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一班朋友向各界人士发出争取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呼吁，很快就得到各种不同的反响。有表示赞同的，也有表示反对的。反对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提名赵紫阳会不利于魏京生的提名，甚至断言这是冲着魏京生而来，居心叵测。二是认为赵紫阳根本不够资格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当年赵紫阳是考虑到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镇压学生。他明知将血洗京城而不肯掉转枪口”。甚至进而认为作为民运人士去争取提名赵紫阳是丧失立场，是典型的改良思潮的产物，是对中共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意欲把民主运动变成中共内部某一派别的附庸等等。

   第一方面的反对意见性质比较单一。但由于涉及到民主运动内部的团结问题，应及时予以简要的解释说明，以消除误会，防止和减少内部摩擦，以有利于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据了解，每年提名诺贝尔奖角逐者名单的截止期是该年二月底。我们此时争取赵紫阳的提名系纳入一九九九年度，而早已被提名的魏京生系纳入一九九八年度，两者并不冲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同一年度中两人都获提名，也并无“冲突”。我们以前都曾为提名魏京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寄出过自己的推荐信。今天我们仍然认为魏京生有资格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只是我们还认为赵紫阳亦有这个资格。诺贝尔和平奖是可以由两人共同获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提名赵紫阳与提名魏京生各有其理由，各具不同侧面的现实政治意义。提名两人系属见人见智，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果硬要把这正常的、对中国民主事业有利的作法曲解为民运内斗，那是片面的、谬误的，才是居心叵测的。

   第二方面的反对意见看来就比较复杂一些。它粗看起来似乎只是对赵紫阳个人的评价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的要广得多。如怎样评价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如何评估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力、着力点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可以高度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民主运动向何处去？

一、当今中国的“国情”

   “国情”论当今十分行时。本世纪之初，当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流传到中国时，原有社会秩序的卫道士们极言这些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他们遭到那些新兴思想传播者的尖锐抨击和辛辣嘲笑。经过一番搏斗，那些“新兴思想”中的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至尊无上的地位。当年的“国情”论遂沦为笑柄。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红极一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今已在中国式微。而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西方民主、人权理论又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这一次，轮到那些业已仙逝长眠或年届耄耋的前“新兴思想”传播者们的后裔及其帮闲出来大声呼喝：“你们讲的这些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又一个“国情”论，似曾相识却又并非故人。这究竟是历史的怪圈还是冥冥中的宿命？

   即使是费劲地去倾听领会，也难弄懂现今那“国情”论的全貌。因那些宏论都如卡式录音机在反复播放着同一磁带中的简单语言。他们并没具体剖析中国社会，并没讲出令人信服的中国不能开放党禁、报禁，不能让民众真正享有言论、结社、直接选举等政治权利的理由。翻来覆去的只是一条简单的结论：要想改善生活就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云云。

   对中国的国情是应于考察研究的。所不同的是，中共政权的辩护士们祭起“国情”论是为了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我们民主志士则是为了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策略，以更有实效地在中国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当今中国国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普遍的政治冷漠感。

   七八、七九年之交，是中国民主思想真正萌动的时期。凡是派倒台，务实派主政，使人们以为坚冰消融，政治的春天已经来临。那时不但知识界人士思想活跃，就连一般的城镇劳动者亦对社会、对政治有着相当的关注和期待。尽管八一年初邓小平全面镇压了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但知识界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尽管邓小平已显露出假改革真顽固的面目，但中共高层仍有其他改革派人士在努力。以至顽固派搞的“清污”和“反自由化”都作虎头蛇尾。

   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民主能量的积累都在八九民主运动中引爆。邓小平血腥地镇压了八九民运，自知其恶迹将溢于史册。为了抵消这一罪孽，他掀起了经济狂潮。他的设计是，在经济上尽量放松。让外资更大量地进入中国；让干部拥有更多的经济特权；让私有经济更广泛地存在；让人们有更多的赚钱机会，去实现其物质欲望。于是乎，在全国上上下下一片如痴如狂的金钱物质追求中，人们将淡忘或妄顾他手上的血迹。

   应该说邓小平的如意算盘已基本实现。尽管他掀起的经济狂潮冲垮了毛泽东等人苦心经营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大厦，但当今的中共政权已不需要马列主义来维持。如果说从前毛共政权靠的是政治高压、思想钳制、愚民政策和残酷杀戮，那么，当今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们则靠的是良知道德的普遍丧失、政治冷漠感的高度泛滥和社会正气被弃之如敝屣。一些人不再信仰马列主义，但对民主人权理念也兴趣索然。有的人对贪污腐化骂口不绝，但如碰到他们自己捞一票的机会来了，也会去品尝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若问：当今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力量在哪里？答案何在？

   有人说：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私有企业主)的壮大，必然导致民主政治。这种说法是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故迹机械地往当今中国身上硬套。

   当今中国私有企业主阶级中，那些能够急速暴富腰缠万贯的，其中有多少是靠技能卓绝、勤奋劳作的？耳闻目睹许多是靠官商勾结、盘剥劳工而迅速敛集下巨量的不义之财。不须说本来就是狡诈诡谲之徒，就算有些曾是热血青年，参加过七九民运的，后来靠其聪明敏锐、长袖善舞经商发了财的，也就食髓知味、乐不思蜀，把当年对民主的追求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容易得来的钱财和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样，都对人有极大的腐蚀作用。

   当今在邓式改革中催生出来的私有企业主阶级是一个历史的怪胎。它跟欧洲历史上曾有过的生气勃勃、反对封建特权的资产阶级大相径庭。也许其中有少数人对民主政治有所向往，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吸着中共官僚特权奶水长大的，与之有着许多利益相通的阶级，实难寄望它肯对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出力。

   据悉，前不久广州有一群私人企业主举行餐会。在席间的“卡拉OK”中，他们大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依附中共、谄媚中共和发财之后的骄奢和寡鲜廉耻尽溢无遗。

   有人说，知识分子仍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先锋力量。

   确实，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呼唤中国民主所作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八九之后，中国知识界则一蹶不振。为了逃避迫害，许多精英流亡国外。而留在国内的人们之中则犬儒病大为流行，甚至屈膝叛卖。现今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中共深知拉拢最具社会能量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于是官知“联姻”成为时尚。一些知识分子被招揽“入阁”，分享权力荣耀。他们有的忘乎所以，有的更甘愿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多的知识分子则被默许以自己的专长、职务谋取非份利益。中共官吏在明火执仗或挖空心思地贪污受贿。知识分子则在各种外衣的掩护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广开财源。学校巧立名目地向学生家长征收名目繁多的收费。工程技术人员从所主持项目中收取额外费用。记者大搞有偿报导。医院任意调高各项医疗、护理、药品的费用和价格。有的医生竟利用病人可怜的求生欲望来对他们肆意诈财盘剥。单纯的文化人生财技能虽相对短缺，但亦通过杜撰一些媚官、媚俗作品来赚取稿费，或以纯文学为标榜，貌似清高，实为逃避现实。虽然，良知犹存、正气在胸，如许良英那样的知识分子仍不乏其人，但就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而言，是否堪担建造中国民主大厦的重任，颇难定论。

   在十多年来的邓式改革中，最受打击伤害的是城镇劳工阶层了。于是有人认为劳工群众最有推翻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情况果真如此吗？不错，当今中国失业、下岗工人数以千万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但是若与中国劳工阶层的总数来比，仍是少数。而且还相当分散。失业下岗的遭遇是否就会激起他们有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尚待证实。中国人有忍的民族传统。微薄的下岗费、救济金之类固然不敷使用，但终究没有断炊。确实难以维持时，上街去游行静坐也限于经济诉求。而且，面对经济上的困难，解决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去自谋出路。以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来改善自己处境的途经在许多人看来那实在是太间接、太遥远了。

   一个应予面对的情况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态不仅使中共官僚如鱼得水，使某些知识分子不亦乐呼，而且在法制松乱，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社会效应下，有的工农分子亦在找寻他们的“机会”。如出租汽车司机可设法去敲诈乘客，电工能以“电老虎”来盘剥用户，商贩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欺骗顾客......在这类游戏中玩得应心得手的人们是不大会去关注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

   许多大中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市区扩展而获利不少。他们所居村庄的土地因大兴土木盖商品楼以至尺土寸金。固然出售或出租土地的收入大多为村庄的头目人物所攫取，但一般村民亦甚有所得。他们还真对这种“改革开放”有些兴趣哩。

   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中共政权不但得到那些在邓式改革中捞取了巨大利益的官僚和某些私营企业主的铁心捍卫，也得到一些在官知“联姻”中分得一杯羹的知识分子的竭力辩护，甚至还得到若干普通民众的认可。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有勤劳俭朴的一面，也有自私懦弱的一面。先是经过毛泽东二十多年的政治高压，那懦弱得到高度积累。这十几年来经过邓式“改革”的“循循善诱”那自私也得到“发扬光大”。毛与邓分别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了“二重奏”式的巨大毒害。以至今天在这被他们大大毒化了的“国情”之下，实现民主的道路会变得更加坎坷艰难。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和征用土地而爆发的激烈抗争事件。农民们甚至敢于冲击县级政府机关占领办公大楼，与军警搏斗，推翻、烧毁消防车、警车。这说明中国最底层民众--农民的觉醒。他们再也不愿一味作绵羊。六十年代那种整村、整乡地饿死也不去造反抢粮的逆来顺受已成历史陈迹。从这里，我们终究在荒原上看到了篝火。但是，这些反抗行动还相当分散。如何把它串连起来形成能触动全局的巨大力量，并提升到追求社会民主的层次，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二、武装革命、改革与改良

   尽管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是那样的漫长艰难，但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仍有许多人为此而探索不已、奋斗不息。然而，由于各个人社会背景、出身经历、性格气质等方面的不同致使对如何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有着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