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年初苏哈托表达了他将寻求第七次连任的意向后社会已发出反对的声音，尽管在三月十日他“当选”为总统后反对的声浪到五月上旬已汇成雷鸣，刚愎自用的苏哈托仍深信自己的权柄不容让渡。五月九日他敢于离开印尼前往开罗参加为期一周的发展中国家高峰会议便是佐证。然而世人没有想到，苏哈托自己也不曾预料到，他开完会回国后仅五天就黯然辞职下台。在非流血革命的情况下，于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政局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在世界政治史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是什么力量导至了这须臾巨变？毫无疑问，学生们勇敢的正义行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还有另一个力量在促成这场巨变。这个力量来自于苏哈托自身营垒之中。请留意如下的时间表。

   五月十六日，印尼执政党“专业集团”中的一个派系“柯斯戈洛”发表声明，要求苏哈托自动下台，否则将迫其去职。

   五月十七日，苏哈托接见国会议长哈莫科和大学校长们，表示他将改组内阁，实行民主改革。

   五月十八日，哈莫科公开要求苏哈托辞职，震撼了印尼各界。

   五月十九日，苏哈托发表十五分钟电视演说，声称：“辞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他不愿作不负责任的领袖，将继续留任，但会尽快举行国会选举，再召开人民协商会议，推选新总统，而他不寻求连任。

   同日，在苏哈托电视演说之后，哈莫科作出反应，断然说：“苏哈托应遵照宪法程序下台”。

   五月二十日，哈莫科向苏哈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哈托必须在二十二日前辞职，否则将面临国会罢免。

   同日，军方明确表态，希望苏哈托顺应民情，自动下台。同时，军方承诺将保护下台后的苏哈托及其亲友的安全。

   五月二十一日，苏哈托宣布辞职。

   这几天里印尼政局的丕变真是令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实事求是地说，促使苏哈托王国瞬时倾复，最直接致命的一击系来自它的营垒之内。不妨设想，如果苏哈托营垒铁板一块，并全力一致地压向人民的话，印尼的这场动荡是有可能以其他形式和结局画上休止符的。

   其实，老谋深算的苏哈托对“祸起萧墙”是早有预防的。他在党政军许多部门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但从不蓄意培养“接班人”，以防尾大不掉。他在自己的几个任期中换了七个副总统。他大搞“年轻化”，竭力使下属们都根基有限、羽毛难丰。从年龄上来看，他们都是他的侄子辈。这些侄子们当有保驾之用，而无尾大不掉之虑。

   副总统哈比比六十一岁。十三岁时即与苏哈托关系密切，形同被苏哈托收养，悉受栽培。苏哈托自传中称哈比比视他如父。

   国会议长哈莫科五十九岁，效忠苏哈托，鞍前马后，已有十五年之久。

   武装部队总司令员维兰托年仅五十一岁。原系苏哈托的副官。在苏哈托的提携下一步步地升上来。仅在三个月前才被苏哈托任命为武装部队司令员和国防部长。

   就是这样一批人，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倒苏作用。哈莫科公开表态后，苏哈托最后依托是军方。如果军方愿意为之操刀，可信苏哈托不惜大流血。然而维兰托巧妙地控制住了真正会有保驾作用的苏哈托的女婿苏巴约--四十七岁的持种部队总司令员。并与哈莫科配合默契。先让哈莫科去发“最后通牒”，接着是十余名内阁部长集体辞职，再由维兰托出面向苏哈托做出承诺。于是“流水落花春去也”，苦心经营三十几年的苏哈托王国就这么倾复在他侄子们的手中。对这种统治集团后院起火、内部倒戈的情形，我们不妨称之为“哈莫科现象”。

   “哈莫科现象”在各国政治舞台上屡见不鲜。印尼的近邻菲律宾就发生过。在八六年的菲律宾政治风暴中，军方领袖罗慕斯倒戈一击是造成马科斯惨败出逃的重要因素。认识、研究“哈莫科现象”对中国民主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稍加思索，不难洞悉以下几点。

   1、“哈莫科现象”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只会发生于民间民主力量相当壮大、改革诉求十分强烈的社会背景下。

   2、“哈莫科现象”的产生还有其内在因素。这又可分成两个部份。其一是统治集团中有人原已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反动性，心仪民主政治。但鉴于反动势力的强大，不得不暂作韬晦。待到有了合适的社会条件，他们便会破土而出。其二是更多的人出于政治投机而抛弃旧的政治秩序。在强大的民间民主风暴面前，他们权衡利弊，不愿为旧制度殉葬，为了自己今后的出路转而附和民主潮流。当然，这也不排除其中有的是在认清民情、民意后，幡然醒悟、改弦易辙的可能。

   3、“哈莫科现象”使社会改革得以较小的代价实行。能避免流血或尽量较少流血。

   九年前的中国八九民运中，就曾显露过“哈莫科现象”的端倪。那时，在巨大社会波涛的冲击和在强大民意、民情的感召下，赵紫阳等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共高官已做出了正面的反应。许多中下层官员也为形势所趋纷纷表示支持民主运动。然而八九民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就是不懂得“哈莫科现象”的重大作用，更不懂得怎么有效地加以利用，反而过份强调学生运动的独立性，声称不当中共党内斗争的工具云云。

   如果说人们应该原谅当年那些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驾驭不了政治斗争的战马，那么，今天人们则可以建议已年届而立的“天安门孩子们”认真地去总结失败的经验。

   九年来，人们一直期盼着当年的学运领袖们拿出一份振奋人心的总结给社会。然而，人们看到的是，有的学生领袖一味坚认当时各种作法的不可避免性，有的则跳到另一个极端，自承学生对“六四”伤亡要负道义上的责任，更遑论有的完全把当年的理想追求抛到九霄云外，自顾做生意赚大钱。总之，就不见他们从政治策略、斗争艺术上去作深层的探讨思索。

   考察当今中国的现状国情，可知仅靠民间民主力量颇难实现社会的民主转型。上下结合、体制内外进步力量的配合是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如果至今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仍不洞悉“哈莫科现象”的重大作用，不去研究如何催生和利用中国的“哈莫科现象”，那么，中国民主事业将会继续因此而遭受损失。

   原载1998年7月6日<自由时报>“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