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队伍内部广泛存在着内部摩擦和纠纷。现在看来似乎是平常事，但在当时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民主运动当把全部精力用于冲击中共专制主义。可是令人烦恼的情况是，我们往往还不得不把一些精力用于应付内部纷争，即使心中极不情愿，亦难免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之感。回忆广州七九民运中的内部摩擦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它既是这个运动中的成份就不应被略去，而且以积极的态度回忆和思考它会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处事能力，汲取经验教训，以使今后能尽量把民运中的内耗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我突然受到“批判”

   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向张明及领导小组提议解散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其原因之一在(回忆与思考之二)中已述及。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潜藏我心中，但不愿和不便挑明。一是我的精力已无法承担<学会>的领导组织工作。<人民之声>的许多稿件由我撰写，刻印发售我亦是主力，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件。<学会>举行过几次讨论会亦由我策划召集。而且，为了不让官方抓小辫子，我坚持在厂里出满勤。因此，我确感精疲力尽无法支持。

   原因之二是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异常积极的分子。(他的姓名我已忘却，姑且称为S)。他年约三十出头，在三月间最高潮时期加入进来，很积极，每会必到，而且愿意承担大多数成员都不愿意做的印刷装钉之类的单调繁重工作。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询问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他说刚从湛江调回广州工作，在XX厂，暂住朋友家。我听了心头掠过一丝疑云。对新参加的积极分子，我一般都会抽空去家访一下。既作联谊也是作某一程度的了解。而S的说法使我难以对他作家访。

   对三十岁左右的大青年和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我有不同的评估。小青年参加民运多为热情所驱使，而大青年由于已面临婚姻或已建立了家庭，若仍能来参加民运，当有相当的思想作基础。当时<学会>中只有我与何求属大青年。现S加入进来算是第三个。但S只干事少语言，实难洞悉他的内心思想。不久又听到监察小组成员冯粤超说，他去过S自报的那间厂，那间厂的传达室说根本没有这个人。这使我对S产生很大疑问。但由于我在此之前已错怀疑一位成员是当局打进来的钉子，故这次不敢轻易下结论。

   为了一揽子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我想目前最合适的办法是解散<学会>，只保留人员构成精干、钉子打不进来的<人民之声>编辑部。我向领导小组讲了<学会>应于解散的原因(当然只讲第一个原因)。有人赞同有人不表态。张明没有表态，意向是不赞成。我又找他单独商讨，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学会>不解散，但与<人民之声>编辑部份开。此后<学会>的一切事务由他和不愿解散<学会>的领导成员主持，我不再参与其活动而集中精力办<人民之声>。张明听了仍不出声。

   我理解张明的心情。他亦属小青年，喜欢人数众多气氛热闹的场面。一大班青年人聚在一起雄论一番是多么写意的事情。但由于那三个问题的存在使我不能再犹豫。我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张明不愿与另一些领导小组成员和监察小组成员去操持<学会>工作。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是解散了。

   五月一号，在麓湖公园举行<学会>全体会议。大概开会通知中已讲明了会议内容--解散<学会>--故只有半数成员到会。张明亦缺席。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沐浴在盛春气息中的白云山麓，湖色山光，景色十分秀丽。几个月日以继夜地干疲惫万分。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小憩一下真是难得。我心情亦较轻松，打算向大家讲明情况之余好好聊聊，与大家共勉。<学会>虽不存在，但大家仍可以各种形式为中国民主事业共同努力。

   不料我的发言尚未告一段落，人群中就有人向我大声喝问：“刘国凯，你凭什么要擅自解散<学会>”？并不让我答辨澄清又继续进行指责。几个人交替发言情绪十分激烈。他们指责我独断专行，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张明根本就不同意解散<学会>。他们还指责我疑神疑鬼，怀疑有的成员是当局派进来的钉子，严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有时几个指责我的声音同时响起，嚷成一片近乎一场“批斗会”。

   我找机会插话讲明，如果他们要保留<学会>完全可以。只是由他们自行去组织<学会>的活动。我则退出，专心办刊物。但他们并不听取，继续责难不休。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不需要这样大声吵”。邓文炜说：“你们这样吵法，可是做实际工作呢？刘国凯整天都在做，刻蜡版、印刷。你们呢？你们作了些什么”？但这些声音马上被他们的嗓音所淹没。闹了好一阵，大概他们感到已把我“批倒批臭”了，会议也就散了。

二、我做了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

   <学会>解散后，<人民之声>编辑部约有七、八个人，何求成为其中的主力。何求的一大特色是肯干。刻印、装钉、发售什么都愿做，而且效率和责任心都很高。这是许多人不具有的。连有些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都常是高谈阔论一番后甩手离去。何求的参加使我的劳动量大为减轻。为此我心中甚觉愉快，叹道：“何求早些来就好了”！

   但曾几何时，这愉快就为新的烦恼所取代。何求的文稿不断交来。我一看大感头痛。这是些什么文章啊！条理不清、段落不明、文句艰涩、通篇看完，不知所云。这些稿子我不想全发，但不行。何求自己就把它们都刻印上去了。我忍着、忍着，但终于忍不住了，我向他讲明，不能未经我同意就把他的稿子都登上去。于是，这就马上遭到他的强烈反弹。

   与此同时何求也对我在<人民之声>上刊登或连载一篇小说极为不满。他说<人民之声>是政治刊物，不应登小说。事情的来由是，我在七十年代上半期的黑暗岁月里，曾暗中撰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内容全是描写知青、工人、城市贫民等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的。意欲仿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结集一部中国当代的“人间悲剧”。固然，我不是写小说的料。作这样的设想说来也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但既然写了，又有<人民之声>，何不让它们出来见见天日呢？何况它们对现实揭露批判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同期官方文艺刊物上的“伤痕文学”。但何求坚持不同意。此外何求还指责我在团刊上发表文章。他说这是接受共产党招安。我一再解释澄清，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何求独断的行事风格亦使我难以接受。比如香港学生带来一些书籍来给<人民之声>编辑部。他不徵求任何人意见，就把书用袋子全都装走拿去他家里。后我向他提起。他才说，你们要看可以向我借阅，登记一下。听那口气书都成了他私人的，我十分诧异错愕。

   矛盾的积累终于爆发。何求提出他要另办刊物。我说很好！但许多资料和印刷工具都在他家里。他拒绝交出来。这时，已较少参加编辑部活动的张明知道了此事，他很是不满，说一定要取回。我有些犹豫。因我了解按何求的性格是绝对不会交出来的。但张明坚持要去。我转念一想，也好。这段时间受了何求不少气。要不回东西，出出气也好。临出发前，黄宇生等三人感觉此行不妥，不愿前往，剩下我与张明等四人前去。

   果然，何求拒绝交出。双方大吵起来大概是何求家人或邻居报了派出所，两名警察闻讯赶来，要求我们停止在民居争吵，有事到派出所解决。我一看，荒唐！我们民运参加者之间的问题怎么要让共产党的警察来断公道？我不愿去，打算离开作罢。但其他人都说要去，我骑虎难下，只得跟随。何求、张明和我三人到了东山派出所后，我很少讲话。何、张轮番诉说。警察们并不多言。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着。末了，我觉得这丢民运脸的荒唐剧应该尽快结束。遂简单讲了两句径直起身离去。走出派出所大门后回头望望，看到何、张两人也在走出来。

   事后，我心里窝火透了。深感自己做了件极不得体的事。简直就是出了民运的洋象。许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心中总有抹不去的懊悔。

三、我的省思

   何求离去后办了个<人民之路>。原<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朋友基本都留下来。<人民之路>则另外吸收了成员。其中一位就是在八一年大镇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王一飞。<学会>解散、何求离去，情况安定下来。<人民之声>的朋友们工作得十分协调融洽。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得以有时间精力对过去的一些情况进行回忆省思。

   五.一会议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情绪较不稳定。对那几位<学会>成员在会议上的作法十分不满。我把他们看成是不干工作，只会搞事的捣乱分子。但当我有时间冷静下来细细省思后，感觉到自己其实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会上激烈指责我的有古学霖、冯粤超、谢金海、关镇海。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来都是事出有因的。

   古学霖是领导小组成员。筹备出版<人民之声>第四期时，我交代他负责购买纸张和油墨。他应承了。但到时他全无准备。我急得大叫：“蜡纸已按时刻好，预告后天发售的广告已经贴出，时间这样紧迫，你身为领导小组成员办事怎能这样不负责任？到时不能如期与排着长队等候的读者见面。<人民之声>的信用何在”？古学霖用眼睛登着我，没吱声。我发了一通火后立即骑单车去张罗。跑了办天总算办妥，不至误事。

   大约二、三月间，谢金海曾交来一篇描述知青生活的稿子。我看了觉得在目前的高潮中有限度版面要用于登政治评论文章。关于知青问题稍放后一下吧。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很不满。说刘国凯把<人民之声>当成他的私产。

   关镇海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早在七九年元月他就参加进来了。那时学会尚未成立。他在刚参加的会议上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兴趣。总追问今后的活动怎样安排。这使我起了疑问，并与张明谈及。不料后来张告诉古学霖，古再告诉关本人。关因此极为愤怒。

   冯粤超是监察小组成员。他是<学会>三十几人中唯一的老干部子弟。他与我并无直接摩擦。但他对四五集会没有坚持举行很有意见。并说有人在习仲勋、杨尚昆接见时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态令他作呕。在整个接见之中，我都很沉默。想来所指不应是我。但也难说，因他并没对其他任何人表示有意见，而且我一直隐约感到他对我有许多莫名的不满。因此他所指有可能就是我。在五.一会议上他批判我的火力是最猛烈的。

   经过这样的回忆，我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并深深感到自己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要改变自己粗糙的行事风格，提高办事的艺术。如果自己不是要当一个独行侠，而是要维系团结一班朋友共同奋斗，尤其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还处于一定领导地位的话，自己就应该更加小心谨慎。

   古学霖对我的恼怒应是可以理解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声责备他，叫他面子如何放？没有按时完成所应承的工作，致使刊物面临不能如期出版的损失，他理有内疚。但这一推论是以当事人的品格相当优良为前提。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前提往往是不充足或不存在的。一个人参加民运，只能说明他对中共政权持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态度，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具有系统的民主理念，更不能证明他品格上的优良。想想自己就远远不是完人，又怎能要求他人是谦谦君子呢？并且，即使撇开这个品格问题不讲，我也不应当众责备他。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大家都是凭着一股热情去投身民运，“业余闹民运”，都会有这样或那样困难。一时未完成工作，会是由于某些难言的原因，应予以谅解。民运组织中谁是谁的领导？只有在中共的官办企业中领导才可以训斥下级，在美国私营企业里，老板呵斥了工人，工人都可能愤而摔工具辞工不干，何况是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没有工资支付关系的民运组织中？我即使批评他，也只能是个别地，心平气和的进行。否则，后果一定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