定答案。中国大陆是否曾经有过“全民党”？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这“全民党”的确切诠译是，不但社会上所有阶级的人们都有可能加入该党，而且只要他愿意加入就可以加入。填一张表交上去就完成加入手续。甚至签个名、举个手就可以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正是这样。共产党将来会不会这样？不知道。反正它现在不是这样。如果以国民党的形态演绎出“全民党”的概念，那么，共产党当然不是“全民党”。

   请留心一下中共党章的条文，那里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先锋队”。“先锋”者，当然不是一般人。怎样算“先锋”？怎样能成为“先锋”？一个人“先锋”身份由谁确定？这里面都大有文章。就算你不知就里，但也该懂得这明明是个“先锋党”。若把它说成是“全民党”也实在是对它的大不敬，是太降低它的身价了。

   然而，时下中共并不反对人们对它作“全民党”的评判，甚至心中暗喜这种评判。二十多年的改革，在政治领域中没有丝毫的进展，这深受诟病。中共实在也愿意作出一些政治上有所革新进取的象征。如果在党章上作这项修改，在既完全不妨碍中共继续垄断社会公权力，完全不妨碍中共只让忠诚于它的社会各阶级的“先锋”分子加入进来的前提下，又可营造开明改革的形像，那又何乐而不为呢？画一个不花任何制作成本的饼给人，还可以获得好评，那实在是太上算的买卖。当然， 除了这项本意之外，中共还有一番心思。当今中国的资本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中共干部或中共干部子弟嬗变过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各种化公为私的手段不知掠夺了多少原来名义上属于人民的财富。他们基本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成为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后并没有退党。如果中国共产党对其性质坚持原有条文，那岂不是意味着这些人只能在资本家和党票之间选择其一？那是多么不通情达理的作法。这些对钱和权、即对财富和高政治等级都要的人绝对是中共政权的衷心拥护者。中共政权有什么理由去自毁长城？ 一条极为顺理成章的办法想出来了--对党章作如此的修改。资本家从此可以入党了，原来已是中共党员的“转型”资本家就当然名正言顺地可以保留其党员身份了。鱼和熊掌兼得矣，不亦乐乎！

   还有一种分析是中共让资本家中的“先锋”分子入党是为了扩大其社会基础。这当然有道理，也的确会是中共的本意之一。但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本意。说实在的，中共还真不大在乎那些起自民间的平民资本家。在它看来，那些以赚钱为驱动，以个人经济得失为主要考量，有时还以行贿为打通金钱之路的人们岂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中共政权主要考虑的还是大量中共官员子弟的出路。在相对狭窄的仕途容纳不下众多的中共官僚子弟时，既轻松潇洒又赚钱得财的企业界将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中共官僚子弟从商。这些“红色资本家”是中共政权的忠心拱卫者。如果说中共让资本家入党是为了扩大其社会基础的话，其所指最正宗者应该系此。

二、中共的无奈

    目前中共党章的修改不表明中共向“全民党”转化，并不意味着中共今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转化。可以预测，中共的某些政策措施是会促使其产生这种转化。而尤具讽刺意味的是，设计那些政策措施的原意必定是维护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而在实施过程中竟产生异化，那实在是中共本意之外的副产品。

   就当前目力可及的时空内，中共没有丝毫放弃政治特权的迹象。中共一直以巩固其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为第一要务。为此，中共把任何批评和改变这种政治结构的言行先后定为“反革命”、“右派”、“不稳定因素”、“颠覆国家政权”等等。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判断敢于对其政治结构说三道四的是知识阶层，特别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为了制约他们，中共发动群众起来对他们进行“批判”。待“群众运动”的利爪对他们的人格、尊严极尽剥夺后，再才由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惩处。在这个阶段中共需要“群众”为之打头阵，故很注重在工人、和所谓贫下中农中发展党员。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凡是派”的失势，中共进入了一个大异其趣的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是在坚持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前提下，摒弃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而改以经济发展为纲。以经济上的发展作为中共的专制政治格局继续存在的根据。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提高生产率，这个提高有赖于新科技创造使用和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而这些都必须拥有相当的知识文化才行。于是中共提出了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其具体作法是把发展党员的侧重点从工农转向知识分子。此时，“旧知识分子”已退出了社会舞台。被中共政权相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都出自中共的学校。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在斗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火线上人党的工农先进分子已走完了他们的光辉历程。从政治打手中选拔干部的模式被从知识精英中选拔干部的模式所取代。以“红五类”家庭出身和政治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所构成的升官阶梯为骄人的学历和科技上的专长所铸造的晋升渠道所置换，就这样，中共的构成翻开了新的一页。

   毫无疑问，无论是以哪种方式选拔干部，政治上的忠诚都是首先列入考量的。如果说从前工农“先进分子”的政治质量是以其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作考察依据的话，那么，在不搞大规模阶级斗争后，新一批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质量如何予以判定？换言之，如何保证他们仍然能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保持忠诚呢？这不能不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中共干部的政治忠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惯性。二是利害考量。有人会说还应有一条：意识形态。其实，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完全是骗人的狗皮膏药，是吓唬人民的工具。除了几个党棍学阀痞子文人在舞文弄墨外，从上到下的政治理论素养都极为贫乏。高级干部不知所谓，工农“先进分子”只会高呼万岁。六十年代中共对苏共方针政策的转变进行了持续的猛烈抨击。斥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修正主义。其捶胸顿足、疾首痛心之状撼山川、恸日月。可是曾几何时，七十年代初中共一下子就与一直被其称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头号敌人、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其变脸之急速、转轨之剧烈令世界为之瞠目。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明中共本无什么原则性的意识形态！更遑论在其骗人的狗皮膏药早已失效、意识形态完全破产的今天。政治惯性是二、三十年残酷斗争中所铸造的“打江山、坐江山”的集体意识。这个意识最典型的诠译是王震在“六四”期间的名言：“共产党的江山是用好几百万条人命打下来的，你们要江山么？也拿出几百万条人命来吧”！政治惯性极普遍地存在于所有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前就参与其事的人们中。象赵紫阳、胡耀邦等这样对政治惯性有所有挣脱者，实在是寥若晨星。

   不过，令中共政权的卫道士深感遗憾的是，无情的自然法则使政治惯性日益式微。中共政权建立之前就参与其事的人们出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也即，他们之中许多已去世，尚在者也起码七十多岁，已不在政治权力圈中。当然，中共太子党有心接政治惯性的班。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他们认为应理所当然地予以继承。陈云也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但是，莫说是在当代，即使是在从前典型的极端君主制时代，也只能是皇位父子相传，没有说宰相死了由宰相的儿子继任宰相，总督死了由总督的儿子继任总督的。中共太子党并非都能接上“革命的班”。故源于政治惯性的政治忠诚度在日益萎缩。

   利害考量是当今中共干部政治忠诚度的主要来源。利害考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名誉的保持。二是权势的拥有。三是利益的攫取。这三方面又是互相关联的。

   中共政权稳定地存在，保证了“黑匣子”不会打开。一旦中共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格局不复存在，一个大解咒、大解密的日子必将到来。中共政权这么多年来的种种劣迹恶行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从前被尊奉的贤者仁士将被揭露出狰狞丑恶面目。中共官宦之后实在不能接受这种局面。因为他们那显赫尊贵的家世将会一夕之间名誉扫地。人们投向他们尊敬羡慕的目光也会瞬即为鄙视和憎恶的眼神所取代。即使另外一些不至落到这般境地的高干子弟，出于物伤其类的感触，也会对这种局面存有坚决的抗拒心理。故此一般来说，中共高官子弟的政治忠诚度会高于平民阶层出身的中共官员。这实际上也可视为政治惯性的某种继续。此外，某些具有现时劣迹者，如六四镇压的得力将领、残酷镇压法轮功的罗干等，也会对“黑匣子”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竭尽全力不让它开启。

   权势对人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权势意味着荣誉地位，意味着高人一等，可以指挥乃至役使他人，可以不必受那么多的约束，可以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个性，不必十分不自在的抑制自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过上比其他人优裕得多的生活。甚至还意味着在挑选妻子时具有更强的选择力，能娶上比其他人漂亮得多的女子，乃至经常更新。 对中共官员来说，利益来自权势。然而利益更有另一番内容：轻松的工作、高级的食品、华丽的住房、名贵的轿车、名牌的家私、全世界的旅游、分布各风景区的精致别墅和享受不尽的犬马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