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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人民文革丛书卷二)序言 史学的价值源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为刘国凯《人民文革丛书卷二》序
袁红冰
人的历史是意志的展现过程;史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讲述意志外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
在专制政治之下,构成历史的意志可以分为独裁者的意志和体现自由人性的意志两类。然而,由于专制权力几乎垄断了一切,所以,官办史学便成为独裁意志的记录,真实的历史在史学中也因片面的记录而虚假――片面的真实,是比完全的虚假更虚假的“真实”。
自司马迁之后,除个别例外,史学家的实际地位只是专制权力的文奴,他们存在的价值只表现为以溢美之辞,记录独裁者的意志。中共建政之后,将专制政治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精神领域,都处于专制铁幕的沉重阴影之下,独裁者的意志和专制的利益,成为精神创作的唯一价值取向。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迄今为止,御用文人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史》基本上变成毛泽东等得势的独裁者群体的意志展现史,和刘少奇等失势的独裁者群体的苦难史,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苦难则被忽略。
另有为数不多的独立于中共官方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文化大革命”,可惜由于他们所依据的研究资料,绝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官方,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同御用文人的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价值。
刘国凯先生提出的“人民文革”的概念,是中国史学价值体系内的一次精神大革命。 “人民革命”的概念试图冲决专制政治和独裁者意志对史学的桎梏,从属于自由人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起点决定目标。以“人民文革”的理念为出发点,其结果必定是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取代独裁者的意志,成为史学的中心。
这种变化意味着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史学,开始呼唤全新的价值和研究取向。仅凭此点,刘国凯先生的著作,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或许会说《人民文革丛书》不是专业研究者的作品,并以此为理由怀疑作品的价值。我以为,所谓专业研究者主要是指那些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的人。“专门研究”当然会很专业化,不过,正由于需要以研究为生,所以“专门研究”者常会受制于诸多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并因而显得浮躁,流于浅薄,甚至远离真理――世俗的实用主义乃是真理的杀手。
刘国凯不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他是在用心灵来研究,用生命和血来写作。正由于此,他的研究才会超越一切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而直指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真实是史学之魂,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则是史学之魂的核心――这正是刘国凯先生著作价值之所在。我相信,刘国凯先生的努力,将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理的意境。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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