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组。当时毛不在北京，六月七日，毛曾从杭州作电话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自刘少奇等决定派工作组之日起，一场毛、刘势力之间的清洗与反清洗，肃整与反肃整的斗争正式开始。历史业已摆明，刘势力的反清洗、反肃整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这失败的原因既有历史条件的不利因素，也由于刘势力自身的懦弱。

   清洗刘少奇等，决不是毛临时的决定。早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毛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从六四年发动“学术批判”，到六五、六六年清洗邓、吴、廖，彭、罗、陆、杨，这都是为最后目的服务的。刘少奇在毛的一系列进逼前，步步退让，委曲求全，甚至为保全自己，不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从而使自己失去力量，失掉人心。最后，在毛发动总攻击时，仓促应战，一败涂地。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除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外，对文艺和社会科学也采取了比较开明宽容的态度，从而带来了文艺的一度繁荣。使自五七年“反右”的思想文化围剿后凋零枯谢的文艺花园又初呈生机。然而这竟被毛视为大逆不道。六三、六四年间，他连续声色俱厉发出指责，并于六四年下半年发动了那场充满文化专制主义的“学术批判”。他的文化打手们横蛮无理，任意整人。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刘少奇等竟缄口不言，袖手旁观。为了表示不悖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六四年九月，刘主持制定了“后十条”，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作为运动对象。尽管农村干部中多吃多占，贪污枉法甚至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不乏其人，但一旦以一个政治运动来加以处置，就必然会弊端丛生，伤害无辜。

   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毛已经开始在中共高级领导阶层进行清洗。从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首先遭殃到六六年五月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一大班领导人被肃整，刘少奇都没有挺身而出为之解围。他们只求明哲保身而放弃原则。或许他们还觉得以自己在党内的资历、职位、威信和实力，毛是不可能如法炮制他们的。只要能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就可相安无事。然而刘少奇们失算了，毛采用了另一种方法炮制他们：在北京各校煽动起一场大字报风潮。尽管大字报的矛头暂时还只是指向校党委。但若任其漫延下去，锋芒何指，实难预料。如果一旦这些不无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甚至污蔑诽谤的大字报大行其道以至流毒全国，那将会大大损害许多干部和自己的形象，后果极为严重，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于是刘少奇等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派出工作组，控制局面。

   庞大的工作组迅速地、实际上是仓促地成立起来，并立即开往各院校，六月三日刘少奇等制定了“中央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开会在校园内开，不在街上开”，“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为了既能控制局势又不以压制“革命”的形象出现于沸沸扬扬的大学校园，刘少奇等又舍弃了一些牺牲品。

   六月十二日，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突然被停职反省。外地一些中央局和省委书记们也群起效仿。南京大学匡亚明、上海艺术学院贺绿汀、广州中山医学院柯麟等许多高等院校的领导人都遭了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可是，局势并不如意。许多院校里仍然一片纷乱，许多学生公然攻击“中央八条”是束缚革命群众的“条条框框”，攻击工作组包庇黑帮压制革命，扬言要从工作组手里夺回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六月二十日前后，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都被学生赶。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等不得不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各院校工作组都大力进行“反干扰”，把一些学生（也有教师）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不少人被整得神经失常，甚至有人自杀身死。这些就是后来被毛斥之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果“资反线”的打击范围仅此为止，那为祸尚不算烈。但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自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再加上第二天登了聂的大字报，一场第二次反右运动迅速扑向人民大众。

   应该说，这场“反右”运动在年初已开始了，只是那时范围尚小，而且不大公开。中央把夏衍、田汉、翦伯赞等一批文化人（多为党内人士。党外文化人自五七年后已噤若寒蝉）推出批判，各地无不起而效法，例如广东就把秦牧、欧阳山、容庚等作家教授列为批判对象。又如湖北有李达、湖南有康濯、河南有郭晓棠等等。由于中央把打击范围从文化人扩展到陆定一、周扬等一类掌管文化方面的官员，各地亦步亦趋，例如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就把新任不久的中南局宣传部长，原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王匡推出作批判的靶子。还说：“秦牧这个人是有后台的，后台就是王匡。”“王匡这个人长期右倾(陶铸语）。”从这些事情人们可以窥见中共党内斗争的阴森刻毒。为了保自己，翻脸无情，硬把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黑帽子扣在同僚的头上，让他去充当挨箭的靶子，以使自己躲过灾祸。很可能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毛的种种作法内心并不赞同，但一旦毛搅起了风雨，他们却非但不敢抗争，反而曲意奉承，不惜向跟自己共事多年的同僚下手，把他们推出作政治牺牲品，以向毛交账。当然这高级干部也有其苦衷。在毛的封建集权制下，领袖即党，朕即国家，他们为臣的岂能跟天子抗争呢？然而他们还是难辞其咎的。毛封建专制的建立，岂他个人之力所及？除了他的亲信爪牙为之效力张目外，许多高级干部都曾自觉不自觉地为其铺砌那专制主义大厦的砖柱。远的不谈，光看六三年到六六年之间，什么学毛著运动，什么“马列主义顶峰论”，什么“永不落的红太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开不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作不完的讲用报告，出不完的“红宝书”。毛早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成了真理的化身，革命的活佛。随著个人迷信的盛行，个人专权也形成了。尤其可恶的是，这些中共高级干部还把毛搅起的这场风雨转化为一场狂乱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如果说北京高等院校中那些胆大妄为批校党委、赶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尚可算是咎由自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再一次受戕害荼毒则纯属无辜了。他们这样干显然是为了把毛撩起的这场火往别处烧，往群众身上烧。这样既可惩治那些学生，控制局势，又可显示他们仍然是坚决实行毛“阶级斗争” 革命的斗士，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政治鲜血去染红他们的革命桂冠。

   五月九日，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的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

   五月十九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报告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陶铸指示赵紫阳：大学文化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这与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夕毛泽东所作内部指示的用语口吻极为相似。

   七月初刘少奇又批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

   七月三日王任重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提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搞“反右斗争”？这太好了！各级政工干部和基层单位的领导们大为高兴，因为这太合乎他们的胃口和需要了。

   自从六四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突出政治”以来，社会上已愈来愈浓地弥漫一种奇特的气氛，既热烈又阴森，既激昂又窒息。“讲用会”上，“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热烈掌声雷动，而时时又有阴森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掠过那些“落后分子”的脸庞。当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高呼“革命口号”的时候，许多人谨小慎微，言不由衷，诚惶诚恐。

   六四年以后各单位都成立了政工部门，按照不同的级别称为政治部、政治处、政治办公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职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神色严峻，权威显赫。既有不少人对他们竭力讨好，巴结奉迎，也有更多的人对他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他们的“阶级斗争”神经最灵敏，不愧为神圣的卫道士。打击思想异端是他们的天职和最惬意的工作。他们无须去从事卑贱的生产劳动和琐碎的业务工作，而专门去磨那阶级斗争之剑，随时准备斩向逆忤者的头颅。要搞“反右运动”了，啊！多好的“阶级斗争”战场！他们可以纵横驰骋大显身手了，而且一定会战绩辉煌，嘉奖和晋升也必将随之而至。

   “反右”也是基层官僚们大搞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权威的大好时机。“右派”的划定极富伸缩性。它既不象地主富农，资本家要具体考察财产、收入、雇工方式来确定，也不象“反”“坏”那样要经过司法部门审查定案，只要抓住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几句话，某些表现便可划为“右派”。当年划分“右派”的基本标准就有：一、污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恶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注一]这几条标准掌握在基层官僚的手里确实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要怎么打人就怎么打人。

   不过，一九六六年跟一九五七年毕竟有很大不同。那次是在“诚恳”地要人讲话，请人帮党整风后，一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乘机向党“进攻”，从而“觉察”了他们的“右派”面目，再立即组织左派围而歼之。可是这一次呢？还没有请人讲话就要抓“右派”，那该怎么抓法呢？办法总是有的。毛发动学生们贴大字报揭露“黑帮”，政工干部和基层领导为何不可以发动本单位的积极分子去贴大字报揭露“右派”分子呢？何况《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地为这种“革命大字报”喝彩哩！

   所有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文教医疗、科研机关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由单位里党组织领导人和政工干部充任。学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校领导垮了得由工作组领导，没有垮的仍由学校党组织领导。北京的情形多为前者，各地多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