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批资反线”

   经过了两个回合的较量，局面仍未打开，但是毛并不气馁，他又开始作新的行动部署。毛意识到若要发动起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并将其纳入自己预期的轨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就必须解除束缚着一些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必须把那些没有纳入预期的轨道而又拉不回来的运动形态予以压制，舍此别无它法。

   十月五日毛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称: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分子”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要销毁。中央在此文件上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十月六日由首都“三司”[注一]发起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各地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余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注意，此时已以“革命师生”取代八、九月份毛接见红卫兵所用的“红卫兵”一词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表示支持。这次大会可视为运动转入“批资反线”的标志。从此平民红卫兵----少数派的组织得了急剧的发展，声势日盆壮大。曾挨工作组整的学生不但得到了彻底平反，而且成了英雄人物。清华的蒯大富，师大的谭厚兰等人此时都成了举世瞩目的佼佼者。

   十月九日，首都“二司”(高、军干子弟主导的红卫兵组织)也主持召开同样内容的大会，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都不出席，明确表示支持“三司”--平民红卫兵的态度。

   从十月八日到二十八日，毛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刘邓在会上作了检查。陈伯达作了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其中说：“如高干弟子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最好让与工农兵普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理”。这次会议毛表达了决心，并力图在高级阶层中扫除障碍。

   十一月六日毛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指出：“对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

   这一断然措施出乎各级当权派的意料之外。一个月前“紧急指示”下达时他们并不怎么理睬，因为那个文件只适合于学校，只是给那些因对校党委、工作组提议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学生平反。而我们这里情况则不同，那些“小吴晗”、“小邓拓”、“右派”是因日常有“右派”言论或有其他政治问题才被评判揪斗的，对这些人当然不用平反，材料也不须烧毁。可是现在这个“补充规定”是怎么搞的？“十六条”里不是也说过真正的右派分子还是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吗？现在把材料烧毁了，到时候凭什么去处理？他们犹豫不决。直到省市委也层层下指示，各单位党组织均须按此中央文件执行时，他们无可奈何，磨磨蹭蹭地办理。但还是有些单位、部门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收藏起来，或加以复制保留，收藏到保卫部门甚至军事机关里。

   人民群众也十分惊异，难道真的今非昔比，世事大变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还要再想一想看一看。“十六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一些学生娃娃在社会上闹了一阵，搞不出什么名堂，倒吃了不少苦头。

   事实很快表明中央这次说话是算数的，有的单位已在照章办理了。在这之中，一些学生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督促本校党委迅速交出并处理材料。一旦发现有收藏转移的迹象便穷追猛打，连保卫部门的办公室都敢冲。在平民红卫兵的这种勇敢行动的影响下(这些行动往往由传单公之于世)，工厂、机关、各种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们也渐渐行动起来。有的单位迟迟没有处理材料，群众中就有人敢於出来质询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的“补充规定”终於得到了全面贯彻。这时人民群众中许多人对毛十分感激，觉得全靠他的决策才解除了不幸。

   事情的发展不仅仅是处理材料而已，还要大张旗鼓地搞批判“资反线”。毛指出，这条整群众的“资反线”是刘少奇等制造的。所有的工作组及各单位掌握运动的党组织都犯了执行这个“资反线”的错误，因而都应作为这条“资反线”的执行者接受群众的批判。对“资反线”最初的解释是，在运动初期把学校里敢於向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作法。后来的解释加宽了，把所有在工厂、企业、机关、各种事业单位里揪“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分子”的作法都归为“资反线”的表现。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处於受批判的地位，他们的心情是埋怨的。他们起先简直不明白自己是怎么错的，后来听说是执行了刘少奇等人制定的“资反线”，心里也不无怨言。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下级就是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当时能不执行这条路线吗？而且搞无产阶级专政，整那些人会错到哪里去？销毁材料就很够了，还要搞什么批判？但局势竟是如此的一塌糊涂，难以理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股劲地鼓吹批“资反线”。昔日颇为恭顺的群众也出言不逊了。无奈，他们只好公开作检查，承认执行了上面制定下来的“资反线”，向被整过的群众赔礼道歉。

   由於这样广泛开展了批“资反线”，人民群众才敢真正动起来。这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下半月到年底。

   首先是平民红卫兵的势力急剧增长，迅速变为多数派。许许多多原来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都纷纷加入里面去，或自行成立组织。这一阶段平民红卫兵势力的膨胀与批判“血统论”是分不开的。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对“血统论”的抨击远较八、九月份激烈。中央文革此时公开支持这一抨击。“鬼见愁”对联受到彻底的批判和鄙弃。北京遇罗克反“血统论” 的文章此时得到转抄流传。於是大批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都成了平民红卫兵战士。不过这些组织都不再单纯称“红卫兵”，而仿效北京几个最老资格的革命红卫兵组织那样叫作“红旗”、“东方红公社”、“红色造反团”之类，有些则以记念意义日子来命名。如福建“八.二九总司”、辽宁“八.三一”、“重大八.一五”、“川大八.二六”、“中大八.三一”、安徽“八.二七”等等。单纯的“红卫兵”之称已不时髦了。它甚至使人联想起来“红色恐怖分子”。例如武汉的“红五类”红卫兵在其大旗上只写“红卫兵”三字，而被人们贬称为“三字兵”。它以后成为“百万雄师”的搭档。

   不红不黑的所谓“灰色阶层”的子弟在平民红卫兵组织中越来越起着中坚骨干作用。城市里真正出身血统工人的学生并不很多，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教师、职员、自由职业和颇为复杂的城市贫民则为数不少。出身于“灰色阶层”的学生在八、九月份的“红卫兵”运动中受到冷遇，其中好胜心强的对此甚为不满。也有些爱虚荣的软骨货则去讨好“红五类”红卫兵，被吸收加入所谓“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哈巴狗组织。批“资反线”兴起后，此类组织立即烟消云散，而那些个性刚强者则以极大的热忱去加入或成立平民红卫兵组织，戴上“红旗”、“东方红”之类的袖章，扬眉吐气地出现在校园里、街道上。他们感到是毛的政策让他们也享有了这政治荣誉，因此决心要去为“伟大领袖”尽忠效力。

   此时“红五类”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的矛盾远较八、九月份普遍尖锐。前者看到后者力量迅速增强，从轻蔑到恐慌憎恨，悻悻地骂道：“狗惠子！”，“黑五类”！“只准红五类造反，不准黑五类翻天”！而后者则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斥责他们是“资反线”的打手，推行“血统论”，大搞“红色恐怖”。在这场争执中，后者明显占了上风。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同情，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运动中的突出表现。

   所谓“职员”成份是指解放前在政府机关和一般企业中任文职的雇员。再细分一些还可以分为“伪职员”和“旧职员”。前者任职于政府机关，后者任职于企业部门。职员人数虽不很多，但颇有能量。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社会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他们。“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读书一般都比较用功，成绩较好。他们不象一些工人、小商贩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满足于以做工为职业，也不象父母为干部的学生有恃无恐，自然有坦荡的前途。六三、六四年后“阶级斗争”日渐泛滥使他们的社会等级每况愈下。他们在苦闷中为前途挣扎。文革前许多工人、小贩商之类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读完小学或初中就停学谋生了，因而在高中生，大学生里“职员”家庭出身的比例远较社会上为高。

   “职员”成分争议最大，他们曾为国民党和资本家服务，有的还有点政历问题。从现时来看他们多为国家机关、国营企业里的行政或技术干部。有些“红五类”红卫兵对此恨恨地骂道：“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在“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有些职员子弟不服气，拿出一本中共的“怎么分析农村阶级”的书来，里面有一句是“职员成分与工人同”，藉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高干子弟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如果把黑五类扩展成黑八类，那他们就是老八。职员成分是“灰色阶层”中最灰的。

   批判“资反线”，批判“血统论”，职员子弟在“灰色阶层”出身的学生中表现最为活跃。常常是他们首先揭竿而起，大喊大叫。在跟高干、军干子弟的冲突中他们也往往是主力。此后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许多成为造反派的头头。那些出身正式黑类的学生此时虽然也被吸收加入组织，但他们大多还心有余悸，且有自知之明。能不象前一阶那样受歧视，被侮辱就不错了，他们身上背的大黑锅使他们始终不敢过於锋芒毕露，因为黑几类究竟还是专政对象。

   此时，在“破四旧”，扫荡“黑五类”的狂潮不可一世的“红五类”红卫兵度过了他们的鼎盛时期。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弟，愈来愈感到不是味道。革命似乎革出鬼来了。自己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要作检查挨批判。更可怕的是那顶“走资派”的帽子竟总在自己父辈的头上盘旋，不知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扣个正着。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革命”这个词本来是那么潇洒写意。老子们天生下来就是革命者！老子们的老子革了旧中国的命，打下天下，是英雄。今天输到老子们继承父业去革那些“黑六类”狗惠子们的命，是好汉。抓、抄、打、游街、随心所欲，何等快意！革命的涵义本来就理当如此，何为现在竟节外生枝，搞起什么批“资反线”，揪“走资派”来？这也算是革命？革谁的命？随着批、揪声浪的高潮，一切伦理关系都在改变颠倒，过去那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低眉顺眼的狗惠子们神色自若了。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灰色阶级”的混蛋们竟大模大样，口出狂言，而自己那一向令人羡慕的高干子弟地位正在向“黑帮”子弟转化。“黑七类”之中的老七就要由自己去充当，自己就要从社会金碧辉煌的最高层跌入最黑暗凄凉的深渊！那些曾跟自己同享荣耀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却不能跟自己共赴劫难，有的消沉，有的离散，有的甚至叛变到对立的营垒中去了。高干子弟愤怒若狂，他们把满腔怒火倾泄到少数派(其实正在变为多数派)的平民红卫兵身上，他们操着其代表人谭力夫的话对少数派喝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他们还经常冲击少数派的总部，挥拳殴打，砸毁桌椅用具。