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前言一、过程与透析（一）文化革命的序幕

我是文化革命的参加者，目击者，十分愿意把自己对文化革命的一些印象和粗浅看法讲出来跟同志们、朋友们交流，商讨。但由于自己偏居南方一隅，视野狭窄，占有资料少，更兼知识浅陋，因此，不敢企望对文革作全面的总结剖析，更不敢有修编文革史的奢望，只是想通过回顾文化革命的基本过程，基本内容，从中窥见某些实质性的东西。这或许可对七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有志于社会的人们认识文化革命有点参考作用。

由于我是一介平民，耳闻目睹的只是社会上公开表现出来的事件，对高级领导阶层内的种种的内幕并不知晓，因此对这些无以奉告。也许以后会有知情者写出一批“清宫秘史”来加以揭露吧。然而我想，尽管高级领导阶层的某些内部动作对文革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表现并不一定都以此为转移，而且，当那些内部动作一旦影响于社会时，便也就以某些社会事件表现出来，使我们平民百姓亦可观察了解到了。

分析文革，人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促使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清洗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又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出于毛刘之间的权力争夺，有人认为是出于毛刘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亦有人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此外，还不乏其他观点。我认为，分析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并不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冠首。文革中社会上运动的许多客观表现，并不以毛最发动运动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本文在于通过陈述文革的基本过程，基本内容，并进行分析，由表及里，从现象洞察本质。为了本文的这一重心不致分散，因此对促使毛发动运动的原因问题且不予涉及。或许其答案会在对文革进行了陈述剖析后自然得出来。

剖析评判文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应把它看成仅仅是历史工作者份内的事，每一个有志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应给予关切。通过回顾分析文革中一系列纷杂激烈的事变，可以悟出许多道理，得到许多经验和教益。可以澄清现今对文革一些似是而非的评判，戳穿某些人对文革别有用心的歪曲描述。这对我们现今投身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大有帮助的。

希望我的这篇拙作能抛砖引玉，今后会有许多资料丰富，涉猎全面，分析深刻的文章问世。

一、过程与透析

（一）文化革命的序幕

尽管我们暂且不深究毛泽东要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的原因，但从他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来看，他之所以要搞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实现一个空前大清洗计划。很可能，这个计划的雏形，在六十年代初已出现于他的脑际。一九五八年荒谬绝伦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力，把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深渊。当毛从他那刚愎自用的狂热中稍稍清醒了一点后，把烂摊子撂下给刘少奇等，自己退居二线去了，其间还狠狠地惩罚了敢于公开批评他的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业已崩溃的经济挽救过来。然而毛并不赞赏他们。人们很难洞察毛泽东那奇特的逻辑思维，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非但不赞赏刘少奇等人为收拾残局而作的种种努力（这种努力已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反而认为刘等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清算。时至今日，人们也难以弄清这种荒谬的逻辑是渊源于他僵化的头脑，还是出于因为忌恨刘少奇并欲加以清洗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冠冕堂皇蛊惑人心的理论。他声言要抓阶级斗争，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或许，当时刘少奇等人都并未意识到这一“学说”伏下的杀机。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指责文化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主义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不改正，就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十二月毛在一个批示上又训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的指责升了级，他在另一个批示上说：“这些协会（指全国文联所属的协会--笔者注）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语句的字里行间，切齿之声清晰可闻。

果然，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舆论准备后，毛开始了他的具体行动。

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九月，毛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其中包含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材料。于是一场批判运动开始了。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等人的“利润挂帅”；历史学界批判罗尔纲等人对李秀成的评价，批判所谓“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文艺界批判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写真实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等等。

然而，这些文化人显然不是毛的主攻目标，对他们的讨伐只是以后大战役的小序曲而已。那么主要目标是什么人呢？一九六四年毛就包藏祸心地说过：“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一九六五年初，毛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他在这个文件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九月，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与会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那森冷的弦外之音，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会明白。显然，那些“党内走资派（当权派）”，那些“在省和中央工作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那些“中央出的修正主义”才是毛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的主要目标。

毛选择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学术批判引伸为政治讨伐。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叫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搞出来的。文章写成后，毛亲自看了三遍。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在杭州会议上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区区一个吴晗在毛心目中是没有多少斤两的。关键在于从这个突破口，一可以联系彭德怀和尚未倒台的彭式人物；二可以扯出北京市委这个被毛诅咒为“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还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就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个回答颇为圆滑，留有余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十一月二十八日，邓拓对彭真说：“吴晗紧张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回答：“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此之前的九月二十三日，彭也在一次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过：“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彭真对批判吴晗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后把批判吴晗的格调限制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等语句。二月初，彭真主持制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通过后（当时毛在武昌，彭真等人曾携稿到武昌向毛汇报，毛并未正式否决）发给全党。在这种情况下，毛决定立即著手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

三月底，毛在几次谈话中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并诅咒中宣部是阎王殿。还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此时，除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为毛效力，林彪为毛张目外，周恩来也支持了毛。于是，彭真继吴晗被推上了审判台。

四月十六日，毛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取消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二月提纲》。四月二十一日毛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不久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材料。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五月中旬，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五月十六日，毛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另行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翦伯赞之类的文化人早已被骂得狗血淋头，吴晗、邓拓、廖沫沙等高级文化官员亦被伐挞，甚至彭、罗、陆、杨这样中共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也被严加惩处，毛的大清洗计划大概完成得差不多了吧？非也！这一组镜头迭加起来都还只能是往后那场大战役的序幕。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段话意思已很清楚，只差没有点名而已。邓、吴、廖、彭、罗、陆、杨，可算是“已被识破”的，那么“还没有被识破的”，“受到信用的”是谁呢？姑且不管他是谁，反正有。而这些尚“没有被识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才是毛泽东决心要倾全力予以清洗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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