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權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素，捨此則民主無從談起。選舉人把自己信任的人士選為立法議員和行政長官是希望他去參與制定和執行能表達自己意願，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法案。故此，一些有志之士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英國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約翰威爾克斯為代表的一批人士組織“權力法案保衛者協會”，要求廢除“衰敗選區”，給新工業中心的居民以選舉權，實行普選制。他們指出﹕議員代表的是人而非財產，故所有人不論其經濟地位如何都應享有選舉權。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倫敦通訊會社”，“人民之友社”相繼成立，要求政治平等，實行普選。蘇格蘭的改革派人士還在愛丁堡召開來自全國各地80多個協會，160多名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要求實行普選。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勞工階級登上社會政治舞台，發動了三次舉世聞名的“憲章運動”。其根本訴求就是普選權。面對這一波又一波的普選要求，英國統治階層一直採取著頑固的拒絕態度。這是為什麼呢﹖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密爾道出了統治階級的心結。

   密爾的思想中有許多進步的因素，如他極為推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個性自由、反對政府對民眾經濟活動和個人生活不必要的干涉。他認為：“國家的價值，從長遠來看，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然而，一旦涉及到選舉權時，密爾的觀點立即暴露其狹隘性。這就是密爾對“階級立法”的擔心和否定。他認為：“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樣，最大危險之一在於掌權者的有害的利益，這就是階級立法的危險。”“一個人或一個階級的人，一旦發現他們手中有權力，這個人的個人利益或這個階級的獨有利益就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這些觀點初看去不無道理，但只要再看一看密爾開出的藥方就明白他的用心之所在。他提出：“這兩個階級─體力勞動者及其同類為一方，僱主及其同類為一方─在代議制度的安排上保持平衡。每一方左右著議會內大致相同的票。”在社會上，勞動階級的人數若干倍於資產階級，倘若實行普選制，議會中由勞動階級選出的議員在人數上將大大超過資產階級的。如果要實現密爾所嚮往的“每一方左右著議會內大致相同的票”，那辦法只有一個﹕拒不實行普選制，用財產資格或再加上其他什麼資格去剝奪大多數勞動民眾的選舉權。1867年比利時首相，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人物奧爾邦鑒於當時比利時仍以納稅額來限制選舉權從而把工農民眾都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而不無欣慰地說：“感謝祖先的遠見。”資產階級當年狹隘的階級利己主義由此可見一斑。

   密爾所擔心的體力勞動者階級仗著人數眾多，在普選制下會在議會中實行有利於勞動階級“獨有利益”的“階級立法”。這實際上是還未發生的事情，而當時在歐洲大陸已經存在的則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立法”。

   資產階級利用其控制了社會立法權、行政權的優勢，推行一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有利於其斂聚財富金錢過上驕奢豪華生活的法案措施，這同時也就造成大多數勞動民眾的貧窮和極度勞累。

   密爾分析到了“階級的獨有利益”，卻忘記了繼續分析這“獨有利益”中有合理部份也有不合理部份。當勞工階級被剝奪了普選權，不能在現行體制下去維護本階級“獨有利益”中的合理部份，淪落到貧寒交加的處境時，那它就要訴諸其他途徑。

   布朗基主義者和新雅各賓派在鼓動民眾。他們憤怒指責：“如果沒有麵包就沒有自由，如果富貴炫耀地並列在貧窮的一旁，那麼就沒有平等。如果一個失業的女工帶著她衣衫襤褸的孩子沿街乞討，那就沒有博愛。”他們號召人民用暴力方式去改變這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終於，1848年2月，巴黎爆發了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主要靠勞工階級和城市貧民的力量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勞工階級進而要求這個共和國是“社會共和國”，即它不僅實行普選制，還必須保障工人的勞動權和基本生活。

   密爾的擔心在這裡似乎變成多餘。在4月23日以普選制選舉制憲議會時，資產階級共和派大獲全勝。這是因為勞工階級獨立的階級意識尚不夠強烈，並且許多資產階級共和派人士在二月革命前曾堅決反對七月王朝和鼓吹政治改革，從而使之贏得了很多來自勞工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選票。

   這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相當老練，它在控制了制憲議會後便著手制定有利於本階級“獨有利益”的“階級立法”，並竭力分化工人與其他民眾階層的關係，甚至在工人階級內部收買許多人組成維護新政府的“別動隊”，這樣就把勞工階級驅趕到了最狹小的陣地上。當六月下旬激憤的工人又一次暴動時，早有準備的資產階級政府就立即予以剿平。二十五萬裝備精良的政府軍和別動隊對四萬起義工人。於是，壹仟多名起義者死於巷戰，一萬一千名死於巷戰後的屠殺。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巧合，1848年2月，在英吉利海峽這邊的巴黎，工人們舉行了二月起義，在海峽那邊的倫敦，《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這兩個並無關聯的獨立事件卻串連著同一個精神。就是用暴力改變使勞工階級的“獨有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現實。

   《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形成。這個主義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尖銳的揭露和抨擊，及其認為必須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革命精神。還開出了這樣的藥方：“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然後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