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次又一次地预测失误和震惊

    近一段时间来，当人们因中共高层对“非典”的处置表现出某些改弦易辙的端倪，而对中共抱以新的希望时，“新青年学会”被重判了。

   其实在此之前的半年之内中共专政机关一直在发飙。一直在不断地捕人、判刑。然而就给人们震撼的程度而言，以此次为最。

   王柄璋被判无期，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王是中国海外民运的首义者，“罪行”重大。又一贯主张以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权，为中共切齿痛恨。中共秘密警察竟以黑社会绑架方式把王从越南绑回中国，其间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基于深恶痛绝而花巨大成本去捕捉，那么捕捉到后当然是“狠狠打击”。

   对辽宁工运领袖姚福信、萧云良被判刑我也不感意外。缘故有三。一是姚、萧是工人，属于社会底层。我经过三十年的观察体验，深知中共这个打着工农旗号的政权其实对镇压来自工农阶层的反抗者是最不留情，最无顾忌的。因为工农在中共政权下是处于社会底层。镇压他们是不会引起知识阶层的和国际舆论的较大关注。二是姚、萧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造成极大影响，令中共政权甚感丢面子。三是秘密警察找到姚、萧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络的“证据”，而且“加入了敌对组织”。

   然而，我对“新青年学会”的几名成员被重判却极感意外和震惊。其缘由也就是上述三个缘故的相反。即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人都不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组织任何公开抨击中共政权的街头活动，没有与任何“境外敌对组织”联络，他们怎么也会遭到如此严酷的“狠狠打击”呢？震惊之余，我陷入沉思。

   多少年来善良的人们一直在挣扎沉浮在意外之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底是毛泽东要人民起来批“当权派”，可是两三年后，毛泽东却放手让复职了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中，对当初冲击过他们的民众进行了反复的严酷的报复清算。对此我感到意外。

   七八年底，邓小平说“贴大字报是人民的权利”，明确予以支持。可是两年多后，本已式微，对中共政权已经不构成压力的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却遭到中共的严酷镇压。全国十几个城市中的参加者被判以重刑。对此我又感到意外。

   八九年，尽管对学生的行动我感到忧虑。我预测中共不会妥协，而会设法压制。但我绝对没有想到会动用机枪坦克。我设想当年丙辰清明当局也只动用了棍棒，而今社会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变迁，当局再怎么发狠也不会超过七六模式吧。如果说八九上街的人比七六要多，那么也就相应增加弹压力就行了。十万大兵只用枪托就足以清场。可是，我再一次与全世界的善良人民一样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预测失误，一次又一次地震惊？是太善良带来的糊涂？是太弱小带来的祈盼？还是兼而有之呢？

二、武装革命、和平演变皆不可行？

    多年来我一直奉行渐进改革的理念。尽管对王柄璋冒险犯难的精神十分钦佩，但并不赞同他的作法。我认为人民群众在专制政权的暴力镇压面前当然有武装自卫的权利。但我坚持认为在中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考量都不具备武装革命的可操作性。因此，我把全部希望和努力都建立在和平演变、渐进改革上。

   和平演变、渐进改革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社会各个阶层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以各种方式进行努力。“新青年学会”的年青人正是在作这种工作。有人认为，和平演变、渐进改良系由统治阶级权力圈中的开明派来主导。这话没错，但不全面。开明派不是凭空而来。它往往需要民间民主力量催生。同时它需要有社会基础。如果没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呼应，如果社会是处于一种麻木混乱状态，如果满街都是行尸走肉的话，居庙堂之高的开明派大人物们也是难有作为的。

   和平演变是一个渐进开放的过程。比如出版、结社，这些民主制度下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现在还是一纸空文。要实现它如果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可能瞬息实现--如果革命成功的话。如果是通过和平演变，那么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结社，你不能马上成立政党，甚至不能成立较具规模的政治性组织。你只能成立学术性、联谊性团体，起码名称上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年青人正是这样作的。他们的组织叫“新青年学会”，政治色彩相当轻淡。他们不象几年前一批民主志士那样成立中国民主党，而且向当局要求登记注册，一下把当局推到极其尖锐的选择关口上。再如出版，渐进改革的轨迹会是，从全方位的控制放松到事前检查制，继而放松到事后检查制，再才到政治理念的自由抒发。对出版“硬件”的管制，也会是先放松网络，再放松平面出版物。“新青年学会”的年青人还只是在网络上作有限的观点阐述，可见他们是循着渐进的道路向前探索的。如果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和平演变的意向，就不会这样对待“新青年学会”。顶多干扰阻止他们的行动，断不会如此严酷地实行镇压。当局这样的作法，无异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共连和平演变也拒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争取民主呢？和平演变此路不通是否就应该走向革命呢？

   中共政权是充满信心的。知识阶层就整体而言已被收买。劳动阶层呈分散状态。各地工农群众以经济为目标的街头活动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予以化解。上百万的武警、特警、公安人员再加上先进的器械和运载工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剿平发生于任何地方的武装反抗行动。革命是难有操作性的，和平演变又被中共拒绝。难道中共政权真的就此与天齐寿？

三、寄望于后来人之间的决斗

    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参加了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文革造反运动。二十几年前当我已是个大青年的时候，又参加了广州的民刊民主墙运动。当然，这两次犯上作乱都被敉平。我都被带到审问桌前。坐在我对面的共产党干部，资历较高的参加过所谓“解放战争”。资历较低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或是三反、五反起家的运动员。星移斗转，这么多个春秋过去。他们都老迈年高，有的甚至业已故世了。我猜测，现在坐在“新青年学会”对面的会是些什么人呢？

   共产党在搞年轻化专业化。当今中共省级领导人乃至中央领导人，也就是我这样的年纪。等而次之。审讯判处“新青年学会”的处级，顶多厅级干部的年纪就应在我之下了。是啊，中共已实现了世代交替。而且交替得相当成功。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对“新青年学会”下得这样的毒手，便说明从前审问我的那批“伯乐”的确相中了一批“千里马”。现在那些“千里马”不负“伯乐”之托，担当起了审判“新青年学会”新一代犯上作乱分子的重任。

   如果说当年坐在我对面的共产党干部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那么今天坐在“新青年学会”对面的共产党干部又是用什么来武装呢？如果说当年的共产党干部是痛恨我们这种年青的反动分子中资产阶级毒素太深，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干部又是痛恨“新青年学会”什么呢？

   算了！不必去根究它了。从共产党使用黑社会手段把王柄璋从越南绑架到中国判无期徒刑，就足以认定这个专制政权又增添了歹徒恶棍、政治流氓的特质。武装他们思想的已不是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权力和利益的最大攫取和永远的霸占。“新青年学会”要作的就是要终结这种攫取和霸占，于是这就遭到了他们整体性的深恶痛绝。

   “新青年学会”足足比我年轻了一代。如果说把共产党的“伯乐”和共产党的“千里马”串连在一起的是权势和利益的传承，那么促使两代并无联系的人们都去为着同一个目标--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则是感召于那普世的社会正义和公理。

   “新青年学会”是一批有着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的年青人。他们并不是处在社会底层生活无着、逼上梁山的人。如果肯与当局妥协的话他们会得到舒适悠闲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为着匡扶社会正义，为着除去底层人民身上的重荷，而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献身之路。他们那闪光的事迹虽被专制机器的魔掌掐灭，但已如流星划破了沉沉夜空，给世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岁月的流逝使我们这一代将不可避免地趋向社会舞台的边缘，并至消去。而欣慰之至的是，虽在共产党不遗余力地腐蚀全民族道德心智的情况下，仍有黄琦、刘狄、颜钧、赵长青、欧阳懿、“新青年学会”......等不胜枚举的青年民主志士继往开来。他们是社会的脊梁，民族的精华，国家的希望。

   共产党第一代对社会成功地实行了铁腕统治，稍有不驯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共产党第二、三代虽镇压了七九、八九，但已疲态已露。现在第四代在审判“新青年学会”们，似已得逞，但实是强弩之末。

   我衷心祈望狱中的“新青年学会”们多多保重，熬过那漫漫长夜就是黎明，我寄语狱外的“新青年学会”们，在专制主义回光返照的猖狂中注意保护自己，磨炼斗争策略，积聚力量，选择在最有效的时候出击。

   是的，武装革命难具操作性，和平演变又被共产党拒绝。但社会还是一定要向前发展，我不信中共专制政权能与天地共长。民主与专制的决斗将出现在“新青年学会”们与中共第四、第五代之间。我坚信胜利者一定是“新青年学会”们。终有一天，法院审判厅里的席位将会对调。“新青年学会”们将代表人民坐在民主法官席上审判负有刑事罪责的前共产党官僚。

   原载<北京之春>200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