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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之魂,吾当毕生招之
“人民文革”之魂,吾当毕生招之
--回应卫子游先生的“评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
拙文“论人民文革”在<北春>元月号上发表后,有人即撰文进行“驳难”、抨击。这是正常的,因为自由表达观点分歧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北京之春>三月号上刊登了署名卫子游的题为“评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的文章。阅毕不胜慨叹。现谨回应如下。
一、建议“人民文革”论的反对者去击打它的要害
我的“人民文革”史观是这样表述的。
首先是分析、判定“文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物、事件,而是一场连绵两年多(1966年春末夏初到1968年夏秋)的、内容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大波。这场社会大波是许许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对;彼此相辅或彼此冲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体、混合体。这个化合物可以分解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官方文革这个混合物还可分出毛的文革清洗和中共官僚、中共军方的文革镇压。
二是界定“人民文革”的定义域、或曰“人民文革”的内容。即“人民文革”是“文革”期间--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民众反政治歧视、发政治迫害的行动。这一界定就把某些取得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的造反派组织(以上海“工总”为最典型代表)听命于毛宗派的行动;把北京某些名牌学生组织揪斗“黑帮”、“叛徒集团”之类的行动;把某些省份(较典型的是浙江、四川、湖南等)的造反派取得胜利后分裂互斗的行动;甚至也把所谓一月革命、夺地方各级和各单位中共干部的权的行动排除在外。当然更把“文革”之初中学生的“破四旧”、贵族红卫兵的“红色恐怖运动”排除在外了。
在我七十多万的文革史论中,起码十二万字的<文化革命简析>、十五万字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和十八万字的<基层文革泥泞路>是以编年体乃至编月体的方式记载了那近两年的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件、情况,其中有许多是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记实。
在记述这些史实的基础上,我分析了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的特殊性--趁共产党内斗之历史契机;凭藉毛一时之号召;利用毛暂时之许可。我继而还判断了这一行动的性质--以维护人权为目标的初级层次的民主斗争。
显然,要想推翻、驳倒“人民文革”论就应该“对症下药”,击打“人民文革”论殿堂的要害。
要害之一是“文革”可分解观。你不妨去论证“文革”是个不可分解的、而且又绝对负面的单一事物吧。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人民文革”论的殿堂就会轰然倒塌了。刘自立先生在他的“人民文革说驳难”中(载<民主中国>)曾作此努力,但是,显然没有成功。
要害之二是文革中曾发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的论断。你不妨去表述、论证三年文革中(三个年头、实为两年左右)根本没有什么民众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斗争。当然,为此你就得象我那样撰写全国的、或某个省市的文革编年简史、编月简史。或者你也不必去写,只须针对我在<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基层文革泥泞路>等三部著述中所记述的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事件逐一进行匡正。说明其中哪一些是刘国凯编造出来的,哪一些是刘国凯刻意拔高的,若能这样,“人民文革”论之殿堂也会轰然倒塌。
除了这两条打击途径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它途径。如果打不到这两个要害,“人民文革”之殿堂是推不倒的。前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企图以这样的只言片语来予以击打、推倒,他们说:中共政权下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人民,故也就没有什么人民文革。如此怪异的逻辑、如此荒诞的推论,实在不值一驳。我付之一笑。由它去吧!
<北春>06年3月号上刊登了卫子游先生题为“评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一文。“卫文”欲驳倒“人民文革”史观。这很正常,是他的权利。初看该文题目时心中不无惴惴,待细看后心下即安,因为“卫文”并没有朝那两个要害击打。“人民文革“论殿堂无虞。忙碌之中暗忖,由它去吧!但转念一想:不妥!造一间房子不能以其不倒塌为心安。若门窗被击,墙壁被涂,还是应予修补、清洁的。
由于“卫文”并非对“人民文革”作正规的、系统的驳论,只是在进行零敲碎打式的抨击,故笔者也只好作相应的“接招”了。严格地说,这样“接招”式的文章算不上是文章,不得不写这种“文章”,笔者心头实在充满无奈。
二、误感、硬塞、文不对题与诬陷
“卫文”首先质疑笔者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民间有“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耳语。质疑之一是这耳语的数量,质疑之二是这耳语只是“图嘴巴快活”。在质疑的基础上,“卫文”指责笔者“要把一种民间自发舆论上升到政治思潮的高度”,“认作一股强大的或比较有力的社会政治思潮来看待”,“以此立基写作”。
笔者是没有统计耳语的数量,也无法统计。笔者当然深知那的确是少数。当今中国有十三亿人。其中经历过文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年龄为四十大几、五十多岁的男性工人,以概率论的相关原理作匡算,只有五、六百万。再考虑到这一社会群体在文革中的表现,(有些工人是参加了保皇派、更多工人是逍遥派) 和文革后的许多现实因素,对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怀有记忆和神往的工人,可能就不足百万了。换言之,不足全人口千分之一,是极端少数。
请卫先生耐心查查笔者的文章,笔者什么时候把这耳语说成是“工人中的主流”,是要“上升到政治思潮的高度”了?笔者举出这种占人口比率虽少,但确确实实存在的耳语,只是要用以说明对于“文革”有不同的记忆--自发记忆、灌输记忆、扭曲记忆、灌输扭曲记忆而已。而且笔者在文中早已说明工人的“自发记忆”(表现为“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的耳语)已渐行飘淡,随着那代工人的老去、逝去,这一耳语至今已经沉寂。而灌输记忆、扭曲记忆、灌输扭曲记忆则在中共御用文人和某些所谓独立文人的大肆制作下甚嚣尘上统治了中国社会,成为主流意识。这个主流意识就是把文革先笼统地定论为一场大灾难、大疯狂。谁不认同这个观点谁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接下来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正义斗争也于不动声色之中成了大灾难、大疯狂的组成部分了。中共专制政权的目的正在于此。
笔者对自发记忆、灌输记忆等浓重作墨是要匡正世间对“文革”评判的谬误,击破中共对当年民众正义斗争的抹黑和抹杀,根本没承想今天以那耳语作星火去迅即燃起燎原大势。笔者反复说明的是,肯定“人民文革”,其现实意义是要继承在可能的条件下敢于起来抗争的精神,和借用“人民文革”广泛使用的斗争形式--游行示威、绝食静坐。当今中国各地民众的维权斗争不正是这样吗?字里行间表达得如此清晰,卫先生何以误感出笔者要“闻风即高蹈”?
接下来卫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这场运动从布局,到中局,到最后收官,无论造反派,还是共产党,还是毛泽东,始终都把大调子严格限定在‘文化革命’,对党委的抢班夺权也得在承认共产党绝对领导地位的体制内进行。”这段文字实在滑稽可笑,好比是在说:张三为什么叫张三,因为他叫张三。说了等于没说。笔者在另一篇近作中倒是有一段相关的文字。现兹录于下供卫先生参考: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它的内涵就是从1966年初夏到1968年夏的那场社会大波。换言之,‘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那场社会大波的名称。其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只是来源于1965年毛的文化打手在文艺界搞的文化专制围剿。设想,如果毛的那场政治清洗没有以文化专制围剿为先导,而是以其它方式展开,那场社会大波将会有另一个名称。故此,既不可望文生义地把‘文革’定义为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运动,也不可因那一历史时期中有摧残文化的劣质行为就把‘文革’简单化地判定为‘革文化的命’。毛对治国方略分歧者兼权力争夺者的刘少奇及附刘官僚的组织清洗,与文化艺术方面正反两方面的内容(要求文化自由和文化专制主义) 都不属于同一事物。故此,‘文化革命’既不是文化领域内除旧更新的美好事情,也不仅仅是摧残文化的暴虐运动,还不仅仅是毛的阴谋、官僚的诡计、民众的遭难和反抗。换言之,它是许许多多彼此相似或彼此相对;彼此相辅或彼此冲突的事物、事件的化合物、混合体。”
如此表述,卫先生以为然否?
虽然卫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定义无疑是弄错了,但是卫先生那段文字想表达的意思笔者是理解的认同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虽有夺权,但仍须在共产党体制内进行。故其不具多少进步意义。这个观点不劳卫先生向我讲。早在三十五年前--1971年,笔者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时,就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秘密写作的<文化革命简析>中讲到了。现录以下一段给卫先生阅。
“造反派”们的造反,夺权,一时打乱了这个官僚体制,那么是否也可算一场革命呢?不可以!真正的革命是既有破坏又有建设。“造反派”们的行动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固然他们夺权后若遵照毛的意旨接着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那又会建立起一套政权机构。但这不是建设,是复旧。是把一个打烂了的瓦盆子重新找些土捏起来,而不是创造出质地完全不同的搪磁盆,钢精盆。
本来,对文革期间“抢班夺权”的评判我与卫先生是没有多大歧见的。可是不料卫先生笔锋一转说:“刘国凯先生所主张的再来一次‘人民文革’”“玩弄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用‘人民文革’暗中置换‘人民政革’”“不论是毛泽东版本的文革,还是共产党版本的文革,还是刘国凯版本的人民文革,在我看来,都要不得。”
卫先生把文革期间的“抢班夺权”列入“人民文革”内容。接着说笔者把这种“人民文革”暗中提升为“人民政革”,再大力主张之。笔者对此叫苦不迭。这真是冤枉啊!
三十五年前,笔者年青的头脑已清醒地评判了造反派“夺权”的政治内涵,而今更是明确将“抢班夺权”摒除在“人民文革”之外。“刘国凯版本的人民文革”中根本没有“抢班夺权”一项,而卫先生却硬要将它塞入“刘国凯版本的人民文革”中,再抨击之,这是否类似恶警栽赃捉贼?这如何不冤?
卫先生还决绝地说:“从根本上讲,文革中的‘人民’与毛泽东、共产党并无区别”。
对此我就无言了。这已超出了对“文革”的评析,超出了对“人民文革”的研判,而涉及到对当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则分析。卫先生把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与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与笔者的思想有了无限之大的分歧,那还有什么通过探讨以寻求交集的可能呢?既然“‘人民’与毛泽东、共产党并无区别”,那么,人民在文革中的一切当然都应予以否定了。其实,卫先生真不必去花那么多笔墨,就此一句就言简意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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