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已写了三篇。围绕着<人民之声>所展开的内容大体都已涉及。但停笔之后心头又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七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吗？它与它之前、之后的民主运动、民主思潮有什么关系？中国民主运动今后发展的趋向如何？等等，许多问题盘旋仍然在脑际。

一、大沙漠那边的绿洲遗迹

   在中国当代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中，哪一次应视为第一次呢？有人说这个殊勋非七六年“四五运动>莫属。有人认为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堪称民主浪潮第一波。而我则觉得，早在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已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响。

   于五七年盛夏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受惩罚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大学生有好几十万其所谓向党进攻的内容，大多只是对中共个别政策措施提出了异议；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批评；对自身所受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表示了不满等等。其实这些都远远未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甚至也谈不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共的政治观念有所挑战，因此它确实谈不上是一场民主运动。而且，如果“向党进攻”的内容仅此而已的话，“反右”运动大概也不会发生。

   “反右运动”由中共的“开门整风”导出。中共中央于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开展整风的指示。五月二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说这次整风与以往的一大区别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号召他们向党提意见。什么原因促使中共要这样做呢？

   五六年夏季的波兰波兹南工人运动和秋季的匈牙利事件给中共高层以相当震撼。虽然他们确信自己的统治力远较波共、匈共强大，此类事情不会在中国再现，但也意识到由于党员干部的品质作风问题，会使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情况的累积终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中共高层当然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实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会有什么缺陷。倘若现实生活中确有些弊端，那也只是中、下级干部的不良行为所至。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中共执政后，某些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有必要严加处置。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中明确指出：整风的目的是纠正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也说：“一九五六年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只是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主要原因还是领导的官僚主义”。

   当时中共高层心中的打算是，通过人们向党提批评意见，甚至发发牢骚，使其心中的不满渲泻掉，亦给党内的官僚主义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有所收敛，从而在新的高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信赖，中共的统治也就更巩固了。如果日后那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百分之百都是按中共设计的这个轨道来运行的话。事情会有个飘飘亮亮的结局。人们心中的一些怨气发泄了，心里舒服了，某些领导干部颐指气使的态度有所改正，有关部门对民间的疾苦较为重视。中共高层以虚怀若谷、豁然大度的形像出现。党的形像更加高大完美。人民群众也对党感恩戴德。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何其美好，“贞观之治”当相形见绌，唐宗宋祖也稍逊风骚了。

   可是，有百分之一的人没有按照共产党设计的轨道运行。共产党设计的美妙程序被这百分之一的出轨者搅黄了。这些人不仅仅是批评共产党的某项政策法令，不仅仅指责某个共产党干部的品质作风，而是向共产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使共产党政权的法理性遭到严重质疑。

   “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章伯钧认为中共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应有明确分界，即应党政分立。这是对中共党政合一(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在当今的借尸还魂)的直接挑战。他还提议成立政治设计院，来制定国家的法令、法规、措施，这无疑是要分割中共的统治权。

   “民建”副主席章乃器认为阶级已经消灭，领定息不算剥削。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仍有两重性的话，其消极面是次要的，其表现形式只是自卑和畏缩。这简直是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随时准备把民族资产阶级拖是阶级斗争杀牲祭坛上的谋略唱对台戏。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很多党员的才能平庸，却被委以重任。他认为这实质是“莫非王土”的思绪在主导，形成了党天下的局面。他质问，国务院有十二名副总理，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难道非党人士的才能都十分不堪？显然，这是对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直接抨击。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认为当时中国法制极不健全，以至蒙冤者甚众。他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全面审理三反、五反、肃反等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这是对中国执政以来重大政治措施的控诉和否定。

   <文汇报>社长、全国人大委员徐铸成报怨该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文化程度有限，从未做过新闻工作，但却掌管用稿大权。常把许多稿件都改成党八股。另一位新闻工作者讲得更明白。他要求彻底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钳制言论和新闻封锁是共产党赖以控制社会的法宝。徐铸成等人要中共放弃这个法宝，无异于对中共釜底抽薪。关于这些可以搜集资料，编成一大部“大右派”的言论录。

   如果说中、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在座谈会上、报刊上温文尔雅地向共产党发起审慎的挑战的话，那么青年“右派”们则情绪激昂地展开了他们的行。北大学生一马当先，上百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从中共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到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都成了他们奚落、嘲讽、批判的对象。物理系学生潭天荣以其犀利的言词、敏捷的诗才、机智的辩才掀起了旋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认为当时中国实行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她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民主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民主”。她说还要给起个名字，叫封建社会主义。

   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干部张白生说：“自解放以来实际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宪法只是一纸空文。集会、结社、出版等项自由虽写进了宪法，但人民并没真正享有。共产党实行独裁。国家绝对权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泥人偶像，开会举举手，做做样子罢了”。

   北大另一名学生钱居平写的一篇文章更是令中共高层震惊。文章题为“论阶级的发展”。该文尖锐指出：“在旧的阶级消灭以后，一个新的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阶级在特性上不同于旧的阶级，但无论如何总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生产资料而言，主要的党、政、军人士掌握着权力，代表了人民中很小的一个百分数，共同享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把这种情况装饰起来，叫由人民共同享有。这些官吏们相互支持，有意识地组成了新的社会集团” 。除了以上那种石破天惊的理论外，青年学生的语言更如烈焰四射的火药。“右派”学生严仲强的大字报写道：“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座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并发出来。”“五四的火已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也掩盖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大学青年讲师葛佩琦的讲话使中共在震惊之余逮到了反击的口实。葛说，共产党员们若不改变他们的某些政策，特别是非党人士的态度，那么后者的极端愤怒会做出对他们生命不利的事情。这句话被共产党概括为，右派分子号召杀共产党。

   面对这突然爆发的政治大地震，中共高层极感意外和惊赫。当他们从最初的强级震撼中定过神来后，立即为狂怒所主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会造成对共产党政权如此大胆的攻击和否定。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士，中共认为已给足了面子。江山是我们共产党艰苦卓绝，苦斗近三十年，用了几百万条人命打下的。你们民主党派不过是敲了几下边鼓而已。但我党已给了你们丰厚的酬答。从优渥的物质生活待遇到部长级高官。没想到你们竟如此得陇望蜀、不知进退，竟要与我党平分秋色，真实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小子更是可恶。我党给你们官费读书，毕业后保证你们有广阔的仕途。待遇如此优厚，本应饮水思源，为党尽忠效力。但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恩将仇报、狂犬吠天。真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震怒之下，中共高层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打下去。中共高层这一怒非同小可，它狂乱暴戾，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那不足百分之一的挑战者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只发了一点牢骚的总共有好几十万的人，全都一古脑扔进政治绞肉机里，绞它个稀巴烂。

   二十几年后，邓小平承认“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予以改正。但始终给极少数人保留右派头衔，并以此论断反右本是正确的、必要的。在此，我似乎殊途同归地与邓小平取得共识，就是那不足百分之一的人确实是从根本上向中共政权的实体及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所以我把它誉为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而邓小平也正因此一定要抓住所谓“一小撮”不放了。

   陷入“阴谋’或“阳谋”的讨论是多余的。“阳谋”论无非是毛对后来流传社会上“阴谋”论的碰撞和反击。毛与中共高层决不会承认自己对潜藏于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情绪甚缺洞察；决不会承认自己精巧的构想竟受到现实无情的嘲弄。你说我们要阴谋吗？嘿，只讲对了一半。搞阴谋太猥琐，太小家子气了。老子搞的是阳谋，明火执仗、光明正大，柰何？完全表现出一副市井无赖的嘴脸，充份反映了毛刁蛮的个性。

   中国第一次民主运动失败了。这是由于当时中共政权尚在建立之初，其反动本质还远未完全暴露。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还处于绝对的蒙昧状态之中。人民群众被中共深深蒙蔽着，对他抱有幻想。数量极少的民主志士主要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中、老年人。在昔日国共之争时，他们曾支持过在野的共产党。中共执政后他们亦曾短暂地欣喜过，但良宵苦短，他们很快就品尝到共产党的个中滋味，失望之余顿起歧见。从国民党时期带来的民主惯量使他们实难顺从地运行于中共的专制轨道之中。然而星移斗转今非昔比了。从前是两雄相争别有分店。现在是一党独大占山为王。出轨的下场只能是悲苍的了。至于林希翎、钱居平等青年民主志士由于数量实在有限，在中共强大的动员机器面前，亦只是以卵击石罢了。

   镇压了中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后，中共政权向极端专制的方向疾驶猛进。非党报刊消声了；非党高级政府官员匿迹了。“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打入中共政治种性制度的贱民阶层，其亲属子女也跟着受尽歧视虐待。幸存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民群众谨小慎微。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从此进入了一个寸草不生的大沙漠。只有专制的风暴在戈壁滩上呼啸；游走的沙丘在填塞一切泉水溪流。此后的岁月里，中年的父母常满脸惊惶地向不大安份的青少年子女讲述“反右”运动，犹如年轻的妈妈向幼儿讲狼外婆的故事。反右运动“教育”了中国两代人，共产党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冒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