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六八年盛夏---大鎮壓狂潮)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確實,紅旗派在以往近兩年的鬥爭中積累了很大的能量。即使現今其勢力已遠不能與其全盛時期相比,但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社會潛能,用強力把他們鎮壓下去,當然無謂不可,但若要在政治上、心理上將其摧毀卻甚費周章。幸虧中共最高層很快找到了一個極為有效的利器給予廣州軍方,使之得以迅速地把紅旗派置于無以翻身的死地。紅旗派的“七.二一”表忠大游行也就成了它被彻底镇压前的絕響。
第二節、紅旗派全線崩潰
--“反共救國團”超級假案
鑒于六八年春末夏初廣東局勢愈來愈不利于紅旗派,其頭頭們商議向外省尋求支援。同時他們也獲悉北方許多省市的造反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于是“紅司”頭頭武傳斌率一班人北上進京,打算一方面向中央呈遞有關材料,一方面串聯外省各地的造反派組織,召開一個會議,旨在今後相互密切聯繫,交流情況,聲援支持。
七月四日,武傳斌一行到達北京,即展開工作,進展並不順利,會議遲至七月十七日才在北京航空工程學院召開。與會的有全國著名的學生造反派領袖蒯大富和廣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黑龍江“炮轟派”,遼寧“八.三一”等二十幾個组织的代表。武傳斌為會議主持人。
會議無非是交換各省情況,建議設立全國造反派的通訊網,還決定把會議召開的具體情況寫一個報告呈送中央。但實際上這個報告並沒有寫,會議也沒有就任何問題作實質性的有效果的決定。然而武傳斌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個會議給自己和給廣州紅旗派乃至外省的一些造反派組織招至極大的災難。
中共中央最忌憚民眾成立全國性的組織。毛為了發動群眾為其政治大清洗火中取栗,他允許各省市成立群眾組織,其矛頭可指向省、市、中央局一級的高官,但決不允許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為此在運動初期,六六年底就不惜把所有的全國性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反動組織。即使是主要以經濟訴求為目的的組織也不例外,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裏有一個很關鍵而又顯露的要點是,你成立全國性組織矛頭對準誰?若說對準劉、鄧等人,那北京市的造反派就足夠用了。于是這就有了個潛在的可能,全國性的造反派組織將會與毛的中央產生摩擦。現時毛中央及其工具中央文革是以指導者的身份與各省市造反派打交道,那難道今後中央文革將平起平坐地與全國性造反派組織打交道嗎?那成何體統?即使全國性的造反派組織一時還沒膨脹到這樣的地步,那密切聯繫起來的全國各省市的造反派組織也更難駕馭了。故此毛中央絕不允許全國性群眾組織的出現,稍一露端倪便要將它扼殺于搖籃之中。更何況當時已處于毛中央打算以強制手段結束動蕩局面的敏感時期,武傳斌等人的作法無異于給了廣州紅旗派,乃至全國造反派一紙催命符。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等在北京接見廣西兩派代表。這次會議氣氛異常,各巨頭一邊倒地對廣西“四.二二”劈頭蓋腦地大罵,猶以康生最為突出。責罵之中,周恩來與康生都說兩廣地區有“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廣西有分團。有的紅旗派頭頭做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他們都還點了武傳斌的名,斥責他召開“黑會” ,並厲聲問道“要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嗎?”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這次會議江青竟沒有參加。難道她知曉這次接見系宣判造反派,尤其是兩廣造反派的死刑而不忍心出面?因為在表面上造反派是為中央文革所支使的。兔死狗烹的局面她畢竟未能坦然面對。如果真是這樣,那江青也算比不上周、康等人的心腸鐵硬。
七月二十五日接見會的消息傳來,廣州軍區,廣州總派的頭頭骨幹們如獲至寶、歡欣若狂。廣州軍區三軍聯委報大量印刷传
單四處張貼散發仍嫌不夠,甚至用飛機撒下。
廣州市民們接到此傳單後極為驚愕震撼。須知在那個年代,兩派相爭互相罵為“反動”“反革命”,乃至軍區把某派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都不足為奇,也並不必死無疑,唯獨是以臺灣國民黨為背景的“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是殺而無赦的。現“反共救國團”的總團設在廣州,有的旗派頭頭做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此話若出于總派,或廣州軍區都未必可信,但現在是出于周恩來和康生之口,能不相信嗎?于是乎幾天之間,廣州旗派的軍心全線崩潰,政治上,精神上徹底瓦解。僅一個星期前,紅旗派還能組織那等規模宏大,氣勢雄壯的集會游行,而現在則迅速支離破碎,兵無鬥志,只等任人宰割了。
紅旗派的許多骨幹頭頭並不信服周恩來康生的指控。因為這指控太空泛,沒有提出確切的證據。其中思想敏銳者還認為,在如此之大的群眾運動中,旗派的成員參加了地下的反共組織即使有,也很个别,根本不能代表旗派的主流,絲毫左右不了紅旗派的具體行動。然而雖則如此,他們亦無法挽救全線崩潰的局面,無以穩定一般紅旗派成員的軍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廈傾覆而無力回天。
事實證明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經此六八年大鎮壓后又繼有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七年的“一打三反”,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廣東始終未能查出大規模的“反共救國團案”,也沒有證實哪一個旗派的頭頭做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因此,出自周恩來、康生口裏的那些話,完全是捏造和誣陷,所謂“反共救國團”完全是硬扣在紅旗派身上的一個超級假案。而當局就是靠了這個超級假案才得以迅速地把頑強的兩廣造反派群眾組織徹底打壓下去,結束文革群眾運動的局面。
第三節、誣陷、搜捕、屠殺
從六六年起,每個盛夏都是跟血腥恐怖聯繫在一起。六六年有血腥的紅八月,贵族紅衛兵們任意毆打、虐殺“黑五類”。六七年七、八月,廣州總派對紅旗派實施突然襲擊,紅旗派死傷慘重。後紅旗派憤起反擊,總派也付出代價。六八年的盛夏,經過近兩年的反復纏鬥,曾經取得虛幻勝象的紅旗派終于又淪為刀俎上的魚肉,軍方和前總派骨幹分子們向他們掄起了棍棒和屠刀。
在踏平了紅旗派市區各據點,並以“反共救國團”超級假案為利器徹底瓦解了紅旗派的陣線後,就是具體收拾紅旗派的頭頭骨幹人物和鏟平城郊紅旗派的最後幾個據點,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山大學。
約七月底八月初,廣州市街頭出現了許多游行隊伍。準確地說是游街隊伍。大批的“工糾”、“人糾”押著一群群戴著高帽子的人游街。高帽子上寫著“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偽軍官”等等。他們低頭彎腰,步履踉蹌地走著,不時挨幾下“工纠” “人糾”的棍棒。有的游街者還被繩索一個個地牽連起來,仿佛一群牲口似的地被趕著行進。起初這些隊伍都是由街道組織的。紅旗派雖然在社會上一度擁有了那等強大的聲勢,但街道始終是他們最薄弱的環節。中共的戶籍保甲制---居委會,居民小組成功地保存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細胞。在大鎮壓中,這些細胞最先恢復功能,把第一批經典的“階級敵人”押上了祭壇。這也象廣東某些縣份裏和廣西一樣在鎮壓屠殺造反派之前先拿傳統的“階級敵人”開刀。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