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第三章、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工人運動中不居指導地位

從十三世紀的大憲章到1688年“光榮革命”，那種以中庸緩和的態度處置社會爭端已成為一種民族精神遺產潛移默化在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各階層人民的頭腦之中。這在憲章運動中有鮮明的體現。三次憲章運動規模宏大，持續十多年，參加者有數百萬人之多。數萬人乃至十幾萬人的集會經常出現。雖然在進行過程中，曾有領導人主張發動武裝起義，亦出現過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但其主流一直主張用和平手段去表達訴求。與此同時統治集團也做出了一些姿態。儘管他們拒絕接受憲章情願，但卻也在其他方面作了努力。如於1846年取消“穀物法”，1847年實行女工，童工10小時工作法案，以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處境。而最重要的是絕不輕易動用武力鎮壓。尤其是在1848年春季的第三次憲章運動高潮中，形勢特別緊張，那時法國剛爆發二月革命。消息傳來，社會上瀰漫著不詳的氣氛，三月六日倫敦又發生了失業工人與警察的衝突和暴力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內閣當局仍然允許請願集會照常舉行，並警告地方當局不要干涉民眾集會，不可輕易進行逮捕。首相羅素極力避免發生劇烈衝突。他表示：“我相信他們(指政府武力)會輕而易舉地戰勝倫敦的暴民。但是傷害任何一條人命，都會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會安靜地、順利地成為過去”。

六十年代中期，爭取普選權的社會運動重新高潮。1866年7月，倫敦海德公園20萬民眾集會。保守黨內閣不得不實行選舉制度的改革，降低財產限制額，選民人數遂從135萬增至225萬。爾後，1884年再次改革，降低限額，選民人數續增為450萬。

如果說英國工人運動以和平的方式出現，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在英國缺乏影響力的佐證的話，那麼，法國接連不斷的暴力革命是否就可以作為法國工人運動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證據呢﹖當然不是。且不說1848年2月在巴黎還找不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子，即便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時期，在民眾所選出的六十幾名公社委員中，有蒲魯東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就是沒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

法蘭西躁動的民族性格使社會矛盾往往表現得十分尖銳，動輒訴諸暴力。從1789年到1871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這幾乎成了傳統。一場風暴驟然降臨時，即使雙方都始料不及卻又全力以赴。沒有轉圓，缺乏妥協。1871年的3.18起義帶有偶發色彩，否則一向不主張暴力革命的蒲魯東主義者就不會側身其中。而事件一旦發生，大資產階級想到的也只是如何血洗工人巴黎。對這一再發生的民族大流血，馬克思主義沒有責任。而當馬克思主義真的在法蘭西土地上有所傳播時，暴力革命的烽煙卻已在這塊土地上熄滅。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更準確地說，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按說，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祖國的工人運動應會有相當的影響力，然而情況並非如此。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活動的地區並不在德國。馬克思1843年就遷居巴黎。1845年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到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1848年又被比利時當局驅逐回到德國。1849年再度到倫敦並終老於斯。恩格斯於1842年被其父派往英國曼徹斯特“歐文─恩格斯棉紡場”的辦事處工作。1844年離英回國途經巴黎會見馬克思徹夜深談。後幾年也輾轉在布魯塞爾、巴黎、倫敦之間。1850年重返曼徹斯特從事經商達20年之久。1870年遷居倫敦，並終老於斯。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長期不在德國，這並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思想的影響、學說的傳播並不一定需要學說的創立者身體力行。問題是﹕德國還有另一位德國猶太人在工人階級中做啟思發動工作。他名叫拉薩爾。拉薩爾學識不及馬克思淵博，其理論體系明顯粗糙。但他為人熱情豪放，思維機智，語言敏捷。他深入工人群眾之中，與之交朋結友，很能體恤勞動階級的疾苦，願意細心聽取他們的傾訴呼聲。他還經常向勞工群眾發表演說，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號召他們起來為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而鬥爭。就在拉薩爾向擠滿大廳的工人群眾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時，馬克思卻坐在遙遠的大英博物館裡寫著一本只有很少人能夠看得懂的書。拉薩爾把工人組織起來，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拉薩爾任主席。他極力向工人群眾灌輸他的社會理論以及醫治社會疾病的處方。當然，這些與馬克思主義都相去甚遠。拉薩爾比馬克思年輕7歲，曾有幾次與馬克思相會的經歷，他對馬克思態度頗恭，並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然而，當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拓展出一片天地時，卻對馬克思不表示恭敬了。故此，無論是在思想理論上，或私人關係上，這個雙料同胞的所作所為都令馬克思為之氣結。

拉薩爾的豪放性格最終也害了他自己。1864年8月，為了婚戀問題，他竟置工人運動的大業於不顧去與人決鬥，結果不幸身亡。拉薩爾直接涉足德國工人運動只有幾年工夫，但其影響甚大甚遠。其死後，拉薩爾主義仍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盛行，時至今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仍視其為黨的奠基人，倘若他一直健在，德國黨的歷史將會有所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