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

1996年我撰写“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一文时，“人民文革”之论已由王希哲和郑义分别提出。我没有采用之而另创“人民线索”一词并非不赞成“人民文革”的提法，而是预见到这一提法会遭挑剔。“人民线索”的提法则在学术上有较大回旋余地。但在十年之后，我毅然采用“人民文革”的提法，系考虑到文革中民众反抗运动被极度抹黑的今天，采用词义模糊的“人民线索”一词已不敷使用。不应为回避挑剔而放弃原则，应勇于面对一切现实。

果然，“‘人民文革’说驳难”来了。

再三细读该文，觉得其第一部分观点虽然谬误，但有关文字尚在说理范畴，故与之作如下商榷。

“‘人民文革’说驳难”一文(以下简称“难文”)判定“人民文革”是荒谬的提法。它将文革与德国纳粹相提并论。“难文”说，即使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过反纳粹的行为，也不能说有一个“革命纳粹”、“人民纳粹”。以此为据，“难文”论定，即使文革中民众有“背叛和反思”，也不足构成“人民文革” 。

在此，“难文”一开始就犯了个根本的谬误--把不同的事物等同起来，故其后所言都在作无用功。

德国纳粹是一个涵义完全明确的概念。它包括软件--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硬件--纳粹的政党、政权、军队等等。如果要作类比的话，是应将德国纳粹与中共专制相比。中共专制也是一个完全明确的概念，亦具备其整套的软件和硬件。故此，即使在中共专制之下有各种反抗运动，也不能说社会上存在着一个“革命中共专制”、“人民中共专制”。

可是，“文革”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吗？“文革”的软件、硬件是什么？

“文革”--“文化革命”一词最初的出现，是1965年毛在文艺界开刀，批判所谓文艺界“封资修”时所用的政治术语。他把这一批判(实为文化专制主义的肆虐) 美称为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文化革命。文艺界的遭难是中共高层刘势力被清洗的序幕、先声和铺垫。待到1966年春，毛正式拉开他政治清洗的帷幕时，“文化革命”一词就被毛泽东的文宣机器不动声色地改成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只有少数心水很清的人才会敏感并记录到这一变化。在大多数人意识里，“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只是随机的不同提法而已。而实质上，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不动声色的改变正昭示着“文革”概念的不确定性。

即使是1966年夏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如德国纳粹那样是个确定的事物。你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政治清洗的代名词、别称吗？不对！明明从1966年6月到8月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搞第二次反右；在1966年12月，全国各地工人都风气云涌地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从1967年2月到3月各地军方在大搞镇压反革命；……。这些显然都与毛的政治清洗是两码事。你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镇压吗？也不对。因为1966年10月到11月，民众可以向一些共产党官僚发出指责，心情舒畅得很哩！你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起义吗？还是不对！因为在那一期间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加入到维护原有统治秩序的行列--“保皇派”、“保守派”(即保原有统治秩序派) 中。

或许有“驳难”者会说，“文化大革命”有其“软件”，那就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只是毛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而已。在那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度泛滥的年代，毛的只言片语就被奉为最完备的理论当不足为奇，但时至今日如果还以为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真是贻笑大方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仍似有“软件”，但那是不确定的、混乱的、变动的。如毛起初说“造反有理”，后又指责造反者“怀疑一切”。起初主张各地各单位都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后又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起初主张“对保守组织实行瓦解”，后又主张“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一碗水端平”，“应实行大联合”。

如此混乱的理论、观点、提法--“软件”，算是什么“软件”。

“文革”时期共产党的党政工团都瘫痪、半瘫痪。军队亦一度呈现某种混乱状态。群众组织或兴或亡，其“硬件”之阙如，当无可置疑。

据此分析，把“文革”与纳粹等量齐观系明显谬误。

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它的内涵就是从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的那场社会大波，换言之，“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那场社会大波的名称。“文革”不是一个单一的确定的事物。它不是一种确定的系统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党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政权架构，甚至也不是一个内容单一的社会运动。而其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只是来源于1965年毛的文化打手在文艺界搞的文化专制围剿。设想，如果毛的那场政治清洗没有以文化专制围剿为先导，而是以其它方式展开，那场社会大波将会有另一个名称。故此，既不可望文生义地把“文革”定义为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运动，也不可因那一历史时期中有摧残文化的劣质行为就把“文革”简单化地判定为“革文化的命”。毛对治国方略分歧者兼权力争夺者的刘少奇及附刘官僚的组织清洗，与文化艺术方面正反两方面的内容(要求文化自由和文化专制主义) 都不属于同一事物。故此，“文化革命”既不是文化领域内除旧更新的美好事情，也不仅仅是摧残文化的暴虐运动，还不仅仅是毛的阴谋、官僚的诡计、民众的遭难和反抗。换言之，它是许许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对；彼此相辅或彼此冲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体、混合体。

“文革”这个化合物可以分解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并不是说在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中国社会有两个各不相属的“文革”。它所运载的是这样的涵义，“官方文革”可读为中共官方在那段历史时期中(那段历史时期名叫“文革”) 的所作所为。“人民文革”可读为民众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

官方文革这个混合物还可分出两个亚类，就是毛的文革清洗和中共官僚、中共军方的文革镇压。

毛在文革中主要的行为目的是清洗党内高层异己势力。镇压民众是次要的。从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这两年中(笔者所主张的三年文革论，是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为两年左右)毛的镇压只表现于1968年夏默许各地军方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这在两广表现尤为严酷) 和全面铺开“清理阶级队伍”来对造反派进行“兔死狗烹”。

官僚和军方在文革中的主要行为目的是镇压群众。从1966年夏刘少奇的“资反线”到1967年军方的早春镇反，再到1967年夏操纵保皇派打杀造反派，直至1968年夏季大镇压，文革镇压始终是官僚和军方行为的主旋律。

当然，在毛的文革清洗、官僚和军方的文革镇压和民众的文革反抗之外，还有些其它无法划归以上三大类的内容。如1966年12月的“反革命经济主义”；1967年夏秋某些省份造反派取得胜利后的分裂互斗；某些地方官僚乃至军方头目出于政治投机去支持造反派等等。这些与那三大块相比居次要地位，无以改变文革大波的基本形态。打个比方，粤菜中有一道叫“炒三鲜”，即鲜虾、鲜鱿鱼、鲜带子。这三样是“炒三鲜”的主干，其它还有葱、姜、蒜等等。葱、姜、蒜之类的存在当不会改变“炒三鲜”的基本形态。

虽然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还是会有些人对“人民文革”的提法难以接受。对此，笔者表示体谅。因为这些年来中共御用文人以及某些类似“难文”作者那样的所谓独立文人别有用心地或神经质地对“文革”不加区分地破口大骂，以至至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晓“文革”大波中存有正义的、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反抗运动。总以为“文革”只有毛的政治清洗、官僚的文革镇压和民众之间毫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神经错乱般的互斗之类。于是，“文革”变成了一个绝对负面的词。而“人民”一词是正面的，(尽管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在盗用、糟蹋这个词) 把“人民”和“文革”连在一起，人们总感到别扭，难以接受。

观念的转变和更新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然而我深信，任何一个原来对“人民文革”无所了解的人，只要不预设立场，心态平衡、不怀偏见，只要肯读一读笔者约七十万字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的话，他会重新有所思索、判定，起码不会断然否定<人民文革>的存在。

二、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

通读“难文”，可以发现该文仅置疑<人民文革>一项还有些许说理的痕迹，其它就都是天马行空般的“激扬文字”。我知道这种文风。毛是开创现代这种文风的祖师爷。从其青年时的“指点江山”到老年时的“不需放屁”完成其全过程。“文革”初期贵族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继承了毛风之真传。想不到时至近四十年之后此风还“激扬”在刘自立先生的笔下。

毛泽东曾经把他“浪漫主义”的情怀诗才用于治国安邦，明明是普遍贫穷甚至哀鸿遍野，他还要说是“莺歌燕舞”，由此真不知给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带来何其巨大的灾难。现今如又有人要以此情怀、诗才来参与“文革”评判，亦不知要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难文”的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往往使我们这类严肃艰难“爬格子”的历史研究者瞠乎其后。这类文章往往只作结论，而不屑以事实去论证。在某些人的潜意识中，只作结论是多么潇洒，而一件一样地去论证是多么的猥琐。“难文”的作者在“驳难”别人的观点时，甚至连别人的文章都不愿去细读。

譬如，我在“论人民文革”一文中明明白白写道：“至于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可是“难文”却说：“‘人民文革’说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红卫兵”的造反，是属于“人民”范畴。”我想，如果“难文”的作者不致是蓄意篡改我的文字，那么就是只在十分草率地浏览一下我的文章后，就迫不及待地去着手“驳难”，以至弄出如此截然相反的文字。这无疑是一种十分粗糙乃至粗暴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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