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一哲大字报成功的秘诀

    如果说把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波；把“文革新思潮”誉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都可能有疑义的话，那么，把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风潮评为一场相当成功的民主运动，大概可望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李一哲大字报在广东卷起的旋风，波及外省，震动中共高层，历时半年，在社会上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影响。回忆李一哲大字报问世的过程；叙述李一哲们与官方斗争的坚韧机智；描述当时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以及评述李一哲大字报开辟性的政治意义，都已有许多人从事过。我则常常思索，为什么五七年的“右派”受到严厉惩罚；为什么六八年文革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被投入阴森大牢；而把整个社会气氛搅得如痴如醉的，对民主气息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李一哲们却没有立即被“专政”？换言之，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能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呢？李一哲思潮与文革新思潮甚有渊源。六八年，当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流传到广东后，原已具有某一程度新思潮的活跃者十分兴奋。诚如王希哲先生所说：“‘省无联’、‘北决扬’敢于突破中共理论框架探讨的勇气，曾经鼓舞启发了李一哲。王希哲、陈一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后亡命武汉，还曾专赴浠水拜访‘北决扬’理论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冯天艾。杨曦光则因入狱，无缘相见”。

   六九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标志文革尘埃已基本落定。一些昔日的“革命小将”在被关进“牛栏”，挨了一轮批斗后再被赶到工厂(大学生) ，或驱往农村(中学生)，接受所谓工农兵的“再教育”。感到被出卖抛弃而产生的羞愤和现实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巨大压力，使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颓唐消沉了。但是，在这种落差极大的生活处境中，仍然有少数人执着地探索着中国的未来。文革大波中许多激动人心的记忆，和上山下乡后看到的更广阔的现实，使他们视野和思路都更加开阔。他们在劳作之余孜孜不倦地阅读热烈认真地讨论，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都有所提高。广东李一哲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一哲思潮的确是对文革新思潮进行了扬弃。它抛弃了文革新思潮的表层思维--“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而对其深层思维--“红色资本家论”进行了研究。创立其“特权阶层”论。“特权阶层”论是李一哲思潮的重点。与文革新思潮的“红色资本家”论相比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定百分比，二是从阶级降格为阶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李一哲们的粗心还是暗藏弦机的匠心独具，都却感觉到它与文革新思潮这两点的不同正是它的成功之道。

   阶层论明显比阶级论倒退了一步、保守了一步，但却对喜欢搞阶级分析、又对阶级分析极为敏感的中共少了一大分刺激。没有定下百分比，使特权阶层在中共官员中所占比例含糊不清。到底谁属特权阶层呢？老官僚集团可以认为江、张新贵集团当是，反之亦然。解释上的弹性也给自己留下了政治空间。杨曦光的阶级论即使作了百分比的保留也避免不了被扔进大牢，而李一哲的阶层论却使他们在痛斥时弊后仍然未失人身自由。

   然而，人民群众对“特权阶层”却有与中共官僚大相径庭的见解。他们是把所有的中共高级、中级领导干部都视为特权阶层。李一哲们对特权阶层的批判喊出了他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心声，而且讲得那么至理生动，这怎么能不激起他们的感奋共鸣呢？怎么能不使他们对李一哲们作含蓄的乃至公开的支持呢？

   我也是文革新思潮的持有者。文革结束后，我也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的表层思维，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深层思维。与李一哲不同的是，我是向激进的方向发展。我把“红色资本家阶级”再命名为“带封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保留任何百分点。在七十年代初那恐怖的岁月里，我偷偷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共政权封建法西斯性质”的文章。字里行间怒斥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的种种暴行罪孽，很是解气。可是，能拿出来吗？一拿出来就肯定会判死刑，而人民群众则会被激烈的言词吓倒，远远躲开，遑论共鸣和支持。顶多心里说一句：这倒是个不怕死的家伙。我既不想白白送死也就不敢把它拿出来。这便丝毫产生不了社会影响。相比之下，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好像是保守一些，没有那么解气，但却在社会上激起巨大波澜。可见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保守比激进更具实效。

   李一哲大字报走上街头，系选择了“批林批孔”这个历时契机。当时的政治气候云诡波谲。毛好像有什么大动作，但欲行又止。江张集团是想以毛作后台搞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削弱乃至除掉周势力，确立自己在最高权力圈中的主导地位。毛在思想感情上是倾向他们的，但又感到他们力量不足。而且林彪事件的重重一击，使他不再具有当年那种畅游长江后又去大搅政治风浪的体魄与气概。

   “批林批孔”是象有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来头。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第一版上全版登出广东省委的表态文告：“全省人民行动起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但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群众没有闻风而动。昔日的“小将”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的学生已从他们的哥哥姐姐那里接受了经验教训，不再轻举妄动。

   在混沌不清的政治气候中，李一哲们出击了。按照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如果此时要搞的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话--矛头就该指向地方各级党委。可是，李一哲们放弃了这一模式，也不停留于控诉过去几年里所受到的迫害。而是巧妙地接过毛中央“批林”的旗号，痛斥林彪法西斯专制对人民、对社会的荼毒。当时谁都知道，“封建法西斯专政”一词正是林彪体系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价和詈骂。现在李一哲却指控林彪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到底李一哲骂的是谁？在群众的感觉中被骂的是谁？这一切均在无言中，大家都自行去引伸想象吧。

   没有把矛头指向地方党委，使李一哲少一分地方当局的直接仇恨和迫害。批判“林彪封建法西斯专政”使斗争超脱了听从最高领导斗地方“当权派”的文革模式而指向了社会本质，使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又在政治批判的大框架下对各种社会荒谬现象进行揭露讽刺抨击(如“忠字运动”、“奖懒罚勤”等)，赢得了广大群众会心的微笑、内心的赞许乃至公开的喝采。

   李一哲们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去攀登更高的山峰，而只是在现有的政治气候下最大限度地去耕耘。当时有人与李一哲争论，毛会不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正确？李一哲宁愿被他们评判为保守，也不给一个能令他们满意的答复。这究竟是出于李一哲认识上的局限性，还是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量，都不必要去深究。而值得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他们采取了这种保守稳健的态度，才能在七四年的政治气候里有所作为。

   由于中共专制势力非常强大，民主力量十分弱小。中国民主事业不可能一早一夕取得成功。狂热躁动往往坏事，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只有抓住每一个历史时机，辛勤地施肥灌溉，民主之苗才能逐步成长，以期将来成为参天大树。在这一方面，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两个字：稳健。

二、七九民运之反思

   在中国当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中，七九民运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的一次。以民主墙、民刊为表现形式的七九民运以争取社会民主为诉求。其论及范围从揭露社会弊端、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到要求切实让民丛亨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顶民主权力。而其思想高峰为呼吁铲除官僚体制。从文革新思潮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到李一哲的“特权阶层”再再到七九民运的“官僚体制”，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总撞向中共专制体制的基石。

   对七九民运思想深度的研究及对其政治意义的判断等，社会学者们大可以搜集资料写成一部厚厚的著作。而我在这点文字中仅想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七九民运何以会被中共镇压。

   借用社会民主力量迫使凡是派出局的中共务实派，在政治上其实并无改革意愿。而人们一度误以为他们是改革派以至对其抱以希望。务实派与凡是派心里上的分野在于前者是毛文革的蒙难派，后者是得利派。治国方略上的分野在于前者尚能从现实出发去构思发展国民经济有效措施，而后者只会按毛脱离实际、误国误民的荒谬主意去办。但在坚持中共专制统治这一顶上，他们之间并无差异。如果说被毛一手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在为其火中取粟后，由于行动渐渐越出毛的规范而遭到毛的抛弃镇压，那么一开始就以独立的姿态，以中共的政治异己力量出现的七九民主运动又怎能见容于中共务实派呢？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我亦对中共从事有限的政治改革抱以希望。但魏京生的被捕使希望之光开始暗淡。至魏被判重刑后，我推断七九民运迟早必遭全面压制，只是强度尚难预料。

   八一年初，一切揭晓了。若以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被判处的刑期作比较，七九民运被捕者的刑期是很重的。八九民运声势浩大，对中共产生极大冲击，而七九民运只是在民主墙和油印刊物上陈述了自己的思想理念而已。这两次镇压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为什么七九民运被捕者的刑期重那么多呢? 我想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七九民运群众基础的流失

   七九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是社会地位极普通的青年工人。邓小平们对之十分蔑视，认为他们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即没有科技专长)的人。发展生产并不靠他们。而且压制他们也不涉及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不过，如果他们身后跟随着广大群众，邓小平们或许在做法上会有所考虑。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邓小平愈来愈感到无所顾忌。

   七九民运勃兴之初社会上仍积累着大量矛盾。我们<人民之声>最初几期发行时，在社会上获得热烈反响。来信来访很多。有表示支持的，有向我们诉说冤情，希望我们协助申诉平反的。但是，不久这股热潮就渐渐消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当局全力进行平反冤假错案，使社会积怨得到释放舒解。

   “战备疏散”中被赶往农村的人们陆续回城复工。文革中被查抄的财产予以发还或补偿。停止划分出身成份，取消地富帽子。工厂里开始实行奖金制度。文学艺术驱向活跃。曾被“四人帮”、“凡是派”所制造的紧张沉郁的社会空气已有大幅度缓和，整个社会面貌变得较为轻松。因此，当时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是有一定的好感和希望。说实在的，刚从毛式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贫困中走出来的广大民众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健全的民主权利，也不是铲除官僚体制，而是较宽余的物质生活和免于草菅人命式的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