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悲伤之后的思索

悲伤之后的思索

   赵紫阳先生辞世，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感悲伤。然而，我们又不应永远被悲伤主宰。逝者如斯，存者仍然要面对生活。为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确实有必要在巨悲的阵痛之后冷静下来作细细的思索。
    一
   紫阳先生逝世，中共当局不准民众举行悼念活动，严格控制前往赵宅的吊唁人数，甚至殴打吊唁民众。最后也只给紫阳先生作了个简单的遗体告别。这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去世所享有的极备哀荣确有天渊之别。这种情况激起了许多人的义愤。可是，倘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可明白中共当局的作法其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中共对紫阳先生身后事的刻薄正说明了紫阳先生在思想上已与中共分道扬镳。中共怎么可能给他们政治专制主义的叛逆者以赞美哀荣呢？换言之，如果中共当局让紫阳先生身后极备哀荣，那么紫阳先生的去世也就不会引起这么多民众发自内心的真情哀伤了。就象前不久中共元老宋任穷去世那样，官方的场面办得极为隆重，而民间却丝毫没有动静。
   对紫阳先生去世的真情悼念和对紫阳先生事迹的高度评价是海外民运的主流意识。紫阳先生直到去世前仍然是名共产党员。中共没有开除他，他也没有退党。但民运团体并不因此在悼念赞扬他时有所犹豫和保留。这说明了海外民运鉴识水平的提高。1997年初，海外民运在纽约开了个欢迎魏京生的大会。许多民运朋友都在会上发言。情绪一片欢腾激昂。笔者也作了个简短发言。内容是三个不要忘记。魏京生出狱来到民主自由的美国了。我们在欢庆之余不要忘记还有刘京生、张京生，以及许多仍然被囚禁在共产党黑牢中的民主战士。不要忘记几十年来千千万万被中共虐杀了的仁人志士。这两个不要忘记讲完后掌声骤起，说明得到与会民运朋友的赞同。我的第三个不要忘记，是不要忘记了赵紫阳。我赞扬了紫阳先生坚决反对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并且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理念的道德勇气。这第三个不要忘记讲完后，几乎没有掌声。我明白大多数民运朋友不赞同我的观点。1999年，我倡议推荐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时，有位民运前辈发传真对我说，赵紫阳只是个共产党的失意政客。又有民运朋友对我说，你搞错了。诺贝尔和平奖是永远不会奖给共产党人的。(其实曾奖给黎德寿和戈尔巴乔夫) 七、八年过去，情况大相径庭了。紫阳先生终於以其所负十字袈的沉重赢得了最广泛的尊崇。就连那位民运前辈也对紫阳先生作高度评价，对紫阳先生的逝世深表哀悼。海外民运在思想上显然在走向成熟之中。
    二
   紫阳先生的杰出事迹有哪些？不少人都赞誉紫阳先生在四川主政时期所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其实，这只是紫阳先生对中国社会所作贡献中的次要部分。七十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谈不上是改革。它只是放弃毛共时代在经济事务中的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极其荒谬的作法而已。作为首开记录者总是有他的历史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作赵紫阳、万里不作迟早也会有其他共产党高级干部去做。这场改革丝毫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格局，丝毫没有损及共产党的政治权威。非但如此，由於一个政权尽管是专制主义的它也需要有经济力量作支撑，只有象毛泽东那样不可理喻的恶魔式人物才会对滨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都漠然处之，故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都肯定并推广了赵紫阳的农村经济改革。至今，中共最高当局在评价赵紫阳时仍肯对他作这点有限称赞，这里面除了有显示其宽宏大量的故作姿态外，还由於这项“改革” 确于中共政权有利无弊。
   八十年代中，紫阳先生又提出了政治改革，其内容是政企分家、党政分家。这与几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有了质的不同，它开始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格局。囿於前一段时期改革气氛的惯性，邓小平没有对此予以否定，甚至有时在口头上还表示赞同，但实际上一步也没有迈开。当时在世的中共元老级人物如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再加上恶棍王震都是铁杆顽固派人物。如果说他们对政企分开还勉强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对党政分开就决不认可。共产党政权的真谛就是要一党垄断所有社会公权力。共产党的权力要囊括立法、行政、司法乃至新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艺术。怎么能设想共产党将要尴尬地站立在这一切之外？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设想遂被搁浅。而且非但如此，顽固派元老们由此认清赵紫阳是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能最后一捶定音的还是邓小平。他在犹豫之中。不久前他搞掉了自己提拔的胡耀邦，这会又要搞掉同样是自己倚重的赵紫阳，那也太难堪了。
   曾为文革前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共体制中跋涉这么多年，他如何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若要保持自己的职位，顺利做完任期，实须就此止步。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去考量，即使自己硬要顶着一切阻扰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就算可以不顾及顽固派元老们的反对，总还须倚仗邓小平的首肯和支持，否则根本无法展开。而问题最关键的是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疑虑重重，裹足不前。
   就在这个时刻，八九民运爆发了。至今还有曾为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说，赵紫阳是在党内斗争失势后才倒向民众的。这种说法有着很大的纰漏。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这场党内斗争是纯粹的权力争夺，还是如何驾驭人民、操纵社会的方法之争，抑或是进步改革理念与保守专制主义之争？如果说我们可以原谅当年他们以不介入中共党内斗争为由，不支持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顽固派，致使一个极难得的民主改革契机丧失，那么我们就实在难以理解他们怎么至今连这点都还未弄清。我们只痛感，这些学运领袖十六的岁月都白过了。
   其次，说赵紫阳失势。什么失势？如果指的是他职位不保，那就不是事实。因为即使顽固派元老反对他，但只要他不逆邓小平之意，那么他顺利作完任期是不成问题的。并无失势可言。如果说，这个失势指的是他的政治改革理念无法开展，那么他“倒向民众” ，欲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那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难道不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吗？
   还有必须洞悉的是，一个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物“倒向人民” ，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官民是对立的。倒向人民意味着要与专制决裂，意味着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八九学运骤起，并迅速发展为民运后，赵紫阳其实并未真正与民间力量携手。他只是不赞同把学运轻率地作动乱定性。而这种定性法是共产党多年的固定思维。邓小平是这种固定思维的坚持者。赵紫阳遂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刻，在思想上与其政治权力提拔者分道扬镳。
   说赵紫阳“倒向人民” 可做两重理解。一是他想借助人民的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学运）问题。如果赵紫阳有力量使学运不被定性为破坏社会的动乱，乃至给予某一程度的肯定的话，那么学运乃至民运所积聚的社会进步能量终究会成为赵紫阳排除顽固派阻碍政治改革展开的社会基础。囿於学运的政治幼稚，赵紫阳的“借助” 希企落空。非但如此，由於学运、民运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使邓小平的暴戾之气不以一般的政治肃整为满足，而要诉诸武装镇压。此时赵紫阳又再次面临抉择。尽管前一段时期赵紫阳逆了他的政治提拔者邓小平的意，但在此时他还是有退路的。只要他附和邓小平的暴力镇压主张，还是可以安于其位。然而，赵紫阳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武力镇压。於是，他终究与其政治提拔者邓小平作了最后的决裂。
   中共顽固派，从元老人物到后继者李鹏、陈书同之流都弹冠相庆。这一“决裂” 不断除掉了赵紫阳这个危险人物，而且可以使行为乖僻的邓小平有所省悟。他们不以赵紫阳的去职为满足，他们力图把赵紫阳锁进大狱，於是一个由王任重为首的赵紫阳专案组成立，专司搜集赵紫阳的罪证以确定其罪名。搜集工作持续数年并无所获。既搞不到赵紫阳与民间“反动” 势力勾结的证据，也就无法把赵紫阳投进大牢，只好把他禁闭在富强胡同的住所里。
   这种情况下，民运之中则有人说话了。他们指责赵紫阳不敢真正与人民结合，指责赵紫阳在历史关头没有叶尔钦的魄力勇气。他们认为赵紫阳应该公开站出来号召人民，应该策动军队中的进步力量作决断行动。他们甚至认为赵紫阳十几年来都会在悔恨之中，悔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作，而窝窝囊囊地被禁闭到死。
   这是多么超越客观现实、非历史性的偏执观点。1991年的苏联与1989年的中国大相径庭。那时苏共的元老级人物早已全部过世。党内斗争存在于相同政治资历的人们之间。更何况在此之前苏联已初建了民主架构。民选出了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使政变者天然处於理亏的境地。而在中国，顽固派元老人物还有相当数量和能量。社会结构中丝毫没有民主架构的影子。赵紫阳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与中共军队毫无渊源，他如何能策动军队？推而论之，就算有军、师级的军方人物敢挺身而出，赵紫阳也不会轻易允诺。一是他根本就没有过以武力方式来改变中国政治状况的意图。二是这种作法亦无胜算。
   有人会以上述两点来指责乃至否定赵紫阳。和平演变与武装革命这两种变革社会的方式，见仁见智，不宜互相否定指责。而要求投身中共行列半个世纪，身居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以武装革命方式来推倒中共政体，他作不到这一点就要予以指责之、否定之。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文革前中共御用文人在搞所谓革命大批判时，以岳飞只抵抗金兵而没有与农民起义结合推翻宋朝，甚至还镇压过农民起义，据而否定之。对这种荒谬粗暴的思维方式实在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赵紫阳是以没有胜算而不允诺，那也是不可予以指责的。一旦动武。失败者当身家性命都化为乌有。也许赵紫阳不愿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不愿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但这很可理解。谭嗣同固然非常值得钦佩，但却不可以要求其它社会变革者都去做谭嗣同。中国当代有组织的民主运动从1978年底的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七年历史了。慷慨激昂身陷黑牢者甚众，但亦毕竟没有出一个谭嗣同。八九学运声势之浩大空前而且可能绝后，牺牲者数以千计，但没有一个学运领袖为之捐躯。这固然无可指责，但既然如此，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赵紫阳作谭嗣同呢？
   在共产党体系中作纵向比较可以发现赵紫阳达到了何等的高度。中共建政后的几次大的党内斗争，无论其内涵和程度与赵紫阳的事迹都无可比拟。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事务中的胡来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都以认错收场。1966年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抵制毛泽东文化革命高层清洗的对策是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大搞第二次反右。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前俯首缄默。即使是正直敢为的胡耀邦也曾作检讨。只有1989年的赵紫阳才宁折不弯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主张。即使邓小平曾是赏识提拔自己的恩师，赵紫阳也毅然摈弃中国几千年官场伦理文化，以社会正义为重，与邓小平决裂。这是多么难能可贵。更何况赵紫阳与邓小平和所有中共顽固派之争早已不是某些治国方法之争，而是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把中共党内斗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共党内斗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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