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成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而其力量的结集系源于七九年的<美丽岛>事件。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民刊、民主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七九民运。至今十八、九年过去了，台湾民进党的政治能量有了很大的膨胀。前不久在台湾县市地方选举中，民进党拿下了十二席。国民党只拿下八席。它离执政党的台阶只有一步之遥了。反观大陆民运，则困难万状、举步为艰，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的突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自身来说，大陆民主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绝不在台湾民进党人之下。鉴此，我们有必要从客观上考察一下，台湾民进党之所以获得成功有赖于哪一些有利的外部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中有哪些是我们大陆民主运动亦具有的，或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会具有的。作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制定相应有效的方针策略。

一、台湾国民党政权给民间政治力量留下了产生和结集的政治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面前，国民党的一党执政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国民党迁台之前，其给社会留下的政治空间是有目共睹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亲共党派和社会团体能在各大城市里大肆活动，配合中共摧毁国民政府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立即实行“戒严法”。“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等。但是，即便如此，国民党政权还是给党外政治势力留下了若干活动空间。如它在一九五零年四月颁布了<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并确实付诸现实。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党外人士高玉树在台北市的选举中击败国民党籍候选人王名宁。还有一名非党人士黄顺兴当选为台东县议员。

   六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通过选举当上县市行政长官。如台北高玉树、台南叶廷硅、高雄余登发、台东黄顺兴。到了七十年代，党外民间政治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七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勘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于同年增选出国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额立法委员三十一人，其中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党人士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举办民主餐会，汇聚一堂，发表演说，抨击政局，声势相当浩大，终于在二十个县市中拿下四个，七十七席省议员中占据了二十一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政权在权力上一向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

   民间政治空间存在的第二个体现是允许创办非党报刊。虽然五十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制定了“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党外报刊杂志仍可存在。<自由中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台湾政论>等刊物的思想笔触都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资格最老的<自由中国>于四九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揽权发出尖锐批评，甚至敢于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忍。直到六零年春，雷震等人密罗紧鼓地筹建中国民主党，并决定于九月成立时，国民党当局才逮捕了雷震。

   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高压在七十年代开始退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查禁报刊的尺度有相当的放松。一般批评国民党政权或官员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力的存在和结集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岛>、<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举办民间政治报刊和参加地方选举，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聚力量，培养储备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犀利武器。

   一九八七年七月，国民党政权取消“戒严令”，报禁、党禁终于完全开放，国民党政权和台湾的政治史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

   台湾民进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成长起来的。反观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又是如何呢？众所周知，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几十年的岁月里，一直在政治严冬之中。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份政治性的民间报刊，也绝对禁止成立非党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所有的选举都由共产党操控。所有的官员都由共产党任命。所有的“人民代表”都由共产党遴选钦定。当年北洋军阀政府的“猪仔议员”尚要用钱去收买贿赂。而中共政权下的“人民代表”全在它的控制之中，连收买都不必。可见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连当年的“猪仔议员”都不如。可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气候要比从前台湾民间民主力量曾面临的要严酷得多，而且，至今我们还丝毫看不到减轻的迹象。这也就使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比台湾民主运动艰难坎坷得多。

二、台湾民进党充份利用了省籍情结

    民进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与其台独诉求纠合在一起的。这一方面使其政治追求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之蒙上一层非理性的色彩。台湾民进党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当它还在以“党外势力”隐性地存在时，就在一九七七年的选举中拥有了百分之三十的选票。民进党之所以能如此，并不仅仅是它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而符合了民间的民主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利用了台湾一部份民众的省籍情结，并把它扩展为台独诉求。省籍情结的利用使民进党甚为得利。它在群众中煽动起一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使之很快拥有了占台湾人口三分之一的铁票。它把国民党政权说成是一个外来的政权，而且是对台湾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外来政权。于是民进党就巧妙地从三维空间上--外来、专制、腐败--都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台湾人民的对立面。这就使国民党政权在对它进行压制时甚感顾虑。更有甚者，这种情况还催生了国民党的分化，分化成外省籍和本省籍。外省籍势力日见式微，成了国民党的非主流派。本省籍势力迅速增强，成了主流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李登辉。国民党主流派在许多事务上与民进党遥相呼应。民进党内也不乏李登辉情结。于是，台湾岛内的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杂音。

   尤其不应该的是，有些民进党人为了使其台独观点立之有据，甚至宣称台湾人是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不属于汉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并参有荷兰、日本的血统。

   上古时期岭南丘陵地区及沿海一带的原始居民确为越族。但早在秦汉时期他们就已接受了汉文化并融合于汉族。当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人，均系数百年来从大陆一波又一波移往台湾的汉族人的后代。民进党人若以古越人为其祖先并无不可，但若说参有荷兰、日本血统则不能不令人齿冷。

   台湾人以操闽南语占多数。闽南语与汉族北方语系虽有差别。但其差别尚不及粤语与北方语系的差别来得大。粤语已属汉语方言，闽南语岂属另类？无庸讳言，汉语方言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汉族内部存有地域观点、省籍情结的重要原因。这个“观点”、“情结”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汉民族之所以民族意识淡薄、民族凝聚力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域观点、省籍情结便是其中重要的“致癌”因素。

   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是为了在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对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怀有同等的亲情。因此，我们没有省籍情结可以利用。岂但不可利用，还要坚决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可以认定，国一旦四分五裂，决不会给一般民众带来福音。只会给那些置整体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只是醉心于自己做个小国元首、部长的政治野心家们带来权势而已。

三、台湾民进党的破土而出，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政策

    台湾争民主的党外势力在六十年代就萌动了，但由于蒋介石的铁腕政策，一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七二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逐渐采取了一些较为宽容的政策。尤其是在一九八七年宣布终止“戒严令”，开放了党禁，使党外势力得以迅速结集。

   民主，固然是社会潮流，不可阻挡，但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倘若具体到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其当政的统治者若铁心要坚持其专制统治，即使是在当今世界也是可以得逞于一时的。故此，如果在统治集团上层能出现导向政治改革的人物，那对缩短社会民主的进程极为有利。不妨设想，倘若蒋经国是个铁杆顽固派，又很懂如何适度地使用高压政策，而其自然寿命与蒋介石相当，那么，台湾民主化的巨变也许会滞后十年。

   专制统治集团上层有人出来主导改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新思维”都是明显的例证。他们之推行改革，其目的无论是在于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持原有政治结构，抑或出于对新理念、新社会的追求，其客观效果都是有益于社会的。我们应该对之采取欢迎的态度。

   中国大陆亦曾一度出现过可能成为这种人物的中共大员--赵紫阳。然而，由于八九民运的不成熟，被“不卷入中共党内派别斗争”的幼稚观点所主导，致使一次有可能真正走向政治改革的机会失之交臂，确实非常可惜。

   从蒋经国的开明政策导致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和赵紫阳失势被贬后，大陆从那时持续至今和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政治反动局面，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幼稚病应予克服。民主志士前赴后继、不畏镇压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敬佩赞扬的，但统治集团上层的改革派人士所起的作用却会比他们大得多。索尔仁尼琴的殊死抗争极为令人崇敬，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巨变所起的作用却是他无可比拟的。民主运动不可能确切知道统治集团上层里谁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也不能够准确推测潜在的“戈尔巴乔夫”什么时候会站出来。然而我们起码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社会上民间民主力量与党内改革力量协同努力是打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那种轻视、低估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作用，否定、排斥与之协同的观点和作法，貌似激进实则谬误。它和完全寄望于中共的自我完善一样不可取。纯粹的体制内和纯粹的体制外都难以奏效。没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催生、敦促和烘托，党内改革力量难以破土、萌动和前进。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呼应和制导，局面难以打开。如果至今中国民主运动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真是在这场社会考试中交了白卷。

四、台湾民进党以“二.二八”事件为突破口

    “二.二八”事件是民进党砍向国民党政权的一把双刃剑。民进党人的许多书面和口头宣传都围绕“二.二八”事件展开。这把双刃剑中的一刃是用以指证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不民主，另一刃是用以激化台湾人民的省籍情结。台湾民进党把“二.二八” 事件描述为一个外来的独裁政权对台湾人的屠杀。它的这一招效果十分显著，不但激起了社会波涛，也在国民党政权中引起了回响。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本土(台湾)派与民进党里应外合，遂迅速击败了国民党政权中的外省籍势力，使国民党迅速向本土化转化。

   大陆民主运动也有一个突破口，那就是中共政权的六四大屠杀。然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二.二八”与“六.四”有着显著的区别。被“六四”大屠杀划上休止符的八九民运纯粹是一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它以反官倒、反腐败、争取民主权利为诉求，以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绝食为表现形式。而“二.二八”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复杂得多。

   “二.二八”事件中虽有反对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民主、贪污腐化的内容，但它迅速地演变成一场伤及无辜的暴力行动。大量的外省籍一般公教人员及其家属沦为施暴对象。施暴者中则有许多前台籍日本兵和流氓。台中地区有台共谢雪虹等组织的政治性武装行动。台南高雄的暴动者主动袭击军事基地，要据守该处的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凡此种种都超出了民主运动的范畴。三月间各地成立的“处委会”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过高的自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