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一、我童年所经受的“广东人排外”
    二、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追踪
    三、广东人“排外”与中国其他地区“排外”的类同与区别
    四、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对排外的不同价值取向
    五、广东人排外情绪的变迁与淡化
    六、民进党撕裂华夏族群的手段与目的
    七、民进党撕裂族群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八、民进党撕裂族群的性质
    九、华夏民族的隐忧
    十、共产党的罪责


    当今中国华夏民族危机有二。其一是深陷中共专制政治的泥沼难以脱离，其二是某些少数民族欲脱幅独立的诉求。乍看之下，无论是广东人排外还是民进党撕裂族群与此都不相关。但若深想一层，可知并不尽然。前些时看到网络上王希哲等网友谈及这“排外”和“撕裂”，阅毕颇有感触。现不端驽钝直陈思绪，盖欲给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朋友们些许参考耳。


一、我童年所经受的“广东人排外”

    抗日战争后期，我父亲毕业于大后方的某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旋即在政府某机构中找到一份初级会计员的工作。几年后，国民党政权败走，机构解散，他亦失业。1949年底，中共政权在华中地区招考了一批会计等经济管理人员，经过短期政训后于1950年初派到广东地区工作。父亲由此取得了中共政权中广义的“干部”身份。不久母亲通过类似途径也来到广州工作。幼年的我则留在祖父母身边。1955年，父母把我接到了广州。从此我感到自己来到了极为陌生的异域。
    记得有位语言学家说过，一个人从两岁呀呀学语开始到七八岁语音就基本定型。在此之后一个新的语音系统再要占据他的语言中枢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确实，自来到广州后，我就开始了艰难的语音重塑过程。但是真正使我感到极难接受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无可躲避的歧视。当班主任老师把我这个插班生领到班上时，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段不长的相对安宁期过后，“捞松仔”遭歧视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我的身上。
    歧视大致由两个部份组成。一是语言骚扰，二是肢体侵害。语言骚扰是首发的，经常的。肢体侵害是继发的，间或的。起初在我根本不懂广州话时，当然不知道那些骚扰性语言的具体内容，但从同学们嘲笑戏弄的表情中也明白那些话都必然是不怀好意的。后来逐渐知道那些话翻来复去无非是：“捞松头，干什么来广东？”“捞松食贵广东米。” “捞松食大蒜，臭到死，乞人憎。” 之类。而最常见的，通街当歌唱的则是：“捞松佬松，唔食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
    肢体侵害常见的形式是，脑后突然被掴了一掌。回头一看是几张坏笑着的脸。你不可能知道是哪一个打的。即使知道你也无可追究，否则只会招致更多的偷袭。然而麻烦的是，如果你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又会引来接踵而至的掴掌。还有是，有时不知从哪里扔来一个粉笔头或香蕉皮，或在行走之中被绊个踉跄，乃至绊倒在地，引起周围一阵哄笑。
    我小小年纪在这种处境中竟也逐渐悟出一些自保的方法，就是尽量少出课室。因为语言骚扰，尤其是肢体侵害大多发生在课室之外的校道里或操场上。在艰难的煎熬中，我逐渐听懂了粤语，继而能讲不大流利的粤语。尤其从中年班升入高年班，直至六年班，在体格上成为学校里的“大”学生后，我对语言骚扰和肢体侵害进行了有限反击。我用语言回骂，并对动手掴我者回以拳头。记得有次在操场一角我与几个最刁钻的家伙发生冲突。我提出几个打一个不算好汉，有本事逐个单挑。而且不要乱打。最好来个摔跤比试，他们同意了。上来第一个，我只用抱摔就把他干倒了。再来一个用“小背摔”奏效。第三个用“抱腿摔”也让他四脚朝天。剩下两个一看情况不妙，不干了。从此，我的处境大为改善，而小学阶段亦结束在即了。我那略有书香味的老家坐落在长江边的一个贫民区。街上经常游走着“流氓伢”。他们经常“摆场”摔跤。我这八、九岁的小萝卜头在场边也学到了几个招式。想不到后来在珠江边的广州派上用场。在与完全不谙摔跤基本动作的广东仔的单挑中占了优势。
    歧视并不只发生在校园里，校园外一样有。记得我家在一条叫“仁爱新街”的小巷住了好一段时间。那小巷里孩子特别多。每天上学、放学时，孩子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感觉那目光象箭，把我射成了刺猬。我总是急步走出小巷，或急步回到家中。常常在我离开他们的目光束后，或者坐在家中，就听到那经典性的儿歌唱起：“捞松捞松，不食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
    五十年代末，街道食堂兴办。父母经常加班夜归，我和弟弟两餐都到街道食堂吃。记得那是个叫“和息里”的食堂。有个长着朝天鼻的胖橱妇对我们特别不友善。给她四两米饭的卡，她总是添得三两不到。有次我终于忍不住了，责问她。声音愈来愈大。这时后边几个比我稍大的广东孩子“捞松佬松”地开骂了，继而推撞我们，我反击，他们大叫：“嘿！捞松仔，总更牙刷？打插死你！”一场斗殴遂由此展开。当然，结果是我和弟弟被他们人数多于我们，年纪也大于我们的家伙打得鼻青脸肿。周围的广东成人们都作壁上观。不知这是不是由于广东仔在斗殴中占尽优势的缘故。这个街道食堂我们遂不敢再去，换到另一个街道食堂。
    升入初中，尤其到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捞松”歧视骚扰明显减少。原因之一是我的粤语已相当流利，“捞松仔” 的气味趋淡了。但是“捞松仔”悲惨的命运却由我弟弟“接班”。那时他在广州一德东路小学读高年班。弟弟小时长得斯文秀气象女孩。这使他遭受到更多的麻烦。一般来说，语言骚扰可以忍受，但肢体侵害却难以佯作不知。而我和弟弟的区别是，我遭受的肢体侵害还只是些小动作，而他是直接了当地被一再殴打。他被打得不敢回学校。告诉爸爸。爸爸一顿训斥：“ 你不嬲别个，别个怎么会打你？” 爸爸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伪职员经过镇反、审干、肃反、反右等次政治运动后已成惊弓之鸟。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他是绝对不愿为孩子讨回公道而招惹意外的麻烦。这种情况使我决然担负起保护弟弟的责任，虽然我只比他大两岁三个月。
    那时我在读广州第二十中学，离一德东路小学不远。由于弟弟挨大打的情况多发生在放学途中，我遂与弟弟相约，我“偷机”早点放学去他学校附近守候。装着不认识他。若无情况则罢，若有同学“打捞松仔”，我便冲上去救他。果然，在巷子转弯处，七、八个埋伏在那里的家伙待我弟弟走到那里时，在一阵“打捞松仔”的呼喊中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对我弟弟拳脚交加。我在后面看到这个场面简直气炸了肺。多年的积愤遂如火山爆发。我炸雷似的怒吼一声冲上前去左右开弓乱拳暴打。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那班家伙瞬时溃散。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来者只不过一个人。于是他们又围了上来。其中两个相貌特别凶悍的家伙向我扑过来。十三岁经过“战火”洗练的我对付两个十一岁的家伙是游刃有余的。我虽挨了他们的拳头，但可以承受。但我的拳头则使他们丢盔弃甲了。此后，弟弟的处境有所改善。我还是不时地去学校接他放学。被我揍过的家伙装着看不见我。他们不搞事，我也不发难。后来弟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有去接他。有两个家伙又想搞事。这时有个大点的学生远远走来。他们其中一个见了大叫：“哎呀！他哥哥来了。” 遂拔腿逃去。弟弟说那个大点的学生远看还真有点象我。
    很长时期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兄弟所受的省籍歧视是超量的，其他大多数的捞松仔处境远不会象我们这么糟糕。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广东人纯度最高的广州荔湾区。我所就读的从桂路小学当时很可能只有我这一个“捞松仔”。其他区，尤其是东山区应该好得多。因为那里有相当数量的外省孩子。广州铁路局大本营在东山。铁路员工大多为外省籍。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共中南局到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机关，还有广州军区、省军区、广州市警备区机关都设在东山。然而后来一个人对我的陈述颠覆了我的这个观点。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北方壮汉。在异国他乡的纽约遇见来自广州的北方人，话题就自然从工作内容扯开去。扯着扯着就扯上了“捞松”话题。他反驳我说：“怎么东山区就没有打捞松仔？学校里北方孩子多些，是没有你们那里那么厉害。但是附近街道上还是有许多广东仔来搞事。在街上我都不知被打过多少次。” 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讲起来还是恨恨的。“ 但是后来我狠狠地报复了他们。” “呵！你有什么本事？”我一下感兴趣了。“文革初期，北方红卫兵来串连后，我请他们帮忙。我们挨家挨护地去揍，还把他们的家具都打烂。”他洋洋得意地笑了，我也笑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突然我警觉起来，问他：“你是军干子弟？”答复是。我再问：“ 你是主义兵？”（主义兵是广州“联动” 式的组织，是我十分憎恨的。）答复亦是。我略沉吟一下又问：“那你请的是北京101中学红卫兵？”他说正是。我沉默了。谈话嘎然而止。
    北京101中学的军干、高干子弟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浪潮中打遍全国、作恶多端、草菅人命。在我看来他们比 “ 打捞松仔” 的广东仔可恨千百倍。这位老兄倚仗他们去报复，并不光彩。然而他的陈述却使我洞悉到广东省籍歧视的普遍性，以及显性省籍歧视在其承受者--外省孩子们的心灵中刺下的创伤之深。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位老兄讲起来神情还是那么激忿。其伤痕之刻骨，可见一斑。
    中小学的校园暴力是困扰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它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就连文明水平很高、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民族单一的德国、日本都不能幸免。校园暴力的制造者其一是品质恶劣者。他们恃强凌弱，以虐待他人为乐。其二是带有团伙乃至黑社会性质的群体。他们除了一般性的欺侮殴打同学外，还进行敲诈勒索。报章上常有被虐待欺压得走投无路的善良少年儿童自杀的悲惨报道。与这种烈度极高的校园暴力相比，我所遭受的“打捞松仔”实在是小事一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捞松仔”有它更恶劣之处。这是因为一般的校园暴力不是必然要在所有校园发生。并且它还有逃避之道，就是转学。但在五、六十年代，对于外省男孩子来说广州小学里的“打捞松仔”几乎是没有逃避的可能。它不同程度地发生在非外省孩子聚读的所有小学。何况除了学校还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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